检察官论文选题

论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论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论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 关于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论法与正义 论法律移植 论法的功能 论法律信仰 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论隐私及其立法保护 论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论国家司法豁免权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论中国的领海制度 论契约自由原则 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论无权代理 论知识产权法律特征 20。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讨论 论无效合同的确认和处理 论合同的违约责任 论罪刑法定原则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诉讼成本论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论虚假广告罪的构成 论非法传销与刑事犯罪 论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 论权利质押 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运用 论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思考 论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 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思考 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 网络立法研究 网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 论正当防卫 试论侵权著作权的犯罪 论刑法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时的关系 论刑法的效力 论数罪并罚 论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论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56。论诉讼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58。论公司的法律人格 论律师的诉讼地位 反垄断立法的几个问题 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 论我国的物权体系 制定民法典若干问题浅论 我国反倾销制度评析 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执行难原因探析与对策研究 论刑事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论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完善 论夫妻忠诚义务与我国婚姻法完善 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 关于新时期我国军事法体系建构的设想 中国军事法的历史演进 论我国军事法治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军事法文化的若干特征 我国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 中外军事法律文化比较 论军事法的价值构造 维护军事秩序与军人合法权益 论我国军事刑法体系的构造 我国军事法的本土资源探析 试论军队律师队伍制度的特点及其体系构造 论新《立法法》对军事立法秩序的优化 83论军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国防动员立法研究 论我国军事行政执法的特点 新时期完善军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论军事执法中武装冲突法的地位和作用 对台军事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现代战争与战争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对台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据 从国际法看台湾的主权归属 论战时军事刑事诉讼制度 论战时军事审判制度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研究 提高依法治军水平的法理思考 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 国防监查法律制度研究 论法制教育与依法治军 军事法人才培养与改革 论我国军事法制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5050)

2010年1月《中国检察官》经国家出版总署批准正式改为半月刊。改版后的《中国检察官》上半月为（司法实务）：刊登检察实务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方面的文章，帮助解决检察实务中的重点、难点、热点等疑难问题，辟有“专题”、“检察长视界”、“检查前沿”、“公诉方略”、“检察大讲堂”、“职务犯罪与预防”、“法制新论荟萃”、“检察人物”、“检察动态”、“学员之窗”、“检察文苑等栏目。下半月为（经典案例）：以检察案例为主，通过对个案的分析、说理、论证，做到解难解疑，为办案一线的检察官提供指导和参考，帮助检察官正确把握和理解办案中的问题重点，能够正确分析、处理办案中的难点和疑点。辟有 “专题”、“案说检察”、“热按聚焦”、“个案公诉”、“疑案精解”、“专家诊案”、“重案侦查” “判案研读”、“新案速解”、“域外案牍”、“ 名案回放”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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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无罪推定原则 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法第286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关于县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构建的调查报告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合同解除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具体行政行为越权与滥用权力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劳动力派遣法律研究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论共同海损构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论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论税收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的完善 论我国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现代法律文化与民族婚姻的冲突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浅淡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认定渎职罪相关问题的探析 如何实现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试论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试论人民调解的创新与发展 试论我国的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中的“错误逮捕”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我国票据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及建议 洗钱犯罪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可行性研究 浅析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 保证人放弃主债时效抗辩时能否行使追偿权辨析 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责任承担 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论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法律监管 论企业社会责任——一种法经济学的解读 电子商务时代的反垄断规制———以B2B交易市场为视角 论产品瑕疵责任与产品缺陷责任 域名不正当抢注的法律规制 论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利益相关者对重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浅议我国国企改制成果分享中的股权激励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论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无讼”与中国古代司法 “无为而治”法哲学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 从天理到人情——论自然法本质的演变 论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失去 论西方平等观念的确立及其影响 西方自然法的演变与发展 正义与法律关系的新论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点浅探 中国式衡平——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浅析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权利意识的现代解读—论我国公民人身权的发展与保护 法治社会中应然性的精神核心—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论法律的权威性 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危机及其拯救 论人权保障之全球化 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清朝律与例的关系 试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浅谈德主刑辅思想的现实意义 1946：《中华民国宪法》评析 中国古代服制的作用——以唐代服制为代表进行研究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贵州苗族习惯法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反排寨”为例 论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构想 论司法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从先占原则论钓鱼岛的地位 我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 论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多哈回合的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探析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试析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浅析可转让排污权交易与最优排污量控制 侦察监督中的检警关系 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反思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论民事诉讼契约 论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论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论我国强制措施的完善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的保障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论仲裁的受案范围 论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浅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浅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 浅谈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及完善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完善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的构建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浅论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中国生存权意义探讨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暴力的内涵 论洗钱罪 论刑罚的目的 论刑罚功能的实现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论刑法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论自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浅析非法行医罪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约束 探析盗窃代币卡犯罪既、未遂的认定 我国死刑废止后的制度完善 对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的初步研究 夫妻忠实义务法律问题的探讨 论公司的瑕疵设立 论公司要约收购 论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范围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效力 论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浅论祖传物品的法律保护 浅述著作权侵权行为 浅析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浅析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浅议票据无因性 商品房地下车位权属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试论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比较及其意义 作品角色的权利属性及保护 保险法律体系历史演进比较研究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探讨

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基层检察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一、业务立检，彰显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成效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践。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须通过检察实践，开展业务工作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突出重点，坚持以办案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 作为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的检察院，我院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刑检工作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公安移送批捕案件6386件8995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6119件8550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835件9733人。提起公诉案件6079件8407人。办理了全省首宗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案，首宗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全省首宗以国家名义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民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大力等7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2亿元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批捕、起诉案件全部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人均办案数和办案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共依法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89件89人(贪污贿赂案件87件87人，渎职侵权案件9件9人)，保持了一定的办案规模与力度，所办案件大案率100％，侦查终结率100％，起诉率100％，有罪判决率100％，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办案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同步预防，在天河地区高校中开展系统预防等，形成独具天河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新机制，效果良好。 在诉讼监督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监督立案48件，决定不批准逮捕342人，不起诉35人，提请抗诉14件；加大预防超期羁押工作力度。使刑事诉讼各办案环节实现零超期羁押；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突出监督重点，增强监督实效。共受理、立案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162件，建议提请抗诉26件，提请抗诉7件，息诉处理114件，民事、行政检察办案数和办案质量居全市前列。同时，注意抓好控告申诉工作，化解矛盾、促进和谐，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566件次，其中举报线索528件次，来信来访、线索处理率达到100％。 二、人才兴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检察人才是检察事业的第一资源，检察工作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施人才兴检战略，致力于打造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一)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早在2000年，我们就根据天河区检察院的实际。提出了检察工作“一个同步发展、两个适应、三个有所作为、五个满意”(即天河检察事业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同步；与天河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天河大都市中心区的地位相适应；查办职务犯罪有所作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所作为、诉讼监督工作有所作为；检察工作让上级满意、党委满意、人大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工作思路。2004年根据新形势要求，又适时提出“树高标杆，创新佳绩，争创一流检察院”新的工作思路与目标，在全院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适应，符合天河实际，具有天河特色，为天河区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群雁高飞头雁领”，班子成员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年富力强，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创新意识、大局意识、廉洁意识，团结意识强，是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班子。 (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加强监督 切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学习、大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荣辱观教育和排头兵实践活动、“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等活动，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开展中层干部“三述”(述职、述廉、述学)活动，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确保检察队伍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更好地履行职责。对干警严格要求、严格监督，引导干警树立“不想”不廉不勤的意识，构筑有效监督机制，形成干警“不能”不廉不勤的环境；狠抓制度落实和违法违纪，营造干警“不敢”不廉不勤的氛围。同时，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为干警做好事、办实事，给予组织上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几年来队伍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现象。 (三)加强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干警素质 鼓励干警参加各种学历教育，目前有9名同志已获得硕士学位，其中1名同志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全院本科以上学历占干警人数的2％。干警平均年龄为35岁，30岁以下青年干警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有28人，占总数的3％；还认真实施全员培训计划，针对各部门的不同业务特点，采用集中培训、到高校学习、到其他检察院观摩以及开展岗位竞赛等方式提高干警的业务水平，几年来。我院涌现出了“省十佳公诉人”、“市十佳侦查员”、“市十佳检察官”等一批优秀人才。(四)构筑文化建设平台，坚持“文化育检” 近年来，我院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创办了“三报一刊”，即《天河检察官报》、《天河检察简报》、《天河检察年报》、《天河检察论坛》，由法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天河公诉实录》一书，还编印了《履行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天河检察十五载录》等书籍，这些平台成为了全院干警理论学习的阵地和展现自我的舞台，不但提高了干警的理论水平，而且还扩大了我院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坚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以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陶冶人。组建篮球、足球、舞蹈等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高检察干警文化修养，培育检察文化。去年6月，我院被评为广东省检察文化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三、科技强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检务保障 向科技要战斗力，依靠检察科技进步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发展，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我院坚持检务保障、信息化建设为办公办案服务，以建设为基础。 以应用为目的。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办案、办公各环节。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检务保障得到落实，检察经费逐年增长。办公环境、交通工具都有了很大改变，新增了1500平米的办公场地，为全院干警配备了台式电脑、电话，为中层干部和主诉、主办检察官等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平均每5人拥有汽车1辆。建立局域网。与省、市检察院实行三级联网，实现与区信息中心专线联网。驻看守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微机联网，监所检察科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办案期限预警提示，公诉部门进行多媒体示证，反贪、渎检部门调查审讯使用网络监控视听技术，实行了检察业务管理系统网络化、电子化。现代科技手段在检察业务建设和队伍管理中得到有效运用，法律监督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四、机制促检，建立完善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构建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长效管理机制是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强劲动力。一直以来。我院致力于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各科室相关制度进行整理、归类、修改定稿，并编印成册，保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初步建立了以规则为核心。写其该做，做其所写，记其所做，查其所记，改其所错，验其所改的业务建设、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机制。2007年初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三位一体”规范化管理体系试点单位，为此，我院成立了专门办事机构，邀请专家对干警进行质量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培训和体系策划培训，充分利用现有的规范化管理文本和检察业务工作标准。对有助于规范执法行为的措施和手段予以转化使用，使管理体系既能体现我院的管理和业务特色，又符合质量管理理论和指导标准的要求。 五、形象塑检，把执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执法形象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加强执法形象建设，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 (一)自觉接受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 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对检察工作的部署，积极主动向区委汇报工作，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争取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坚持报告和通报工作情况。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院视察工作，不断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及其他交办事项。积极做好特约检察员工作，深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二)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树立执法为民好形象 控告申诉部门加强窗口建设，及时化解矛盾在基层：认真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进一步完善权利义务告知、答复、接待、提供帮助等维权措施；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继续保持“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在全区21个街道司法所设立控申信访工作联系点。聘任21名司法所所长作为首批信访联络员，构建了覆盖全区的控申信访工作网络。公诉部门设立青年维权岗，成立未成年人案件专办小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有利于不起诉未成年人成长的帮教制度，落实好帮教措施，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积极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三)深化检务公开，推行“阳光检务” 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活动和事项，健全案件办理情况查询机制，公开办案流程和办案纪律。办好“三报一刊”，完成出版《天河检察志》工作，编辑《天河区检察院精品案例集》。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及检察机关重建3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推行“阳光检务”。增强工作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让群众了解、关心、支持和监督检察工作，不断推动我院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总之，就是要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本院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锐意进取，务求实效，在2007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迈进，推动本院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

从百度上输入“法学论文”一搜就可以了，选择那些资料多的写，把四篇拼成一篇就行了！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值是依靠货币这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 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 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 回答者： 冰凌妮妮 - 试用期 一级 3-26 13:07回答： 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