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与供求关系论文范文

谢基宏

第一章　导言第一节　稀缺性与经济学一、经济学中的稀缺性二、稀缺性与选择三、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技术四、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第二节　经济学分支一、微观经济学二、宏观经济学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第三节　经济学方法论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均衡分析三、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四、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五、模型、理论与现实第二章　需求、供给与价格第一节　需求理论——关于需求的一般原理一、需求与需求规律二、影响需求的因素与需求函数三、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第二节　供给理论——关于供给的一般原理一、供给与供给规律二、影响供给的因素与供给函数三、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第三节　价格的决定及其变动一、价格的决定二、均衡价格的决定三、均衡价格与实际价格四、均衡价格的变动五、需求与供给分析的实际应用第三章　弹性理论第一节　需求价格弹性一、弹性的含义及计算二、需求价格弹性三、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与厂商的销售收入四、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第二节　其他需求弹性一、需求的收入弹性二、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第三节　供给弹性一、供给弹性的含义与计算二、影响供给弹性的因素第四章　价格理论的应用第一节　价格的功能第二节　税收与市场一、税收对市场的影响二、供给弹性与税收分摊三、需求弹性与税收分摊……第五章　消费者选择理论第六章　生产者行为理论第七章　成本理论第八章　完全竞争市场第九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第十章　要素市场与收入分配第十一章　信息经济学第十二章　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第十三章　市场失灵与政府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为商品价格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商家了解商品价格的变化有助于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商品的生产数量趋于合理。而我们了解商品价格的变化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要了解商品价格的变化规律，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些主要商品及及服务价格变化对CPI及中低收入居民生活的影响。一、两个具体问题的界定 （一）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的确定 统计部门计算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商品及服务项目有几百种，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确定的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包括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和目前政府定价目录内的部分商品及服务。因此，我们选定了八大类共70多项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选取的这些商品及服务项目大多数是消费弹性系数较小的项目，居民不会因其收入的增减而对此类商品的支出安排作较大调整。因此，这些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变化将对CPI变动的趋势和幅度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二）低收入居民的界定 低收入居民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均收入低于某一标准的人群，一般包括失业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几类人群。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是以收入为标准来对低收入居民进行划分，它是一个相对于高、中收入群体的概念。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均收入的差异也很大，所以具体标准很难统一。就成都市而言，目前是以人均月收入低于230元作为确定低保入群的标准，而统计部门的资料大都采用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样本中的10％最低收入户家庭来进行划分。本文原则上按照此标准来确定低收入人群，其实际涵盖范围略大于成都市目前纳入民政府救助范围的低保人群。二、测算模型的建立 （一）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采用固定权数加权算术平均指数方法来编制。其编制过程可归纳为如下：第一，将各种居民消费品划分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和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及通讯类、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各大类再划分为若干中类和小类；第二，从上述各小类中选定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及服务项目编入指数，利用有关对比时期的价格资料，分别计算个体指数；第三，通过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得到的消费构成确定居民消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权数，加权计算出居民消费价格小类、中类、大类的指数；第四，将各大类指数再加权，求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整个编制过程中需要反复使用的是固定加权平均公式K=∑kw/∑w，式中k为单种商品的个体价格指数，w为居民消费支出中各项目的实际权重。 （二）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权数修正系数的确定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其消费结构会逐步发生变化，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例会逐步降低，一些享受型的消费比例会逐步上升。为了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预测某一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有必要对这些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的权数变动趋势和幅度进行测算，以便对计算CPI的权数进行适当修正。因此，我们按照成都市居民近10年来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对所选取的主要商品和服务项目进行分析研究，计算出其比重变化，得到所需要的修正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c＝（⊿c ）/(n-1) (其中c代表商品的修正系数，⊿c表示当年比重减上年比重的变化幅度，n代表预测时间数) 我们以食品为例，从1998年到2006年，成都市一般居民粮食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权重变化总体上呈逐年降低趋势。1998年其权数为4%，到2006年已降为9%，9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计算得出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权数的修正系数为-312%（负号表示下降趋势），其他商品及服务项目同理计算得出。 我们通过对选定70多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分析，得出对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影响最大的前十项商品和服务项目，以及对成都市居民基本生活支出预期增减幅度影响最大的前十项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变动修正系数。这些权数修正系数的确定，使我们可以从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作出较为准确和长期的预测分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修正系数的确立，是根据历年消费实际支出的比重变化进行分析测算而得出的一个平均增减变化程度，与该商品及服务项目每年所占比重变化的实际权数并不完全一致。同时，通过上表，我们还可看出成都市居民消费支出的若干特点： 从比重看，这十项支出占了居民生活总支出的76%，而前六项的支出就占了近82%，在居民生活支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从变动趋势看，物质性消费在逐步下降，非物质性消费在逐步上升。上升排列前两位的项目是通信和文化娱乐支出，而下降排列前两位项目是猪肉和交通的支出；在下降趋势最明显的十项商品及服务中，吃的商品就有七项。而上升趋势最明显的十项支出中，除在外用膳食品外，穿、用商品及服务占绝大多数。 从顺序看，这十项比重仍然是按吃、穿、用的顺序排列。但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外膳食成了市民的第一大支出，而粮食、蔬菜等家庭主要食品的支出位次明显靠后，粮食甚至退出了前十位，其比重仅为04%。2006年，成都市一般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9%，按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衡量，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已经进入富裕阶段。 （三）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对CPI影响的测算模型 通过对价格指数编制过程及权重修正系数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出如下公式来计算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 y=⊿a/a × （w＋c）×100％ 其中，w为商品a的权数，w的构成是小类权数、中类权数及大类权数的乘积，a为具体的主要商品或服务项目价格，⊿a为价格变动值，c为该商品的修正系数，y为该商品或服务项目价格对CPI的影响程度。 下面我们分别以天然气、自来水和居民生活用电的价格为例，预测其价格变动对2007年CPI的影响程度。假设2007年我市天然气价格上涨8%，民用天然气价格由目前的43元/立方米调整到54元/立方米，按上述模型测算，仅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就会拉动2007年的CPI上升12个百分点。假设2007年自来水价和电价都不做调整，由于2006年10月污水处理费上调了15元，该翘尾因素将拉动2007年的CPI上升05个百分点；2006年6月，居民生活用电从4657元/千瓦时调至5224元/千瓦时，涨幅18%，其翘尾因素将拉动2007年CPI上升14个百分点。仅这三项的价格变动就会对2007年的CPI拉动31个百分点。因此，利用上述测算模型，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测算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三、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对CPI影响程度分析 2006年，成都市价格水平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8个百分点。根据测算模型计算，本文所列70种商品价格变动拉动CPI上涨了87个百分点，超过了全年价格上涨水平。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成为拉动全年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中，尤以食品和水、电、燃料等价格的上涨拉动最为直接。另外，医疗保健类上涨也带动价格总水平微幅上涨06个百分点。下面运用上述模型，着重就食品和水、电、气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程度作简要分析。 （一）食品价格 2006年食品价格上涨5%,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为85%。根据计算公式得出，食品类商品价格变动拉动成都市全年CPI上升85个百分点。 （二）水、电、气价格 根据计算，2006年水、电、气价格合计上涨27%，实际拉动当年CPI上升49个百分点。具体如下： 自来水价格：由于污水处理费的调整，城区自来水价格由原来的00元/吨涨到了15元/吨，涨幅达5%。自来水占成都市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87%，自来水价格上涨拉动2006年成都市CPI上升09个百分点。 电价：由原来的4657元/千瓦时涨至5224元/千瓦时，涨幅17%。所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95%。电价上涨对2006年成都市CPI拉动20个百分点。 天然气价格：由原来的28元/立方米涨至43元/立方米，涨幅高达72%。所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49%，天然气价格上涨对2006年成都市CPI拉动20个百分点。 从上述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仅食品和水、电、气的价格变动就拉动2006年成都市CPI上涨34个百分点，这两类价格的变动成为影响CPI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四、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生活影响程度分析 近年来，成都市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从2004年至今，CPI分别上涨9%、2%、8%。从涨幅来看不算太高。但看似轻微的CPI上涨水平，已成为部分低收入居民难以承受之重。因此，研究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变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真实反映出这部分社会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2000年－2006年低收入居民收支情况分析 低收入居民2000年－2006年7年间人均可支配收入99元/年，消费支出人均42元/年，总体上收入大于支出，生活水平在逐年改善。但收入增长不稳定，收支增长波动比较大，个别年份甚至支大于收。从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来看，2000年－2006年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加69%，而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57%，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支出增长速度，使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预期下降，生活压力加大。 2000年－2006年一般居民与低收入居民的收支情况比较：从实际收入看，7年间一般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53元，是低收入居民的4倍；从收入的增幅来看，一般居民年均增长92%，比低收入居民高出23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一般居民年均支出79元，是低收入居民年均支出的2倍；从支出的增长幅度看，一般居民年均增长19%，比低收入居民高62个百分点。可见，不论是收入增长的金额还是收入增长的幅度，一般居民的增长都大大高于低收入居民；而且，一般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其支出的增长幅度，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小于支出增长幅度，说明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已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沉重负担。因此，如何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仍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 （二）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分析 从2006年八类商品消费支出情况看，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教育、居住等项目上。三项合计支出66元，占总支出的64%。一般居民的该三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85%。从权重情况来看，低收入居民在食品、医疗保健、娱乐文教服务、居住类上的支出权重比一般居民要高，而在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类上则比一般居民要低得多。可见，一般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在支出安排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低收入居民将更多的支出安排在生活必需品上，而在弹性系数比较大的消费项目上的支出则比一般居民要少得多。如在交通和通讯支出上，一般居民占总支出的42%，仅次于在食品上的支出，而低收入居民在此项目上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41%，仅比在家庭设备及服务和杂项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比重高。 从近几年来的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分析，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医疗、教育、居住上。下面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并与一般居民进行比较。 食品：2006年食品价格上涨5%，低收入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为52元，所占比重为9%。通过公式计算得出，2006年食品类商品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程度为12%，比一般居民高26个百分点，实际比2005年多支出88元，多支出部分占总支出的8%。一般居民在食品上的支出为55元，仅比2005年多支出31元，多支出的比重为9%。在食品消费的实际支出上，低收入居民仅为一般居民的26%。 医疗：在医疗支出上，低收入居民2006年的支出为20元，比2005年多支出27元，同比上涨04%。而一般居民在此项的支出为81元，比2005年少支出76元，支出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在医疗保健的实际支出上，低收入居民仅为一般居民的55%。 教育：低收入居民2006年的教育支出为94元，比2005年多支出33元，同比上涨3%；一般居民2006年的教育支出为58元，比上年多支出24元，同比多支出3%。低收入居民的支出为一般居民的69%。 居住：2006年按照国家关于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的相关政策,对水、电、气价格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导致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2005年有一定增长。低收入居民2006年水、电、燃料消费支出64元，比2005年多支出52元，上涨21%。而一般居民2006年水、电、燃料消费支出46元，比2005年上涨5%。低收入居民的支出为一般居民的37%。 综上所述，除教育支出与一般居民大致差不多外，低收入居民在食品、医疗、居住类等方面的支出都大大低于一般居民。从低收入居民消费情况来看，2006年低收入居民人均总支出79元，比2005年多71元，其中仅食品、教育、医疗、居住4项支出之和，就比2005年多支出32元，占多支出总额的65%；这4项支出占2006年低收入居民支出增额的绝大份额。由于这些支出的增多，造成耐用品、房租、城市交通、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略为下降，影响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成都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在2006年11月21日进行了一次调整，由原来的210元/月调整到230元/月，但仍不足以补贴低收入居民因物价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五、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作为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居民生活而言，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程度对其生活的影响相当直接，而低收入居民对此的感受就更为强烈。因此，作为价格主管部门，更应加强对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监测和管理，并对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影响程度做比较准确的预测。保证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时更加科学、合理、稳妥，同时也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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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这个经济学论文范文怎么样，也是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解释某种经济学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建议你写房价的供需矛盾，这个相对于简单，而且在自己身边，也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以下为摘取的一篇文章的分析，也许对于你所要求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下的暴利认知上的差别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不被任何人知道；二是它只被一些人知道而不被另一些人知道；三是它被所有的人知道。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说的是在某一事件中所涉及的信息在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分布。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很多，知识结构的不同，教育水平的不同，交流能力的不同等都会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参与者所获信息含量的不对称，即市场交易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出现一方多、一方少，或者一方有、一方无的情况；另一类是参与者获取信息的时间的不对称，市场交易的双方获取信息的时间点有先有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或欺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信息不对称”催生下的信息经济学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最常见、最让人感到头疼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就要算是虚假广告了。在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告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消费者时常会感到迷茫和无奈。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和精力的有限，消费者通常无法精确地去判断广告的真实与否，以至于与虚假广告有关的“信息不对称”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信息的不对称给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假设：一个是竞争假设，市场中的每个经济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个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主体拥有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信息，也就是说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绝对完全的、对称的。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不那么的对称，所以就有了古人的一句谚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信息的不对称势必会导致信息的优势方为牟取自身的更大利益而做出损害信息劣势方利益的行为，它可能会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使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很难能够以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来配置，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市场的失灵。同时，信息的不对称还会带来道德上的风险（Moral Hazard），滋生腐败。针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克尔洛夫、斯坦福大学的斯宾塞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开始关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分别从商品交易、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三个不同的领域对信息经济展开研究。1970年，阿克尔洛夫在哈佛大学期刊发表了名为《次品市场》的论文，对信息不对称在商品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他在该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柠檬”模型，从而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劳动市场的信号》则是斯彭斯的研究成果，该文对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与应聘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斯蒂格利茨通过分析保险市场、信贷市场等道德风险问题提出，缺乏信息的交易方应该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2001年，为了表彰阿克尔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三人对信息经济学做出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向他们三人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在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信息不对称是核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两大支柱。通常，我们一听到信息经济学，就会把它和计算机、通讯网络联系在一起，将它等同于信息产业经济学。其实不然，信息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经济学，它是在否定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很强，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这风刮得人头疼，呜呜的大得很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