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研究杂志官网招聘公告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陕西教师招聘的基本条件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其中，学历为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专业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研究生、本科、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为准；适应招聘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具备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招聘岗位所需的具体条件以《岗位表》的要求为准。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给大家介绍几种招聘公告的方法省/自治区的教育厅官网一般以省为单位的教师招聘都在省级教育厅官网发布。市级人民政府官网或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官网。如果想要查询地级市的招聘信息，进入官方网站，站内搜索“招聘”、“教师”等关键词。（提醒：查询时请认准官网，谨防付费、广告网站。）专门提供教师招聘信息的网站、微信公众号，这虽然不是政府官方信息发布的地方，但每当公告发出后，都会及时推送相关的教师招聘公告，还会对招聘公告进行汇总整理，也会提供一些考情信息、备考资料等，对考生来说还是很友好的。比如可以来课观教师官网哦~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86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域外法治、学术动态等。《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深刻把握中国法治国情特点。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栏目设置特稿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与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究 域外法治 学术动态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介绍(不代表本站观点)一、《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是《法治现代化研究》合法稿件编审机构；本网站是本刊在线投审稿系统。除此之外，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稿件；也没有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二、《法治现代化研究》在线投稿后，勿再向编辑部邮寄书面稿；通过书面形式投稿的，稿件须寄给本刊编辑部，勿寄给编辑个人。三、《法治现代化研究》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版权属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对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转载、摘登、翻译或集结出版，均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许可。四、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所体现的观点均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及刊物主办、承办单位的观点。五、本刊为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强调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本刊不刊发以下类型的文章：单纯介绍制度实践或理论观点的文章；会议综述；学术综述。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座谈会，与会专家、厅长、中小学校长进行了深入交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当前教育管理体系存在哪些弊端？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政府、学校、社会需要构建怎样的新型关系？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教育厅长、中小学校长等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如何理解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的转变　　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能体现现代精神，反映教育的现代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民主性　　2014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报告，指出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从教育部门自身改起，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写入2014年教育工作要点。　　从长期以来的教育管理到如今的教育治理，一字之差，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变化？座谈会上，专家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说：“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能体现现代精神，反映教育的现代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民主性，治理是多方参与，多方参与有时就慢。有人说多方参与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我想这可能有一个近期效率和远期效率的关系。我们追求的是长期效率、是比较长远的治理框架。”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也认为，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型管理范式，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的转型。它带来了如下的变化：从关注公共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关注政府治理的工具，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从公私对立到公私合作，从命令和控制向谈判和协商转变。　　“一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仅由政府承担，还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社会、家长、学校等也都共同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治理机制复合化，由政府、社会和学校三大子治理机制构成，三方面统一互补。此外，治理手段将会变得多样化，除行政手段以外，更多的是强调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这最能调节教育生态。”孟繁华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瑞则认为，从管理学角度而言，治理是把领导角色和管理角色融在一起，同时解决治标和治本的问题，“这跟管理不一样，管理是有了问题再灭火，而治理则强调源头性控制，把防洪和抗洪兼顾起来”。　　那么，提出教育治理有何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呢？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和他的学生写了《变革中国》一书，其中提到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限制就是缺乏高端人才，而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教育治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发展，促进人才的发展。”褚宏启说，“我们一般说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是目标层面的，自主发展是过程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则是面向未来的。”　　“至于教育治理能力如何，我觉得关键问题还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二者关系的处理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旋律之一，教育管理是否是现代管理，是否达到了教育治理的境界，关键看权力与权利关系处理得如何，以及两者的现实状态和未来走向。我们所说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等，实际都是围绕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展开。”褚宏启说。当前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存在哪些弊端　　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存在越权管理、扩权管理、交叉管理、集权管理、代替地方和学校管理等多种失衡。总体而言，就是治理体系不顺畅　　2月底，一场为期一周的雾霾笼罩在北京上空，北大附中为此停课，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严令禁止之下，北大附中仍坚持停课，此事件引发了教育界和社会关于“学校是否有权停课”的广泛讨论。　　“从内心讲，我们都愿意停课。”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郭涵说，“四五十个小孩挤在一个六七十平方米的房间里，4000个学生在几十间教室里熬着，出又出不来，窗户不能开，一周雾霾，天天在教室里，这让学生怎么待？但是我们有组织有纪律，学校没有权力停课。”　　能否停课不能由学校说了算，职称待遇问题不能帮助教师有效解决，教师住房等待遇没有保障……虽已当了15年的中学校长，郭涵却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很多事情常常由上面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人事、财政等部门说了算，留给学校的权力太少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常年在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各种失衡感受很深。　　“权力配置失衡表现在五个方面。”张志勇说，“一是越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并没有管理教育的职能，却因为行政审批而间接延伸为对民办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权，这种现象非常多，也是造成民办教育、社会教育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二是扩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本应负责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宏观管理，却在权力执行过程中，将宏观管理渗透到专业技术教育的微观领域，甚至直接从事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继续教育工作，完全没有依据。三是交叉管理教育。在职业技术教育宏观管理方面，我国长期存在教育部门分管职业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分管技工教育的现象，形成了两套体系，这对地方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极大的浪费，这种管理分工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四是集权管理教育。如教育部门长期集教育的管、办、评大权于一身，决策、执行与监督之间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五是代替地方和学校管理教育。如招生部门代替学校招生，人事部门代替学校招聘教师，等等，这样的话，高校、中小学还有什么权力可言？”　　“我们那里曾有一个地市招教师，人社部门公开招考，把上了分数线的老师分到学校，到学校一试讲，居然是口吃。要是学校自己招聘，这校的教师肯定是不可能进入考试程序的。”张志勇无奈地说。　　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的石中英教授对此感受也颇深。“大学里有很多学院，每个学院的学科都不一样，培养数学人才跟培养教育人才是很不一样的，培养管理人才跟培养艺术人才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但目前的大学不管是在选聘人才还是在职称评聘方面，标准都是统一的。为什么这些权力要集中在大学层面，不能放到学院来做呢？在大学里，学科点在学院，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学院，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的主体也是学院，但是人权、事权、财权都不在学院，一个学院要面对学校所有的部门，一年到头，需要学院请示汇报的事情数不胜数。大学确实要率先建立内部良性的治理结构，在向政府争取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扩大二级学院的自主权，让二级学院根据学科建设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办教育。”石中英说。　　从中小学到高校，再到教育行政部门，大家都被权力的各种越位、缺位与失衡困扰。“总体而言，就是治理体系不顺畅。”张志勇说。教育治理体系不顺畅的原因何在　　在纵向权力划分上，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放权不够。从横向配置而言，教育行政部门有事权，但是财权、人权相对不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　　教育治理体系缘何不顺畅？　　张志勇曾经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治理的演进过程。“可以说，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有一个伴随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导致公共权力从扩张走向限制的过程。”张志勇说。　　“教育行政权力的配置包括两个方向，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纵向配置是指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划分。横向配置指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同层级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褚宏启说，“在纵向权力划分上，权力下放不够，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放权不够，所以抑制了活力。从横向配置而言，教育行政部门有事权，但是财权、人权相对不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　　“教育管理有三个层面，一是老师怎么管学生，二是政府怎么管学校，三是谁管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对老师管得挺死，政府对学校管得挺死，但谁来管政府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行政权力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而且这种行政权力扩张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行政越权的现象，导致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受到一定的侵害，从而阻碍教育发展，损害教育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和学校权益。”褚宏启说。　　“我们现在讲要建立一种治理体系，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目标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的现代教育体系，但事实上，社会力量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和管理之外。我们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但我们从来不直接听取社会的意见，这样我们是不能够培养出数量、质量都符合要求的高水平人才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认为，教育治理体系存在问题和缺乏社会参与也有诸多关系。　　刘宝存曾在芬兰申请课题，“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很有意思，高校管理方面的课题必须要企业人员参加。在欧美国家的教育领域，社会参与度都非常高，一些专业委员会、联合会、基金会常常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中介组织通过资助、研究、评估、咨询、协调、监督影响教育管理，这个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我国基本上没有。”刘宝存说。　　石中英则认为，这与长期以来改革的积弊也有着莫大的关系。“30多年来，改革自上而下，越往省级部门、县市部门以及具体的学校，改革的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越弱，形成了下级部门改革中等待观望的普遍心态，降低了基层改革的活力。实际上，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出在基层，对问题最敏感的也是基层一线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心情也最急迫，他们应当是改革的主体，有改革的话语权。要激发基层的改革活力，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推进教育改革，都迫切需要转变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根本任务是要释放基层改革活力。”石中英说。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机构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教育部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机构和校外教育机构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政府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政府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向省级政府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平台，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政府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政府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机构，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政府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政府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记者 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