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

历代典籍大多是经过作者加工取舍过的，特别是官方文献，必须要为尊者、长者讳，等等，于是乎曲笔、误笔层出不穷，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个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朝人随着政治风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订以前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可谓不胜枚举。相对而言，金石文字虽然存在同样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据他人写就的文本镌刻上石的，有些则是后代翻录、翻刻的，但大多数是当时或时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献资料更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录者通常不会故意改动底本，当然不能排除误刻的现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难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彻底重新雕刻，否则就会被原样保留下来。而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则更难以去除，要么熔化后重新铸造，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腐蚀，人为磨损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为如此，虽然流传至今的金石文字数量远远不及文献多，但其史料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文献毫无疑问遗漏或淹没了许多历史的记录。古代文献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过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记录，也都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总体说来，传世文献中格外欠缺有关社会、宗教、妇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历朝历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见诸史籍。举例而言，在历代文献资料中，有大量人物传记流传至今，尤其是官修史书，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如此。其中，纪传体当中专门设有“列传”，但这些人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别是历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问题在于，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却很难在文献中留下踪影。众所周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几乎很少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相反，碑刻中却记录了不少难见于史乘的人物。这些人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正是这些个体的人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法师义从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僧人①，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纳入高僧传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备写进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正史的资格。在其去世之后，为了得到神灵庇佑而由他人为其建立了一座经幢，其一生经历才有了简略的再现。显而易见，义从并无什么值得夸耀的荣誉，也无辉煌历程可言，但作为一个平凡的僧人，他勤奋刻苦地研读佛经，孜孜不倦地讲解经文内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众多僧人的缩影。正是有了如义从这样的人的活动，古代社会方才生机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与典籍相互印证，进而恢复二者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史料。众所周知，历代典籍绝大多数是后代刊印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宋版、元版书籍质量优良，但数量极少，而流传下来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却是非常丰富的，其数量远远超出书籍之类的文献，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后代翻刻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雕刻而成的。显而易见，就保存时间而言，金属、碑石通常要比书籍长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状态。一般说来，古代典籍并非当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后代编辑修订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准确。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组织刊刻之人出于不同目的，或炫耀声名，或扩大影响，或出于某种信仰，等等。在作者写作后不久便刻写上金石的，因而较书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金石史料总体上也会比书籍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题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即珍贵而难得的史料。总之，历代金石文字是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其中许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所全然不载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的缺陷。同时，金石史料可与史籍互证，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既能纠正现存文献的某些错谬，也可用文献校对金石文字，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准确的史料，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有关义从的事迹，《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2《法师义从尊胜幢记》中有所记载，文曰：“法师讳义从，本郑州管城人也。幼岁出家，年十二于本郡龙兴寺石佛院礼范大德为师，至年十六，剃发为沙弥，十七受具，自后辞师云游诸处。习诸经论，不舍昼夜。至年二十三，为众讲《百法论》近二十余遍，自后讲《弥勒上生经》三十余遍，志求兜率，愿覩慈尊，本所愿也。于天圣年中，蒙请于宝积应莲宫讲《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寿六十三，僧腊四十六，于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无疾而终于宝应之房。学法门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录其名矣。当年五月中建此幢记，讲经律论、传大小乘戒同行愿赐紫沙门德政书。”金石学、碑学、帖学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出土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一手资料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部分。由于传世文献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传世文献会受到后人的牵强附会等一系列导致真实性出现一些误差。而出土文献可以补传世文献的缺漏，也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