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学与政治该如何相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既不能完全将二者割裂开来，幻想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也不能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这就丧失了文学的初衷。在我看来，二者关系紧密，不可能像某些人所幻想的完全割裂，互不干扰，也就是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凡是政权割据、天下分裂的时期，这时期的思想论争就比较自由；凡是国家统一、政权归于一统，相应地，思想论争就会相对谨慎，甚至沉寂乃至于“万马齐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井喷现象，那时候诸侯纷争，政治无暇大规模干预这种文化活动。自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一统政权时，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就显得从心所欲，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就是典型的政治干预文学现象。魏晋时期的政治高压使得文人崇尚清谈，喜论玄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都是政治干预文学的典例。反过来，文学对政治也不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史官的如椽大笔、言官及谏官的“犯颜直谏”“风闻言事”、帝王的《起居注》都是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刘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招来的是被讥讽的新权贵再次贬黜地方；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换来宪宗的“夕贬潮阳路八千”；戴明世、吕留良之徒再不必说……当然，以上只是历史上文学与政治间的部分较量，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只能是提供经验，而不能一以贯之。 在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即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照搬以往的“工具论”和“平行论”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政治需要文学来提供舆论，来实现一些政治目的，政治也约束着文学，政治不可能放任文学游离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文学既回应着政治的召唤，为政治提供服务，但文学也试图尽量削弱政治对文学的关照。一言以蔽之，文学与政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好比是一对情侣，相爱相杀。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依然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
木秀于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