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性论文选题意义

说起杜甫，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诗，想到他忧国忧民的形象，可是仅凭这些，杜甫诗圣的称号才说对了一半。杜甫在诗作之外，还有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行为和品格，才足以使宋人把杜甫推崇为诗圣，而非李白；也正是这些行为和品格，就连苛刻的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也大加赞扬，把杜甫评价为人格上的楷模。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明代的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如果我们取一个严格的标准，谁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呢？而我们可以请出一位人物，那就是杜甫。杜甫一生身居下位，是一位平民中的平民，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完成了平民到圣人的超越。这也是后人除诗歌之外极力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安史叛军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芝麻绿豆官的杜甫，他坚守了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他用他的行为来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也许是杜甫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人格魅力。　　（全文）　　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中华文化它最后沉淀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一种陶铸，就是传统文化有很多方面。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民族的一个民族性格上面，一种文化性格上面，当然熔铸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不是某个人的贡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很多的人物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现在要说的是杜甫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有杰出贡献的，他本人的行为、本人的表现、本人的诗篇，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下面来讲一讲这一点。　　我想有这样三点，第一，中华民族极其重视群体利益，极其重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崇尚一种把群体利益看得比个体利益更加高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杜甫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我们看到杜甫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举动，后人经常感到迷惑，感到困惑。就是他虽然身居下位，很多时间就是身在民间，但是他却始终对于国家的命运，对于朝廷的政治非常关心。甚至在那里出谋划策，指出很多地方应该补救的，怎么样子才能补救，怎么预防。一句话，他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一种忧患感，而忧患感它的基础是责任感。他虽然在民间，但他觉得自己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代的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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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论文范文 拿走不谢杜甫草堂诗中的“淡”及形成原因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逸。诗风转向抒情与闲适类型居多，多为记录诗人当时闲淡朴实的生活以及恬淡旷达的心情，将生活哲理及内心感悟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平静超脱，朴素幽雅，处处体现着淡的思想。关键词：杜甫；草唐诗；淡；原因 杜甫一生坎坷，早期的诗风充满着豪情壮志与浪漫情怀，自安史之乱始，杜甫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灰暗，并将这种国家衰微、民生疾苦、自身失意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也是抱着这种对政治的失望，杜甫入蜀定居。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自然生态与闲适田园生活为题，创作风格也焕然一新，由批判现实诗风转变为恬淡萧散的风格，诗作中处处体现淡的思想。一、杜甫草堂诗中体现的淡的思想（一）恬退归隐之淡上元元年，杜甫卜成都浣花溪以居。《卜居》是他初到浣花溪所作。“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从这些直抒胸臆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潇洒乘兴、淡然随心的生活态度，轻快流畅中流露着诗人欢喜雀跃的心情，简单质朴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恬淡自得。整首诗都蕴含着杜甫淡然的思想，这里的淡是潇洒自适的疏淡，是安宁幽雅的清淡，是包容一切万物的自然之淡。诸如此类表达恬退归隐之淡的诗歌在杜甫的草唐诗中尤为常见，如《堂成》、《解嘲》、《为农》等。这是诗人在经历了前期官场浮沉的执着和漂泊流离的疲倦之后心境变化的影响，决意要远离政治斗争，过卜居为农的生活。此时的诗人志在隐逸，对生活的淡泊也渗透到审美追求上，于是诗风也变得平淡洒脱、恬淡萧散。（二）生活情怀之淡杜甫的《遣意二首》分别描绘了草堂的春日之景和春夜之景，写得轻巧明丽。其中“幽居不用名”表达了诗人身居世外、淡泊名利的情怀。《寒食》一诗描叙了诗人与邻里农家的醇厚友谊。“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写出农家关系的融洽，因江村地偏人稀，所以相邻的人家都很熟识。诗人将江村的明丽景致、邻里的醇厚情意与自己的恬淡心境交织在一起，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1]如此浑朴醇厚的民俗与清新雅致的景色，自然熏染出了诗人淡泊宁静的情怀，淡然物外的心境。（三）疏懒闲散之淡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由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变得疏懒闲散起来。《西郊》描写杜甫幽栖草堂的闲适生活，末句“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写出诗人因幽居独处无人往来，致使疏懒成性。又如《漫成二首》中，“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只有新近结实的东山隐者才了解我疏狂懒散、不与俗交是心性纯真的表现啊。诸如此类的诗作在草堂诗中还有很多，诗人一再敷陈阐述自己的疏懒，而实际上这种疏懒与闲散便是淡泊的最好表达。不再追逐仕途，而是隐居江村淡泊明志，全然一副恬淡自得的生活情怀。二、杜甫淡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杜甫淡思想的形成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之一，要求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只有质朴无为、心底超然才能平淡。这里的淡并不是指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说：“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可见杜甫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诗风的锐、肆、严、淡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也就是经过了前期的尝试与沉淀之后，渐渐体悟到生活最纯真自然的乐趣，在回归乡野之后找到了最淡泊宁静的自我，也就是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二）道家对杜甫淡思想的影响 杜甫前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道家思想的亲和，当时诗人历尽坎坷、仕途无望，面对国运衰微、民生疾苦，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更加强了他的道家思想及归隐恬退之念。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写诗人造访朱山人水亭，与之宴游的情景。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谓“前半写地，后半写人，想见幽居素心之乐，字字有余味。”[3]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恬淡虚静。早在老子时期便有了关于道和淡最早的记录“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4]庄子也赋予了道以淡的品质，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5]由此可见，在道家思想中道与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淡就是指自然无为，同样，也只有淡泊名利、淡然无极才能够得道。因此杜甫的道家思想也是影响其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多恬淡萧散的原因之一。草堂时期杜甫的生活归于安逸，远离政治斗争，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诗风偏于优雅淡然。全文意在分析杜甫草堂诗中所蕴含的“淡”思想及其成因，进而展现出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操及生活态度，在摒弃一切外在政治因素，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平淡成了诗人最高的审美追求，相信恬淡萧散、清新淡雅的草堂诗在杜甫诗歌研究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3]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说：“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临川先生文集》卷九）而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则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