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

作者：史焕翔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同中国当代文化相融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看，它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如何将这样一种“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从相遇结合到融通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精神底蕴，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贯通、相互契合、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离开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就无从谈起。毛泽东注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解读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他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升华为“群众路线”思想；用“知行观”生动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近年来，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对中国特有的“和合”思维的当代阐发；“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将传统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科学发展观秉承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基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其治国理政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安邦、修齐治平思想的超越与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不断融合创新，其合理的文化内核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内化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外化于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急速转型的经济关系中发生嬗变，在价值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在道德领域呈现混乱迷茫态势，如何构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价值导向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型文化，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紧密相连，汲取其中优秀文化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义利观有助于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端正追求物质利益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私利化倾向。在义利关系上，传统儒家倡导“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取向。传统宗法社会，义利观根植于小农经济形态土壤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重义轻利”、“以义抑利”的倾向，没有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不乏合理要素。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目标，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不免滋生一些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现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要素，在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主张义利统一，有利于规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利化倾向，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有助于加强市场主体的道德修养，培育良性的市场经济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它与诚实信用的价值观存在天然的联系，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信”既是持家、兴业的重要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做人的内在道德要求。从市场主体角度而言，树立诚信意识，加强道德自律，确保市场经济交往活动中行为的道德稳定性，尤其在网络经济时代，诚实信用对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行；从市场秩序角度而言，建立诚信制度，将诚信融进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中，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辅助功能，建立完善的个人、企业、中介信用制度体系，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大同理念、自强精神等优秀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巩固、拓展、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创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文化资源。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彰显中国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前提。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合理资源，继承传统、创新传统，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当代文化融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中华民族才能坚定文化自信，渊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磨难却已经深深积淀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中，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等，其中蕴含的自强、公忠、廉洁、修身等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的根基，是我们坚持文化自觉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融合性特质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保持文化自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文化经历辉煌、衰败未曾中断发展至今，历史和现实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特质。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转化，为外来文化打上中国烙印，进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今，依旧保持鲜活的创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特质，使中华民族在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的背景下依旧能坚定文化自信，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融通，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升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独特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传统儒家强调“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天人合一”，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思想。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虽以家为本位，但注重将以血缘为基础的道德规范扩展到社会中，“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孔子讲“仁者，爱人”已经由血缘关系延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中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都体现在社会维度中，为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提供价值支撑。不管从国家、社会、个人哪个层面出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都在个人道德的培育，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对个人道德修养、道德理想的培养，崇尚修身，提倡“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从而达致内圣外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从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国文化精神。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人类正共同面对恐怖主义、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协作。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问题的重要启示，中华民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愿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动着“和”的基因，始终崇尚和平、和睦

原文在这里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过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灿烂发展的千年辉煌，也有过在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门槛上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百年式微。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理性文明危机的加深和全球范围内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复兴。从20世纪后期学术界关于海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到本世纪初国学热的出现，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论界重新恢复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是对于人类社会应对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不顾启蒙精神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予以全盘否定，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又不顾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对之予以美化和神化。这种对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和国学热中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我们应当对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各种文化精神积极对话、交流整合。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的反思启蒙和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一方面，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来看，启蒙精神的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发达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从启蒙精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从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启蒙和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其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人类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因此，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限度，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都进一步表明，启蒙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开放性的课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应当说，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觉地反思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特征和消极后果。其中不乏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由于这些思想家置身于发达理性文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中，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关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理论家很难企及的。但是，西方理论界的启蒙反思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对“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对西方之外的丰富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去思考启蒙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意义上，包括现代新儒学、国学等领域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独特性，他们把西方启蒙精神之外的丰富文化精神都纳入自己的视野，特别把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思想作为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重要借鉴和参考，这样，就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开辟了新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随着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纪之交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就吸引了更多的东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启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这一课题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儒家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现代新儒学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推动儒学的复兴。“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①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复兴儒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问题，从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根基问题。所以方克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几代的现代新儒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学同现代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启蒙思想的融合问题。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做法。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然后与西方理性文化相会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来弥补儒学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主导倾向是推动儒学适应现代西方文化价值。20世纪50年代之后，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继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学”为儒学的正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第三期儒学”的发展。他们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价值，努力论证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精神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契合与一致。“现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他们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外王之学。”③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应当说，在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两代新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理性文化危机加深导致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进一步增强，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更为深刻。由此，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应当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们关于“复兴儒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与现代化对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接”？在什么意义上“不能对接”？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定位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国学家和其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远未获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的学者主张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足；有的学者则强调东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源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还有的学者则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启蒙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主张用儒学的复兴取代已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这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些现代新儒家和国学家那里也不少见。在这一问题上，第三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启蒙观的情形比较特殊。应当说，同前两代新儒学思想家相比，杜维明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的复杂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直接的体验，因此，他关于西方启蒙思想遭遇和儒学文化当代命运的理解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一方面，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充分的国际交流的学术视野，因此能够冷静地判断儒学的当代价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时一直坚守启蒙的核心价值，同时，在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时也没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阴暗面”，因此，杜维明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须经过现代转型才能与西方启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才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⑤另一方面，虽然杜维明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源来支撑现代化。不过，杜维明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制约和内在局限性，但是从年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推动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学说理想化，脱离开儒家思想文化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和儒学的当代复兴的前景，并由此强调形成以儒家伦理支撑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在这种“美好的愿望”支配下，在没有对东亚工业或者亚洲现代化内在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做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仅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结果，就做出东亚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对接的成功典型的结论，的确缺乏说服力。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显示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在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各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文化，我们一定要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脱离儒学产生和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确立“儒学复兴”等笼统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当前的“国学热”就明显存在着不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笼统地美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倾向。从总体上看，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等，这些社会条件和土壤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进而，儒学的主旨是维护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缺乏启蒙理性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虽然意识到儒学内在缺乏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是，他认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正义等核心价值，这是一种表面化的、不确切的解读。正如张锡勤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维护等级制和等级秩序为大前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等级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实现公正、公平的。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大格局”。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全面复兴儒学，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并且期待以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张锡勤指出：“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终结。”⑧包遵信也同样强调了儒家整体地和全面地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同现代文化价值是不相容的。他在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文化的“内圣”和“外王”的“强”与“弱”的争论时指出，现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强一些，更富于弹性，以便让它能够兼纳科学和民主，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在他看来，“强”与“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评价，从传统文化自身说，却完全与它的价值系统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内圣”的“道统”地位不能变，他们实际要维护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学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不变，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有效发挥它们的功能呢？新儒家企图不触动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把科学和民主当作‘外王事功’纳入中国文化，以为这样办就能实现儒家的现代转化，岂非过于天真，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泡影。”⑨当我们这样来判定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定位，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和悲观的态度。相反，只有我们丢掉那种从总体上或者整体上让传统儒学复兴，让它承担替代现代启蒙精神而拯救人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可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儒家文化精神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立的理论基点在于：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把传统儒学整体搬到今天并使之复兴，而是为了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就特别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文化价值。第二，重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重点不在于使之成为刺激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而在于使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平衡机制或制约机制的作用，修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其形成合理的价值约束。第三，我们重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和内在关联问题，不是要用它来替代或者否定启蒙精神，不是运用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与西方启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而是为了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从而共同塑造有益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杜维明的许多探索对于我们的启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利民

论文并不难写啊，你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入手，无包容不成团体，歧视文化贯穿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然后在晚清的时候玩脱了，包容是多么重要，就这样扩展，结合自己的知识，1500字一会就完事了

继承　　主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一些高尚品质。但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吸收　　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学习，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创新　　只有继承、学习是不够的。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二要明确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