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戏曲的论文的方向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　　戏剧起源　　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　　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　　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简称戏文）编剧在大学开设的课程叫做“戏剧影视文学”。是负责写剧本的。比如电影电视剧的故事构思，都是由编剧写成剧本后，然后转交到导演那进行二度创作。戏剧影视文学又分为两大类专业，如理论类的（影视文化与传播）和创作类的（电影电视编剧）等。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编剧是自己进行故事创作和构思，限制性很小。而导演责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最终能使的电影和电视剧呈现给广大观众。戏剧文学系本科学制四年。设有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创作、电视剧创作方向）、戏剧学专业（戏剧史论与批评方向）。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创作方向）培养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及有一定剧本创作技巧、能够从事戏剧及影视剧本创作的编剧人才。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视剧创作方向）培养有较强艺术感受能力、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及影视思维能力的电视剧专职编剧人才。戏剧学专业（戏剧史论与批评方向）培养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坚实的戏剧艺术史论基础，能从事戏剧艺术理论研究、编辑工作的专门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戏剧、戏曲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戏剧、戏曲、影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戏剧、戏曲影视创作的基本能力；了解我国的文艺、宣传、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戏剧、戏曲、影视理论和创作的现状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批评能力。主干学科：艺术学、新闻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创作、电视剧创作方向）和戏剧学专业（戏剧史论与批评方向）的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阅读与鉴赏、中国话剧、外国话剧、电视剧创作、作家作品研究、中国戏曲、戏剧理论专题、戏曲剧本写作、影视写作、戏剧概论、艺术概论、戏剧作品鉴赏与批评、影视作品赏析、中外戏剧史、中外文学史、中外电影史、表演导演艺术基础 、视听语言、舞台美术基础、音乐欣赏、美术欣赏、公共必修课等。开设院校：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艺术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 西南师范大学 、 山西大学 、 广西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 江南大学 、南昌大学等。就业方向：戏剧文学系担负着为国家培养戏剧影视文学创作、中外戏剧史论研究、戏剧评论以及戏剧意识教学和科研的专业艺术人才的重任，要求学生具备广阔坚实的文学艺术修养、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戏文系的毕业生有的成为戏剧、电影、电视的编剧和戏剧、影视艺术评论家，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为我国戏剧、影视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中坚力量；有的从事教师，杂志、期刊、报纸的编辑，电台、电视台的编导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等职业。我也是考戏文的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当代中国小剧场戏剧是在中国开放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戏剧变革创新的潮流中出现的。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话剧首先站到了时代前面，反映了人民的政治觉醒，因而出现了《于无声处》等表现人民心声的戏剧作品。不久，随着揭批四人帮和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反思，一大批“社会问题剧”如《救救她》、《报春花等》等问世。这些社会问题剧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但话剧本身却因为多年来创作观念的束缚和对世界戏剧新发展的无知，显得陈旧与僵化。中国话剧不仅需要思想的解放，而且需要从艺术上探索出新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小剧场戏剧应运而生。本文这里所论述的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是指从1982至2002年间，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小型演出场所进行的戏剧演出。 第一节 当代小剧场戏剧的三次兴起 1、《绝对信号》和小剧场戏剧的兴起 1982年，由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楼排练厅演出。这个戏以崭新的戏剧空间形式吸引了中国戏剧界。剧中讲述的是无业青年黑子在车匪的唆使下，企图抢劫货运列车上的货物，他上了由同学小号担任见习车长的守车。为了保证抢劫成功，车匪同时混上了守车。而黑子的女友、小号的同学蜜蜂因误了车也上了守车。货车开行不久，小号的师傅老车长就看出了问题，一路上，他不断提醒小号、暗示蜜蜂、警告车匪、敲打黑子。在最后关头，在车长的大义感召下，在女友蜜蜂的鼓励下，黑子终于回头，决然与车匪分手，制止了车匪的抢劫和逃跑意图，但自己也中枪受伤。《绝对信号》的演出与当时人们常见的正规大剧场完全不同，它抛弃了镜框式舞台而代之以中心舞台，观众围绕在舞台四周。由于离表演区很近，在演出中观众可以看到演员表演上的任何细致变化。导演运用灯光、音响、音乐等各种手段，让人物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在现实，想象，回忆三个不同的时空中进行多重性表演，让演员通过表演角色心理活动的外化形象来展示角色隐秘的灵魂。这个戏在内部演出时获得了北京人艺领导和一些老演员的肯定，于是改成对外公演。结果不仅获得观众和戏剧界同行的认可，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剧场”演剧方式，立即受到了戏剧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绝对信号》艺术特点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人提出戏中运用了西方文学中“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有人认为戏的演出形式与西方的“咖啡戏剧”相类似，有人认为演出体现了“电影化”风格。有人则认为演出是“对戏曲舞台时空概念的创造性运用”。(1)不管是哪一种观点，讨论者都完全肯定了剧作和导演的探索。都认为这个戏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里程碑作品。《绝对信号》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源于编剧和导演在艺术追求上的自觉性和戏剧观念上的一致。早在1982年4月初，林兆华就谈到，“硬编出来的矛盾冲突加上过火的表演，观众没法信服《绝对信号》这个不象戏的戏，给我提供了基础，我将在最便于与观众产生交流的小剧场进行试验。”(2)明确提出了使用小剧场进行演出的构想。过了一个月，1982年5月4日，林兆华在与高行健再次讨论《绝对信号》艺术总体构思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这回一定要把小剧场搞起来，宴会厅不行就在排练厅安点简易的灯光。演员也不化装，就穿日常生活中的服装，就看相互真实的表演。”(3)形成了对于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完整想法。 随着民间剧社的出现，独立制作人的制作方式浮出水面并在整个小剧场戏剧演出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34)。独立制作人作为演出的组织者，负责筹集演出经费，寻找剧本，邀请导演、表演和舞台制作人员，获得演出许可，进行宣传和票务销售。独立制作人既不同于目前国家剧团的模式，但也还不是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民营剧团。它是以一个戏的演出为核心，临时组织的演出班子，由于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特点，独立制作人尽管有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名称（往往是剧社或某工作室），但它必须挂靠在某个有演出许可证的剧团或戏剧机构，以取得演出的资格（目前这一点正在改变，由于文艺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独立制作人已经开始获得演出许可，而不必挂靠国家剧院）。由于独立制作人的演出经费完全是自己筹集的（是来自企业或个人的赞助或是投资），因而他就不得不考虑演出的经济效益，考虑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并有一定的利润，这样，演出在一定程度上就不仅是一项艺术活动，同时也是经济活动。有学者认为，独立制作人是中国戏剧的原有体制发生本质性裂变的征兆。“它深刻地说明了一部剧作可以在最少行政干予的情况下问世，说明了意识形态多样化成为一种可能。”(35) 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的出现，使得小剧场戏剧演出突破了原来国家剧团在人员组合上的限制，使一大批热爱戏剧的非职业人士进入了演出行列，更体现了小剧场戏剧“爱美剧”的精神，如《彼岸》完全是一批非职业的、刚刚在学表演的孩子的演出，《零档案》的三位演员都不是职业戏剧演员，其中两位是纪录片制作人，一位是歌舞团的编导。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也使得戏剧演出的审查关卡减少，剧本也不需要象过去国家剧团那样从艺委会、剧团领导到文化局、宣传部领导的层层审查。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的出现，使演出经费来源多元化，以前剧团演出的经费都是来自上级文化部门的拨款，而现在是五花八门，除了剧团本身的投资以外，往往还有机构赞助或投资，如企业、基金会、文化机构，甚至个人出资等，投资渠道灵活而多样。 受商业化影响的小剧场戏剧虽然也讲究票房价值和经济回报，但比起以往话剧中的定向戏、文件戏、行业戏有一个根本不同，它不是对应宣传某项政策或法规，不是依靠某个领导部门的行政命令或行业的包场，而是依靠戏剧演出本身的魅力来争取观众，让观众喜欢并自愿掏钱来看戏。因此这样的小剧场戏剧在中国的戏剧环境下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当然，商业化的影响是有负面效应的，这类戏剧演出在繁荣演出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某些低俗趣味的迁就和演出质量下滑的危险。一般说来商业戏剧的主要目的不是艺术的探索而是商业的成功，成熟的商业戏剧应当具有这样一些要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并适应观众口味的剧本，豪华的舞台布景和极具娱乐性的精彩表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牌明星，完整而有效的宣传及演出运作，这些因素都是确保商业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而目前中国大陆小剧场戏剧演出还不完全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即使是那些受到商业化影响的小剧场戏剧，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戏剧，而只能说是对国外成熟的商业戏剧的思路和做法的一种学习与模仿。回顾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是从高行健、林兆华开始，经过熊源伟、张献、牟森、孟京辉等，直到沈林、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实验戏剧，这部分具有探索精神的实验戏剧，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先锋”和“前卫”，它始终站在整个中国戏剧的前列，牵引着中国当代的戏剧思潮，担任着“领跑者”的角色，它是中国当代戏剧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另一条是从《火神与秋女》、《天上飞的鸭子》开始，经过《留守女士》、《情感操练》、《灵魂出窍》、《泥巴人》、《同船过渡》、《热线电话》等，一直近年来的《去年冬天》、《押解》、《白领公寓》等非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这部分小剧场戏剧，秉承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与情感为己任，以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中保存并发展话剧艺术为目的。这部分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并不强，但在将中国话剧从大剧场向小剧场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争取观众、扩大队伍，建立规范的作用，同时因其数量众多，它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多数。因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两部分小剧场戏剧在9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部分的融合，如《情人》、《楼上的玛金》、《美国来的妻子》、《恋爱的犀牛》、“白领三部曲”等。这部分小剧场戏剧既保留了实验戏剧的某些锐气，又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和欣赏水平，是在了解演出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在当前话剧前景仍不乐观的时候，无疑为中国话剧开拓出了一条新路。这些不同的戏剧作品使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具有了不同的风格与色彩，从短期看，这几个部分似乎有矛盾甚至是互不相容，也使准确定义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发生一些困难，但从话剧发展的历史眼光看，无论哪一部分，其实都是这一时代中国小剧场戏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