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通志政府志编辑

语言文字壮语是中国的大语言之一，使用人口大约2000万以上（包括布依语、岱-侬语）。壮语属于台-加岱语系侗台语族（壮侗语族）台语支（壮傣语支），与泰国语、老挝语、傣族语、掸族语等语言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国外有学者将壮语称为“北泰”语。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均属于台语支北部组，壮语南部方言和越南的岱-侬语都属于台语支中部组。另外，泰语、老语、傣语、掸语等组成了台语支西南组。壮语在壮族聚居的乡村地区和部分城镇仍普遍使用，但壮文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普及；现在散居于部分县城和城市的部分壮族人改以汉语为日常语文，不过城镇壮族在壮族总人口当中比例不大，总体上以壮语为母语的壮族人仍然占壮族人口的九成以上。同时，越来越多的壮族年轻人学会了熟练使用汉语文，成为壮汉双语人口。人民币上印有用壮语文字书写的银行名称和面额。壮医药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约略于唐宋之际，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薰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型。壮锦中国壮族传统手工织锦。据传约起源于宋代。以棉、麻线作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粗而无拈的真丝作彩纬织入起花，在织物正反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增加织物厚度。其色彩对比强烈，纹样多为菱形几何图案，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具有浓艳粗犷的艺术风格。用于制做衣裙、巾被、背包、台布等。主要产地分布于广西靖西、忻城、宾阳等县。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二龙戏珠、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近年来又出现了“桂林山水”、“民族大团结”等80多种新图案，富有民族风格。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古代叫俚族、僚族、俍族和土族，从宋代起，才改称为僮，现在又改称为壮。壮锦壮族有很古老的历史，世世代代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广西、云南、贵州和湖南部分地区。壮锦又称“僮锦”、“绒花被”，较厚实。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壮锦是广西民族文化瑰宝，这种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广西通志》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 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综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的艺术品。壮拳壮拳，广西地方拳，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套路共三十五套，其套路短小，内容精炼。结构严谨，动作朴实，拳刚势烈，下盘稳健，多短打，擅标掌，跳跃腿法少，进退以四门为径，常伴有壮语发声，借声助力，以气催力。练功方法多采用站桩，打沙包，树桩。“插芭蕉”，“抓石抹手”，“走梅花桩”，“七步铁线基本桩功”等功法。音乐艺术壮族民歌壮族民歌特别发达。壮族人无论男女，从四五岁的童年时代就开始学唱山歌，父教子，母教女，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帮带习俗。在农村，无论下地种田，上山砍柴，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青年男女间的社交恋爱等，都用山歌来表达情意。有些地方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吵架有时也以歌代言。唱歌几乎成为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因此，广阔的壮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历史上，还涌现出不少像刘三姐、黄三弟这样被称为“歌仙”、“歌王”的着名歌手。壮族民歌，就形式分，有勒脚歌、排歌、散歌等。排歌为壮族诗歌的自由体，每诗只咏一事，有时长达 300多行。长篇叙事诗比较着名的有《布伯》、《布洛陀》、《嘹歌》、《马骨胡之歌》、《六丘和达七》、《莫一大王》等。其中以《嘹歌》的表现形式较为特别。它不是以叙事方式讲述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封建领主的兼并战乱作为背景，通过抒情的对唱表现一对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感情。四句一组，相互问答，拆开来是独立的抒情诗，连缀起来又是一首有头有尾的故事诗。壮族民歌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主要有古歌、叙事长歌、生活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童谣等。壮乡民歌多，但传唱之时都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不能瞎唱乱唱。特别是时政歌、仪式歌和情歌，在什么场合唱是有规矩的。比如情歌，在野歌圩里可以尽情地唱，而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在夜歌圩里就不能唱。仪式歌中，祭祀唱什么，婚嫁唱什么，丧礼唱什么，都是绝对不能颠倒乱来的。连迎接不同的客人也有不同的迎客歌。歌圩壮族歌圩在壮语中，歌圩有出田垌之歌﹑山岩洞之歌﹑坡圩﹑垌市等等名称。 多在农闲或春节、中秋等节日于山林坡地举行。届时，男女老少盛装赴会，少者数百人，多者上万人。通常以青年男女对唱山歌为主。还举行抛绣球、碰彩蛋、放花炮等文娱活动。歌圩是壮族古老的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悠久的历史。据说，唐朝时已经有了歌圩。如《广东新语》卷八中载：“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684~709）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尝与白鹤乡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六十三中谈到窦州信宜县及昭州平乐县一带风俗时载：“谷熟时里閈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歌圩一般在节日时举行，如：春节﹑三月三﹑中元节﹑中秋节等，也有临时形成的歌圩。歌圩的规模有大有小，大歌圩有上万人，小歌圩也有数百人。一次大的歌圩往往延续两三天，白天唱为日歌圩，一般在村外山坡上或田野间举行；晚上唱为夜歌圩，在村中举行。每当歌圩来临，壮族男女青年便着盛装，带上礼物，从四面八方向歌场集中，物色歌友。中午时分或夜幕降临之际便形成对歌高潮，主要是男女互相对歌。有集体对歌，也有二人对歌。对歌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有情歌﹑苦歌﹑古歌﹑农事歌﹑花歌﹑盘歌等等。歌圩是壮族人民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也是未婚青年唱情说爱的地方。歌圩上唱的歌大都是生活语言的高度提炼，具有生动﹑纯朴﹑深刻的特点，歌词有韵，能唱，易记，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经常交替运用。未婚青年在歌圩上自由地选择心爱的伴侣，唱得情投意合的时候，便互相抛绣球（有些地区则互碰熟红蛋）或赠礼物，从而建立爱情。平果嘹歌用“嘹嘹”衬词来唱的“嘹歌类”山歌（也叫欢嘹），“流传的地区较广，以平果为中心，上到右江上游田东、田阳、百色等县，下到武鸣县，而红水河流域的马山、巴马也有传唱”（《壮族通史》语）。“嘹歌是右江中游平果县流行的一种歌体的名称。包括三个内容：一为《日歌》，二为《夜歌》，三为《散歌》”（《壮族通史》语）。七十二巫调音乐凌云壮族的七十二巫调音乐以单人独立演唱为主，最初只有几个音阶，唱法简单， 唱词多以壮话叙述为主，寄托哀思和祈祷。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七十二巫调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动听，终于形成七十二调，并用凌云七十二个人文和自然景点的名称命名，各调有的优美柔和，有的激愤昂扬，有的悲切痛心；在内容上也越来越娱乐性和积极向上。据专家考证，早在3000多年前，壮族先民就在凌云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在大自然面前，壮族先民显得渺小无力，男人们上山耕种和打猎往往一去不回，疾病和天灾也经常夺去人们的生命。壮族妇女为寄托哀思、缓解悲痛、避免灾难、抒发理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壮族七十二巫调音乐。七十二巫调音乐器具主要有两大类，静物器具有绒扇、麒麟、凤凰、香包，响物器具有铃铛、铜珠、茭。演唱时以铃声和脚踏声为主要配乐，左手拿一把铜铃扇子，右手拿一张配有铜铃的红手帕，歌声、铃声、脚踏声同起同落。在转调时不断体现出不同风格和个性，柔、凶、散板鲜明，尤其是柔板像清流的溪水又像慢飘的云雾，体现着大自然的美妙灵动。七十二巫调音乐具有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色彩，例如壮族女巫烧香设坛、唱巫歌、做法事，能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下变化各种口音和语言，一问一答，与死者交谈，让生者了解到死者在阴间的情况。舞蹈壮族舞蹈源于对狩猎的模仿，但它常与巫师酬神的活动密切联系。巫师敬神总是边跳边唱，乐神消灾祈福。最早记录，壮族舞蹈的花山壁画实际是当时壮族先民对蛙神的颂歌。这种舞姿的形状是两臂张开弯肘上举，两腿蹲成弓步，动作粗犷有力，赋有特色，被称为蛙形舞姿。魏晋时代，僚人祭鬼神时，跳鬼鼓舞。宋代桂林及桂北民间有傩队，戴假面具跳酬神舞。巫舞一直流传到1949年前，分为师公舞和巫觋舞，是迷信活动的一部分。师公舞戴鬼脸壳，每个神一个，多达30多个，且每个神有不同的动作和唱词。巫觋舞是巫婆装神弄鬼时跳的，手舞足蹈，作神附身之状。与酬神有关的舞蹈还有其他，如铜鼓舞、春牛舞、贺新年舞等。壮族民间其它舞蹈，多模仿劳动动作。据统计，表现劳动和爱情生活的舞蹈多达几十种。着名的有舂堂舞、扁担舞、蜂鼓舞、采茶舞、戽斗舞、绣球舞、捞虾舞、桃叶舞、斑鸠舞等。火猫舞子收割后的颗粒归仓、稻谷不发生霉烂和不被可恶的老鼠偷吃，是农家丰收后最担心的事情。猫是老鼠的天敌，为了保证粮仓中的稻谷安然无恙，集聚在广西梧州地区的壮家便要举行独特的祭祀仪式《火猫舞》，来求助猫神为人们消灭鼠类、扞卫丰收果实。火猫舞届时，扮演众“猫咪”的20来个青年男女，身着颜色鲜艳、饰有层层流苏似花猫毛皮的衣裙，头戴用稻草扎成的头箍和延长下来、垂于身后，形如猫尾的长稻草辫子，并在“从头到尾”的稻草辫子上，插上根根“燃香”，每人的前额上方再缚上一张事先绘制好的面具“大猫头”。在众猫咪队伍前方，由一位头插银钗、身披花团锦簇、下坠流苏绣花披肩的女子率队、后随两名手提书写祈求吉祥语句六角宫灯的妙龄少女和三名吹羊角喇叭的男子共同组成祭祀行列前导，在一旁锣鼓乐队轻快、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和曲调悠扬的号角声中，沉浸在香烟缥缈中的众猫咪在仙女般的前导女子带领下，款款步入表演场地 。猫咪们开始表演了，它们在不断变换着各种队形的过程中，模拟猫咪行走跳跃、扑捉活食、伸腰耸背、舔毛搔痒、相互嬉戏等多种姿态 ,真令人有犹如进入“猫王国”之感。 接下来，众猫咪又模仿着人类祭祀神灵之态，在背后插满燃香的点点豆光和烟雾缭绕下，双手抱拳频频作揖祭拜，请求天界的大猫神下凡，为民根除鼠害。在众猫咪围成圆圈翩跹起舞以娱乐猫神之际，一只由两人装扮，前者双手举黑白花纹“猫头”、后者扮“猫身”、“猫尾”身披纯黑色“猫皮”的肥硕大猫登场了。它忽而闲庭信步地观察着四方，忽而攀枝上树爬上竖立在圆圈中的一根高秆，向远方了望搜寻着大小鼠精们的隐藏地。随后跃下树来在一旁悄声闭气地等待着大小鼠精的出现。这时，众猫咪开始表演起模拟人们丰收后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 收粮入仓的舞蹈。就在为获得丰收而充满欢欣进行舞蹈的同时，一只头顶尖嘴“鼠头”身披灰色“鼠皮”的大老鼠精，以四处窥视、鬼头鬼脑、悄手悄脚的夸张舞姿进入屯粮的场院后，看到座座粮仓放置于静寂的场院内无人看管，便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地准备立即开始破仓盗粮。就在大鼠精得意忘形时，隐蔽在一旁的大猫神伴着一声大吼蹿了出来。本企图负隅顽抗的大鼠精，一看来势凶猛的硕大猫神，求饶不成便立刻仓皇逃窜，企图能逃出天敌猫神的利爪，求得活命。令人倍感亲切和充满美好希望的《火猫舞》，最后结束在人们的尽情欢呼，众猫咪的跳跃旋舞，以感谢猫神为民消灭鼠精，庆贺丰收成果不再被掠夺的高潮中。扁担舞扁担舞扁担舞，其名又称打扁担，流行于广西都安、马山、东兰、南丹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元宵节期间举行表演，场地是在村前的晒谷场上。表演者有四人、六人、十人、二十人不等，均取双数，多是妇女。出场表演时，舞者手持扁担，相向而立，围着一条长一丈多、宽一尺的木槽或板凳，大家口喊呼，于是上下左右相互打击，边打边唱边舞，模拟农事活动中的耙田、插秧、戽水、收割、打谷、舂米等姿势动作。舞者时而双人对打，时而四人交叉对打，时而多人连打；有站、蹲、弓步、转身打等，轻重、强弱、快慢错落有致，动作优美自然，整个舞蹈优美清新。1955年，此舞被选参加全国群众业余歌舞观摩大会表演，获优秀奖。扁担舞，至今仍为壮族人民喜爱，表演娱乐。捞虾舞其舞流行于广西德保县一带。它形象地描绘了壮族女青年在明媚的春光下，到小河去捞虾，遇上几个男青年在河边钓鱼的情景。表演的动作是捞、扒；演出的方式是：两个男青年手拿钓鱼竿，背着鱼篓，在河边钓鱼。不多时，来了四个女青年，她们手拿捞绞，腰系鱼篮，下河捞鱼虾。男的向女的打招呼，唱山歌；女的亦唱山歌回答。在男女一问一答的嘹亮的歌声中，男女双方翩翩起舞，队形变化三次，对唱三次，场面悠然热烈。唱的歌，其词多是谈情说爱，喜获鱼虾丰收。此舞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纸马舞纸马舞又名跳纸马，是流传于文山、马关、砚山等地的壮族祭招性丧葬舞蹈。在文山县，又主要流行于攀枝花下寨、水车寨、新平坝、高末一带的壮族土支系居住区。纸马舞纸马是用竹篾扎成马的形状，再以纸裱糊绘制而成。纸马有头有眼有耳有嘴有身有尾却无脚。舞前，舞者从纸马的腹部空心处钻入，把纸马套在腰间，双手提着纸马的腰作舞。参加舞蹈者，多为8名成年妇女。其中，舞纸马者两人，舞大刀者两人，舞小刀、舞鬼面具、舞手巾、舞狮子者各一人。舞时，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基本动作。每当左脚起跳时，右脚向左前方侧跨步，右脚起跳时，左脚向右前方侧跨步。跳到第三拍子时，跨步的掌还要在地上点两下。在绕场跳动时，戴鬼面具的舞者应与前后的舞者互相照应，起跳的左右脚和步伐都必须一致。舞蹈中，马对马，狮子对手巾，鬼面对小刀、大刀对大刀，作互相拼斗动作。舞纸马者，还要依从步法、节奏、有节拍地左右摇动马头，让两“马”作互相咬、踢、厮斗。舞场上马铃叮当响，灰尘四处扬，真如在战场上打斗一样。铜鼓舞铜鼓舞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彝族民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老舞种之一，分布于广南、麻栗坡、富宁、西畴、马关、邱北等县的壮、彝村寨，而以广南县壮族、彝族和麻栗坡县新寨乡和富宁县木央乡几个彝族白倮支系的铜鼓舞最具代表性。铜鼓舞属族群性的集体舞蹈。舞者围成圆圈，踏着鼓声节奏沿逆时针方向起舞，跳完一组舞蹈动作再跳另一组，内容都是壮族、彝族农耕生产生活的反映。广南那洒镇马贵村壮族的铜鼓舞完整保留了十二套舞蹈动作，反映着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不同的生产内容。麻栗坡、富宁等几个村寨中的铜鼓舞，主要用于祈雨、求丰收和老人丧葬等民俗活动。壮族、彝族的铜鼓舞流传普遍，动作古朴，舞蹈语汇非常丰富。壮族铜鼓舞表演时，一人敲铜鼓，另一人以木盒辅助形成共鸣滑音，这在其他音乐演奏中是找不到的。彝族的铜鼓演奏则是一种专门技巧，一人用公、母两面铜鼓可演奏十二种音调组合，简称十二调。据称公鼓代表太阳，母鼓代表月亮，十二调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因此彝族的铜鼓舞还包含着本地民族的历法文化内容，积淀着壮、彝先民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和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翡翠舞壮族的翡翠舞是用竹片或铁丝结成翡翠鸟骨架，再用绿色毛线装饰形似翡翠鸟，表演该鸟平时的生活活动的舞蹈。据老艺人说，200多年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造成兵战连年，加上旱涝灾害接踵而来，致使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一种祈求安宁、自由生活的愿望成了壮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壮族人民是一个具有惊人聪明才智的民族，他们明知这一愿望在封建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追求心灵上的自慰与精神上的自娱，并通过其他形式反映出来是可行的。于是民间艺人在劳动生产与生活中，发觉了一种禽鸟动物一翡翠鸟。不但羽毛色彩鲜艳，美丽无比；且性格温驯、善良、不欺异性、勤劳自食，恰与本民族的属性相合；便摸拟翡翠鸟活泼、灵巧的动作特征：它的美丽形态，它的勤劳自食，向往自由、美好的信念。借以体现壮族人民的勤劳、正直、善良的民族特征，激发壮族人民追求美满幸福生活的强烈欲望。师公戏壮族“师公舞”是流传于广西武鸣、邕宁、都安、钦州等县的一种属梅山教派的祭祀舞蹈。它历史悠久舞蹈语汇比较丰富，民族特色浓郁，是壮族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器蜂器蜂鼓是流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细腰鼓，因鼓身形似蜂腰而得名，又以横置胸前演奏而有“横鼓”之称。其式样和演奏方法与朝鲜族长鼓相似，两者同出一源。蜂鼓在古代不仅叫作“仗鼓”，还有“拍鼓”、“正鼓”，在北魏流行一时，因而又有“魏鼓”之称。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马骨胡马骨胡马骨胡在壮语中称“冉督”、“冉列”。“冉”为胡琴统称，督，为骨头，意即用马、骡、牛的骨头制成的胡琴。故通常称之为马骨胡或骨胡。壮语又称“冉列”、“冉森”。“列”、“森”兼有体积小、发音高而尖之意。“冉列”又是由传说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名字所组成。形制与奚琴类型的乐器相似，音色清脆明亮、悦耳动听，常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或为民间歌曲、说唱音乐、壮剧和布依戏等戏剧伴奏。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西林、田林、百色、乐业、凌云等桂西百色地区，贵州省兴义、安龙、贞丰、册亨、望谟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等地。琴筒原用一段、现用多块马、骡或牛大腿骨拼粘制成，长10-12、直径5厘米，呈椭圆形，前口蒙蛇皮、鱼皮或蛙皮，后敞口。琴杆红木或红椿木制，上粗下细，长46-60厘米，顶端雕马头为饰。置二轴，原黄（一种鹿）角制，现用红木制。张二条钢丝弦。定弦d1、a1，音域d1-e3，两个多八度。演奏时，琴筒置于腿上，左手持琴按弦，右手执马尾弓在两弦间拉奏。音色近似京胡并较之柔美。常用技法有前挫弓、后挫弓、小跳弓、顿弓、打音、倚音、滑音等。用于独奏、八音乐队合奏、莫伦说唱和壮剧伴奏。是八音乐队的主奏乐器，在壮剧乐队中也居领奏地位。琤尼琤尼是壮族拉弦乐器。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凤山、巴马等地。“琤”为壮语“七”的语音，“尼”是壮族民间对乐器的统称。也称“壮族七弦琴”或“瓦琴”。明初已在广西西部流行，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琤尼形制古朴，由共鸣箱、岳山、弦轴、琴柱、琴弦和琴弓等部分构成（图）。共鸣箱即为琴身，呈卧式半圆形中空体，它由面板和底板胶合而成。面板为半圆的拱形，用桐木制作，多使用当地所产的泡桐木，将一整段原木从中破为两半，以半边原木掏空内腔，雕凿成半管状的圆槽，凸面刨光成为半圆形的琴面，面板厚7厘米~1厘米。底面平直，多使用松木、杉木薄板制作，板厚5厘米~8厘米，底板上开有一个圆形小孔和一个弯月形大孔，两孔相对。面板和底板胶合后，两端通透，不设音窗。琴箱长60厘米~70厘米、底宽16厘米~17厘米、中高7厘米~9 5厘米。在距琴面两端5厘米~8厘米处，分别设有岳山（弦枕）支弦，岳山用硬木制作，呈半圆形条状，底部与面板相接，岳山高3厘米~5厘米、底宽4厘米~6厘米。在琴首与岳山之间，等距竖向排列七个弦轴，弦轴使用柚木等质地较硬、纹理细密的木材制成，当地多用壮语称作“肥外”的木料制作，轴体为圆锥形，轴柄多呈球状。琴尾的岳山外侧，开有七个圆形弦孔，供琴弦穿过而用。琴柱也称琴马，用壮语称作“卜柚”的木料制作，也可用李子木、核桃木或牛角制作，外形呈秦汉古币状或人字形，柱的上端开有小孔，琴弦穿过其孔并支弦于琴面上，七个琴柱在面板中部斜向排列。张七条琴弦，最早使用棕丝或马尾搓成，后用羊的肠衣弦，现在使用丝弦或钢丝弦。琴弦一端缠于弦轴上，另一端穿过弦孔，缚弦于弦孔内侧的小木棍上，或弦头在孔内侧打结，也有直接在琴尾岳山上钻孔系弦的。琴弓用竹片或细竹作弓杆，系以马尾为弓毛，弓杆长50厘米。壮族三弦壮族三弦，是壮族弹拨弦鸣乐器。形制与汉族、拉祜族小三弦相仿，音色脆亮，主要用于壮族八音合奏或为壮剧及说唱伴奏，深受壮族人民喜爱。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西林、田林、乐业、凌云、百色、田阳、田东、德保、靖西等桂西和桂南各地。天琴天琴，是壮族支系偏人的弹拨弦鸣乐器。偏语称鼎叮。由乐器发声谐音而得名。历史悠久，形制独特，音色圆润明亮，常用于独奏或为歌、舞伴奏，深受偏人喜爱。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宁明和龙州等地。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二百年前已在壮族支系偏人中流传。原为天婆（巫婆）为人禳灾治病时所用，后来，这种巫术性质的弹琴歌舞演变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但仍称唱天、弹天、跳天。所用乐器便称天琴。传统天琴长约120厘米。琴杆木制，雕龙纹。琴头雕成凤形、帅印、太阳或月亮形，左右各置一木制弦轴。琴筒用葫芦或麻竹筒制。呈半球状，厚10厘米，前11胶麻竹壳或薄桐木板，面径11厘米，后端镂刻花纹为音窗。竹制琴码，张丝弦。琴体各部可拆装组合，便于携带。现代天琴，琴杆长90厘米、呈半圆柱状，杆身无饰。琴头平顶，琴筒天麻竹或铁制，圆形，直径10厘米，蒙蛇蟒皮，张丝弦或尼龙弦。定弦c1、g或d1、里弦定高音，外弦定低音。音域g-g3。壮剧壮剧又叫“壮戏”，是在壮族民间文学、歌舞和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旧时壮族自称“布托”，意即“土着者”、“本地人”，把壮戏称为“昌托”即“土戏”，以别于汉族剧壮剧由于地域环境、方言土语、音乐唱腔、表演风格及伴奏乐器的差异，壮剧产生了广西的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壮族师公戏（又称壮师剧）以及云南的富宁壮剧、广南壮剧等分支。其中广西北路壮剧流行于使用壮语北部方言的地区，以马骨胡、葫芦胡、月琴等为伴奏乐器，唱腔主要包括正调、平调、卜牙调、毛茶调、骂板、恨板、哭调、哀调等，部分角色有特定唱腔，剧目有《卜牙》、《文龙与肖尼》、《刘二打番鬼》等；广西南路壮剧包括壮族提线木偶戏和马隘壮戏，流行于使用壮语南部方言的地区，以清胡、厚胡、小三弦等为伴奏乐器，唱腔主要包括平板、叹调、采花、喜调、快喜调、高腔、哭调、寒调、诗调等，行腔时采用帮腔形式，剧目有《宝葫芦》、《百鸟衣》等；壮族师公戏脱胎于壮族民间师公教的祭祀娱神歌舞，流传于广西河池、柳州、百色等地，表演初时着红衣戴木面具，后改为化装着戏服，以蜂鼓、锣、钹和无膜笛伴奏，剧目有《莫一大王》、《白马姑娘》等；流行于云南的富宁壮剧及广南壮剧受汉族地方戏曲影响较大，另有特点。壮剧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中，是壮族人民创造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剧种，是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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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大陆最南部，南临南海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从考古发现的百色古人类遗址可知，早在70万年前广西就有原始人类生息了。距今5万年左右的“柳江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1万年前的“麒麟山人”已学会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岩人遗址则说明距今约1万至6000年前，广西古人类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今广西地域主要分属于桂林郡和象郡，这是广西最早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版图。为了解决秦军的粮饷运输，在今兴安县境内开凿了人工运河——灵渠；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汉初，代行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国，今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大部分隶属于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苍梧广信（今梧州）成为交趾刺史部9郡的行政中心。西汉时，合浦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瓯骆越人从战国时开始绘制的左江崖壁画约完成于此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先属吴，其后归于晋及不断更替的南朝宋、齐、梁、陈各政权。唐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这是广西最早成为一级独立政区。唐代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桂布”名闻遐迩；桂、邕、柳、容等重要市镇兴起；修筑了沟通桂江和柳江的著名水利工程相思埭；广西出现了第一个状元赵观文和颇负盛名的诗人曹邺、曹唐。五代十国时期，楚与南汉长期争夺广西，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宋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广西之名始于此；宋代，先后发生了区希范起义、侬智高起兵反宋、李接起义等反抗宋王朝的事件；而交趾上层统治者则于熙宁八年（1075）大规模入侵广西，仅邕州（在今南宁）屠城被害人数就达5万多人；宋代邕州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永平寨（在今宁明县）及钦州3大博易场成为西南民族集市或与交趾等地贸易的国际市镇；有色金属锡、铅的产量居于全国前列；梧州元丰监成为江南六大铸钱监之一；纺织品尤其是苎麻织品质量上乘，左右江出产的緂布色彩丰富，是最早的壮锦及当时的上品衣料。元朝统治广西基本上着重于军事控制，在各主要隘口附近派驻屯兵，实行军事性质的屯田；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明初改广西行省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朱元璋分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于洪武五年（1372）开始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进犯我国东南沿海，田州土官妻瓦氏夫人率一支由壮族子弟组成的俍兵赴前线抗倭，屡败敌寇，战绩显赫。明朝是封建社会广西经济开发最有成效的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已开始种植双季稻，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细致；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性建筑有容县真武阁、合浦大士阁等。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的差距日渐缩小，各州县包括土州土县都办起了学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如“兄弟尚书”蒋冕、蒋昇，军事家袁崇焕等。然而终明之世，土官对朝廷的叛乱和土官之间的纷争不断爆发，土地和食盐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赋税徭役苛重，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规模较大的各族农民起义有大藤峡瑶民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其中大藤峡起义绵延不断达200年。清初，广西兵祸连年，先是桂林成为南明永历政权驻地和瞿式耜、大西军李定国抗清斗争的中心；不久又爆发了平西王吴三桂等叛乱的“三藩之乱”，主持广西军务的孙延龄起兵从乱；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才真正归入清王朝的版图。清代广西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日臻成熟，各种陂、堰、塘、渠的修建和水翻筒车普遍使用，许多山区亦开辟出梯田、冲田等等，例如令人叹为观止的龙胜龙脊梯田，始造于元代，历明至清才完成；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村圩市，城镇商业的繁荣以梧州为冠。全省各地皆设书院和义学；方志的编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省志楷模”；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桂剧、彩调剧等民间戏剧已十分流行。清中期以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发展迅速，频频起义，标志着一场大风暴的即将来临。先秦以前，广西为百越民族聚居地。秦汉以降，汉族人民和苗、瑶、回等少数民族因军事、经济、避乱、仕宦、谪迁等原因源源不断地迁入广西。移民不仅是古代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有效途径，也构成秦汉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广西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农作物的新品种等，将汉族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传播到广西。例如隋桂州总管令狐熙、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容州刺史韦丹、宋广西转运使陈尧叟等一批杰出人物来桂任职，就实行过不少发展生产、缓和民族矛盾的改革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唐代开始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宋代沿袭；元以后称为土州土县；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土官在辖境内拥有统兵治民的大权，无异于土皇帝；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已趋腐朽，于雍正年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流；土司制度最后于民国17年（1928）才在广西完全终结。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广是受鸦片走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同时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广西人民推向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广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调赶往广州前线支援，广西前后共调集兵力数千名，还调集大炮、火炮及铸炮工匠赴粤增援，珠江口海面防御工事“排链”所用的参天大木也选材自广西。广西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两万多广西各族儿女汇集桂平金田，誓师起义，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封王建政，颁行各种制度；继而挥师北上，东下江南，建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与此同时，以天地会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反清起义也在广西勃然兴起；其中尤以1854年在灌阳建立的升平天国、1855年在浔州（今桂平）建立的大成国、1860年在新宁州（今属扶绥）建立的延陵国3个农民政权最为引人注目。随着外国洋教势力在广西的发展，近代广西民教冲突不断，其中1856年的“西林教案”引发了中法两国的外事交涉，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广西各族儿女奋起抗击法国的觊觎和侵略，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由广西子弟组成的黑旗军在越南屡创法军，取得著名的纸桥等大捷；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陆路战场，老将冯子才率部痛歼进犯的法军，取得了号称我国近代“中西战争第一大捷”的镇南关大捷；法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巴黎，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中国近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使北海、龙州、梧州成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攫取开矿、航运和修筑铁路等特权，把持海关，操纵金融；随着自然经济被破坏，广西的近代化伴随着半殖民地化进程在血与火中生长。在世纪末变法维新的呼声中，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进行变法维新宣传，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开风气之先；1895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反对签定对日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广西有99名举人参加了这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桂西南边境地区先后发动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廉上思起义等3次武装起义，而云南河口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也有不少广西籍同盟会员参加，广西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为辛亥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的广西籍学生160多人直接参加了首义；在广西的革命党人则组织了柳州、浔州（府治今桂平）起义，广西随之宣布独立。然而，广西的军政大权却被陆荣廷所篡夺，形成了独踞一方的旧桂系军事集团；旧桂系贪婪残暴，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二次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终于在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中宣告崩溃。广西平定后，孙中山曾出巡广西，督师整军，计划经桂林出师北伐，但因陈炯明的掣肘而夭折。年“五四”运动爆发，广西各城镇的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广西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促进了广西人民的新觉醒，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的地方组织首先在梧州建立。与此同时，曾为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借助广东革命阵营的力量，统一广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统治。随后，新桂系与国民政府达成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归属国民政府领导。在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暴中，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广西正式形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新桂系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且屡挫强敌，成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然而，“四一二”政变中，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使广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工农运动转入低潮。由于北伐战争中新桂系势力的迅速扩张，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矛盾，1929～1930年，蒋桂连年混战，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破坏，但客观上也为广西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通过对其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成功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注意到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分歧，从1934年就开始了对其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在城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普遍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日，新桂系联合广东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在对事变表示支持和肯定的同时，向李宗仁等表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地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各族青年纷纷应征入伍；广西当局两个月内就装备了4个军、48个团开赴前线，动员之迅速为全国少有。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全国和广西各抗日战场，到处都有广西子弟兵浴血沙场。1938年10月后，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沦陷区大批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同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八办”又是中共在广西的公开机关和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它的建立对争取广西当局开放民主、宣传动员国统区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西南、南洋等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集抗日物资，起过重要作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3次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1939年和1944年，广西曾两度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广西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第一次沦陷期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和战时工作团深入桂南各县发动群众，掀起民众支前参战的热潮；第二次沦陷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保卫家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实地说，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在推动广西近代工矿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然而抗战胜利后，新桂系积极追随蒋介石，全力转入了反共内战，在广西实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暴政，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势力和人民民主运动。随着内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陷入了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当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以反“三征”为口号，相继在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城市，则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斗争。1949年1月蒋介石一度引退，为挽救国民党的失败，美国支持的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谈判，企图实现“划江而治”；但随着人民解放军4月渡过长江，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各地游击队开始向盘踞城镇、交通要隘、据点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解放广大农村，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作战；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则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迎接解放。10月，新桂系白崇禧集团在湖南衡阳地区被解放军击溃，5个兵团17万余人狼狈逃回广西，企图长期经营广西老巢，负隅顽抗。11月7日，人民解放军集中二、四野战军45万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在广西人民群众和各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广西战役。12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广西全境解放，广西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的羁麽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 1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在广西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 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均起了积极的作用。广西地区土司制度存在数百年之久，如今广西仍有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墓葬多为明清墓，一般由封土堆、墓室、墓围、祭台和神道等部分组成。有单葬也有合葬，葬式均为一次葬。明代土司墓封土堆多为馒头形或盔帽形，清代土司墓则多为字塔式或亭阁式。土司遗址则有古城遗址、衙门遗址、军事遗址、道路遗址、寺庙、塔、阁、桥梁、石刻等。文物则有玉器、铁器、金器、碑刻、石雕、印章等。这些文化遗产是研究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珍贵历史资料。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晌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 , 划分其疆界 , 使之世领其土，世有其民, 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等，使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从而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壮族地区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交流，亦对壮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光大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一书 , 把壮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共华性、包容性和二重性四个方面。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 : ①不少土司头人汉文化水平较高，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知识。②壮族地区的某些士官和土民原本系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 , 后被强大的壮文化所融化。 ③土司制度本是封建王朝压迫人民的工具，却民情易服，故能较长期存在。结合史实，可以肯定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汉文化交流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在壮汉文化双向交流中，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同时，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土司制度下的医药机构　　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 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 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如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 （ 均为壮族聚居地） 。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 在土司家属中，亦有专门从事医药工作的人 （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五节），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这是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促进作用的一个方面。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邑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药王庙 , 在北门大街 , 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 :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 , 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 , 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 , 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 , 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忻城土司衙门附近 , 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 三界庙 ，三界是一位内科、外 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而且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 （土官名） 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 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 ，如《融县志》 : 路顺德 , 古鼎村人 , 赠精医学 , 著 有《治蛊新方》一册。 《象县志》 : 罩德本 , 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 《三 江县志》 : 侯第福 , 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 , 用草药。 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 , 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 , 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 （ 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 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 , 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 , 以妇人尤为擅长。 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对壮医药的消极影晌在政治上，土司制度是 以夷制夷 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土宫是封建王朝封赐而独霸一方的统治者。在士司统治地区，土官既掌握着政治特权，又完全控制着经济领域，这种封建领土专制比起其前的奴隶制来说，虽然是社会的进步 , 但它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 , 而是有其反动、罪恶、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朝晚期，这种腐朽没落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土官自恃雄长，独断专行 , 权力欲膨胀，土司间经常发生武装侵扰。在土司家族内部 , 也常因争夺官位而相互残杀。由于长年干戈不止，战乱频繁 , 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莫土司衙署的东花厅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壮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专业壮医队伍受到限制，特别是能进入到官办医药机构中的壮医，为数更少，绝大多数壮医，只能流散在民间行医。在清末民间编纂的一些地方志中 , 虽然还有医学署的记载，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也未能重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壮医药的学术发展。其次 , 由于分科不细，多数壮医的治疗方法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未能进一步提高，有的甚至由于后继乏人而淹没失传。土司连年征战，对于毒药、毒箭之类的东西，作为重要武器之一，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民间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则没有足够的重视 , 因而阻滞了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发展。　　土司制度下的狭隘、保守、封闭思想意识，对于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据文献记载，晋代的葛洪等医药学家 , 唐代的柳宗元等文人流官，都曾把中医药传播到壮族地区；宋代威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集验方刻石桂州驿，邕州知府范旻下令禁淫祀，市药以施治，并刻疗病方书 , 置诸厅壁。前述诸人对于中医药的推广做了一定的工作 , 但由于土司制度的落后、保守和封闭 , 壮族地区的中医药是不发达的。如壮族聚居的靖西县直至解放前夕也只是在县城有一二家中药铺。一些读过几本中医书的民间医生 ,一经临证拟方， 病人服之有验者殊少。此殆于精微变通之处犹有欠欤。说明医术并不怎么高明。由此可知 , 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术，在土司制度下 , 未能较多地影响和渗透到壮医药之中 , 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另外，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药还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 , 这就束缚了它的发展。　　客观地评价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医药的影响，应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 , 土司制度对于壮医壮药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保留，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并使壮医药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 , 在壮族尚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的情况下，壮医药居然能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可抹煞的。忻城莫土司衙署——“壮乡故宫”（见插图） 　　忻城“莫土司衙署”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我国现存土司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是研究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土司衙署接待了很多影视文艺工作者。电视剧《刘三姐》、《一代廉史于成龙》等10余部作品都是在此拍摄内外景。莫土司衙署也因此闻名遐迩，填补了广西土司旅游的空白。　　忻城“莫土司衙署”，始建于明朝万历十年，所辖总面积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照壁、大门、牢房、兵舍、正堂（即头堂）、长廊（亦称花郎）、东花厅、西花厅、二堂、东厢房、西厢房、三堂、后苑（即闺房）等组成。　　莫土司在忻城世袭时间长达470多年，曾先后四次迁移衙门，原建于古尚村，后迁于板县村，再迁到古尧村。后来搬到翠屏山脚下。莫土司衙署大门廊上立两根格木柱子，柱上悬挂一副雕刻楹联。大门即仪门。　　沿院中道路拾级而上，就来到正堂，堂正中置公案，案上置有惊堂木块及令牌、笔、墨砚等。案桌后是活动屏风，上悬有“明镜高悬”巨匾，左右分别置大鼓、大锣各一面，各种兵器罗列有序，“回避”、“肃静”大牌字高耸，显得气氛森严可怖。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亚洲第一土司衙署：莫土司衙署西花厅是土官对犯人初审、用刑的地方。长廊尽头即二堂，亦为三开问，左右均有屏风隔开，左间是土官处理日常事务之处，内置文房四宝；中间是议事厅，置有案桌和太师椅等；右间是师爷卧室兼书房。前窗皆镂空花窗，花鸟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花窗的图案就是仿忻城壮锦图案制作的。　　整个土司衙署建筑皆为砖木结构, 穿斗构架，硬山翘角，雕梁画栋，朱漆柱粱，既具有中原古典宫廷建筑的风格,又有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韵味，体现了壮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因此，被人们誉为“壮乡故宫”。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侬氏土司衙署（侬氏土司衙署位于广南县城北街（今城一小内）坐北向南，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现为广南县第一小学校址。衙署沿四道台阶而上，分设大门、中门、三门。大门上竖有“世袭情军府”直匾。门前筑一座青砖照壁，宽约6米，高5米。大堂口置石狮一对，左侧有鼓棚，旁设监狱两间。前院内设有代办房，签押房。东、西为书房、议事厅。后院有五凤楼、绣花楼等。依氏祖宗牌位设在最后院的屋内。衙深院重，规模庞大。现存衙门殿堂，七开间，歇山顶，抬梁式木构架，高9米，通面阔3米，进深21米，木拉42棵，用材粗大，屋宇宏伟。侬氏土司从元至元十二年（1275）起至民国37年（1948），在广南世袭28代，673年。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壮族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早对壮族土司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为壮学宗师黄现璠。虽然在他之前曾有一些学者对壮族土司进行过初步探讨，例如刘介先生于1934年出版的自著《岭表纪蛮》中专列第二十三章“土司”，对土司的起源、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家庭组织进行了概述，其中“广西之土司”一节，着重简述了桂西土司的起源，并未专门论及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最早专门深入探讨“壮族土司制度”的论文，当为黄现璠于1962年7月发表的《土司制度在桂西》长篇论文。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亚洲第一土司衙署：莫土司衙署东花厅上的牌匾“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一般认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土官与封建王朝的关系，它通过封建王朝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体现出来。宋、元时代,在广西设置的“土司制度”绝大部分是在桂西壮族地区。黄现璠于《土司制度在桂西》长篇论文中认为：“唐代在桂西也设些羁縻州，用土酋为之长，但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一概不变。宋平侬智高后，始委派狄青部下和本地土酋为土官，设立许多土州县洞，实行领土的封建统治……”，进而于文中对桂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土司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土地”，“土司不完全地占有直接生产者农奴”。接着以此为基展开了“桂西土州县的领主封建社会建立在氏族部落未期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论证，主张桂西土州县的领主封建社会并非建立在奴隶社会基础上。他的这种主张如今为大部分壮学学者所认同。黄现璠的助手、调查组成员王昭武紧接其后发表了《大新县土官统治时期土地关系调查记》（载《广西日报》1962年11月1日）一文，该文为在1956年《大新县壮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并结合调查资料对大新县土官统治时期的土地关系进行了研究。　　事实上，早在1956年黄现璠领导“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员进行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着重对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学术考察和资料收集。当时他率领“壮族组”成员兼助手粟冠昌骑马到天等、龙光、德保等县以及带领助手王昭武等人到大新县调查时，主要就是奔着收集土官统治时代的史料去的。同年12月，黄现璠组织编印的《广西僮族史料·土司制度》（油印本），内容包括：土司制，左江土司制，右江土司制，唐宋元土州县沿革，广西郡县志、西原蛮广源州蛮詹杂记所记之右江壮人风俗，岭外代答关于土州之记载，广西通志所列之土司志（土司一二）太平府之土州县，属调查组所集壮族土司制度史料的汇总。随后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历史组编辑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油印出版。广西土官制度研究一些研究黄现璠的国外学者认为：关于“土司”问题，黄现璠与刘介的早期主张一致，即认为广西的大多数土司是在宋平侬智高时随狄青南征来到广西的山东人（汉人）。这是黄现璠在《广西僮族简史》中的观点。但是，黄现璠经过多年研究，于1962年7月发表的《土司制度在桂西》一文中实事上已经改变了这种主张。他于文中说：“宋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许多部下到桂西当土官，本地土酋被封为土官者亦不少。而在前者人中，实为土酋冒称随狄南征，有功留守，更不乏其人。据广西方志，宋在左、右江和宜山一些地区委派的土官，设立的土州县洞，后者当前者封地釆邑，约有三十人，表列如下……（略）。这些土官，大都是冒籍山东。虽然有的是土酋，以及受封有所先后，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实行领土制的封建统治，如表上那地土官罗世念，十足道地的本地壮人，但他归宗受封后，‘兄弟儿侄百六十人，补两头供奉官，石侍禁披带班下殿侍”(《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八册蕃夷五)’。执行宋统治者的反动政策，助纣为虐，一切施策．皆实行压迫剥削，与外来土官毫无区别，可谓一丘之貉。”可见黄现璠这时的“土司观”已经改变，他认为：狄青部下到桂西当土官的人，大多数为当地土酋（壮族统治集团）冒称随狄南征，有功留守之辈。后来他的学生粟冠昌教授于1963年发表的《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一文中主张“宋代广西土官全是僮族统治集团”，[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不过是对黄现璠的“土司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后，他的学生粟冠昌、李干芬相继又发表了《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粟冠昌，《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明代的广西土官》（粟冠昌，《学术论坛》1983第5期）、《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土司制度学术讨论会概述》（李干芬，《广西民族研究工作通讯》1988年第1-2期）、《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述议》（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略论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李干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等论文和出版了《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一书，从而成为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专家。这一时期出版的《广西忻城土司史话》（覃桂清编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白耀天、谷口房男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皆为有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的专著。至于相继发表的有关论文，更是多不胜数。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在壮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将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明、清、民国三个时期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逐渐改造成流官铨选制，直到全部废除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广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秦征服岭南之后发生的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逐渐改造成与中原地区相一致的管理区的过程。这一改造过程，包括羁縻时期、土司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时期，不同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　　壮族经过秦代以前的独立起源、 自主发展，秦代以后的改土归流，其历史文化特点可以归纳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以“峒”为社会单元、族群符号明显、有体系的语言文字、逐渐加强的汉文化影响等。　　一般的壮学研究者认为，明代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失败的，即使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肯定的分量都不宜太大。李良玉教授经过细致的研究，提出壮族地区的土司问题在明代已得到解决，具体时间是嘉靖六年，王守仁分裂田州、思恩两大壮族土司之后，壮族土司的命运已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清代，经过雍正时期的改大留小，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已经非常没落，到光绪末年，壮族土司制度已到了被废除的边缘。民国时期，经过旧桂系、新桂系军阀的改土归流．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被完全废除。　　改土归流改变了壮族聚居区的格局，壮族核心居住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居住，壮族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形成。改土归流彻底改变了壮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壮族地区与中原地区越来越接近。改土归流对壮、汉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壮族族群边界更难维持。改土归流与壮族汉化成正比关系：改土归流越深入。壮族汉化程度也就越深。　　（截止《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2007年3月出版），原泗城岑氏土司辖区，当地各村各寨的壮族人民都建有大大小小的岑大将军庙，庙里供奉岑大将军神。其实，岑大将军神就是当地的土司神，当地群众几乎把岑大将军神视为万能的神灵。类似泗城地区的岑大将军神信仰，对于研究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