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献与传世文献有何区别

不太清楚

虽然有着看似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相差很远。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证据。站在实证史学的立场,史料的主要问题是真实性,或者说是史料的形成过程问题;而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由严格的发掘程序来保证,更多时面临的是如何解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如果根据文献材料在复原历史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三个时代,那么:史前考古没有当时的文献材料,后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度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历史学取向的学术课题,其中考古材料是为预设的年代框架服务的,虽然不排除很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东风有了极大进展,但最根本的目的仅仅是使年表精细化。具体来说,三皇五帝仅有“史影”的价值,如果文献中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理解。任何为三皇五帝建立具体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原因详后),于考古研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传说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国内学术界视为史前和历史的分界点,对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这其中的问题相当多。如有学者(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国上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见诸后世文献的王朝编年作为考古学研究和解释的蓝本。这些研究尽管重视的文献版本不同,但作者显然都相信其中一种编年应当是正确的。这一方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其对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质的某些基本问题缺乏严格的审验,而这些世系来源于口传历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编年史。……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 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 ,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 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 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 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注释略)采纳哦

滇国是战国秦汉时期，以今中国云南省境内的滇池为中心，东至石林、泸西，北达会泽、昭通，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附近地区的政权名。其疆域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传世文献关于滇国记载零碎稀少，幸赖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等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可见其风土人情之概貌。一、滇人的衣食住行（一）服饰服装滇人服饰的主要制作原料是麻织品、兽皮等。从出土文物上描绘的图案可知，滇人有的服饰风俗，随身份、场合的差异，而有不同。如贵族富裕阶层的男女，上身大多穿圆领对襟短袖上衣，不系扣，衣长至膝，袖短、宽，长及肘。多不穿裤。有的穿短裤，有的胯下系以宽带，上束至腰际。而在青铜器图案中被描画为抬舆、播种、放牧、执伞等形象者，其身份应或为家庭内奴隶，或为平民。此类男女多穿窄袖长衫，腰中柬带，后襟较长，有的拖地，似动物之尾。有的服饰风俗，则不分老幼、性别、贵贱皆相同，如跣足习俗。比较特殊的一种服装，是滇王去世后，也仿效西汉贵族尸体穿着“金缕玉衣”之制。玉衣（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妆饰（1）发饰前述身份或为家庭奴隶或为平民者，妇女多将发上梳，折成长髻，形似马鞍；男子椎髻，多在头顶后，用带缠之。持伞女俑（云南晋宁石寨山20号墓出土）在青铜器图案中，或被描画为猎头的对象，或在祭祀时被当作人牲，或作为商品和牛、马等一起计数交易等形象者，当是地位最为低下的奴隶。男女皆辫发，曲头。发髻一般用簪子固定。金发簪（云南晋宁石寨山1、2、12号墓出土）（2）耳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国遗址均出土有用玉、石磨制的大耳环。《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云南古代有“儋耳蛮”，“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户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3）颈饰和臂饰在颈部和手臂上，古滇国的民众喜欢用玉石、玛瑙等天然宝石做成各种装饰，风格古朴。比如下面两件：玛瑙串珠（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玉环（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4）跣足古代滇人多跣足，是由滇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穿鞋者，其长相、服饰均非滇国主体民族。跣足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日。（5）纹身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描画的是一个盛装骑士，其裸露的小腿上，纹有一蛇纹。另一件青铜剑上，也刻画一个手持短剑的裸体武士和一只老虎搏斗。此人裸露的腿上亦刻有花纹。石寨山出土的铜鼓（6）衣饰尾滇国青铜器图像上描画有许多饰以“尾饰”的图案，即后衣襟较长，似长尾垂地；也有的背上披一件带毛的兽皮，兽尾下垂至臀部。此风俗一直沿用至今。如白族、彝族、纳西族等还延续有此装束风俗。（二）饮食水稻是滇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其饮食主要为汤羹、米饭。其最重要的肉食来源，是一种巨角隆脊的“封牛”。此外，家庭畜养的牛、马等，及狩猎所获的狼、雉鸡、孔雀、蛇等动物的肉，也是滇人重要肉食品。（三）建筑滇人多居住在由上、下两层结构组成的“干栏式”建筑中，上层是人起居之处，下层是豢养家畜之处。（四）交通滇国的贵族出行，男子骑马，女子乘肩舆。平民大概以步行为主。西汉中晚期，滇人的马具已经很完整，马络头、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等都已齐备。乘船也是滨水而居的滇人常见的交通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