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化的论文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张鸿声教授以城市文学研究见长，学术专著《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是中国国内较早出版的城市文学研究专著之一。随后，张鸿声一直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专著《孤独与融入——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将主要力量放在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与中国30年代上海城市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考察海派文学的特征；二是从中国城市的乡土形态看取其对海派文学的影响；三是从中国现代工业文化的角度，进行对现代城市文学的论析。从乡土文化、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可以见出张鸿声在这方面不断尝试突破的努力。从张鸿声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逐渐形成某种成熟路径。博士论文《文学中的上海想像》不仅是对百年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整体研究，同时也试图改变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成就巨大，但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将城市文学看做独立的文学形态。这使某些虽属于城市题材但又不是典型城市文学的大量文本长期处于研究的空缺位置。第二，在方法上，他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采用“反映论”模式，大都以题材为限定，并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它忽略了在叙述城市时，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往往不等于城市客观经验。中国现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学并不是写实的，反而以注重对城市心理感觉的现代主义创作居多。基于上述情况，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强调的是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而忽视了文学的“文本性”。城市文学之于城市，绝非只有“反映”、“再现”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何况，城市经验之于作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所以，鉴于城市文学研究自身逐渐以“城市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城市”，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后者立足于城市题材与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学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文化研究。张鸿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中，经验与想像两者共存，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如上海）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像意义所赋予的。如果假定也有后者，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他认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20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被表达为国家意义与工业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也是被夸大了的现代性身份。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导致了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像的叙述。其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海派文学对于中国乡土也进行“城市想像”。对上海现代性的夸大表现的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像的共同体”的向往。也就是说，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国家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这里，张鸿声虽然使用了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但是又看到了现代城市文学在现代性表述中的中国本土性。他以“公共领域”为例指出，人们在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将上海等城市现代性夸大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把中国近代的绅商社会夸大为西方式的“公共领域”。由以上的思考，张鸿声提出了对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一个变化，即由“城市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的转型，由反映论式的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注重城市意义表述的研究，并对其作了详细阐释。张鸿声的其他论文也可视为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践。指出，左翼的城市知识其实就是国家知识，城市叙述扩大为国家意义的表现，其个体的城市经验几乎不存在。《子夜》对上海的叙述是茅盾对于国家问题的表达，城市构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中国国家性质的基础；他认为早期海派以“去历史”、“去东方”、“去乡土”的想像性表现，实现对上海的西方想像。海派的乡土想像或者将乡土虚拟化，或将乡土外化于上海，只有张爱玲将乡土内容视为上海自身逻辑。他认为解放后对上海理解中有“血统论”与“断裂论”两种因素，上海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性意义表述，而各种与国家生活无关的城市其他形态与特性则被排除，城市现代性被高度集中于国家工业化方面。在工业题材中，上海被高度抽象为公共的工业逻辑，体现了推广意义上的国家意义。这种观点在学界基本上是较新的看法。当然，张鸿声也注意到“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想像”研究范式对于文学阐释的有限性，强调要克服新的中心性思维。他认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必须注意到对象的完整性，而不能遗忘大多数研究对象。对20世纪“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必须包括晚清和左翼文学，也应包括50－70年代的文学。同时他还指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我们看到，张鸿声的城市文学研究不仅新锐，而且已经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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