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报告》向我们描述了僻处西南的重庆,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其信仰、近期目标、组织规模、组织机构和分布范围都十分具体而全面。报告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该组织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别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 报告显示,这个组织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斗争的手段,我们的敌人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思想”;主张“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他们认为,“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因此,他们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 “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将来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 这份名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大约作于1920年,是报告中所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四位负责人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全文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 从《重庆报告》看,这份报告是迄今所见到的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与其他中共早期组织比较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僻处西南的重庆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一大”档案经毛泽东、董必武鉴证 包括《重庆报告》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为了考证这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也间接证明了从共产国际带回的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 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 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重庆报告》的未解之谜 数十年来,学术界运用这批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已大体清晰。但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仍然多有迷雾,有关《重庆报告》的研究仍成果不多,其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因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二是有关“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三是关于这份《报告》的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研究进展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这些迷雾主要是: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报告是怎样送达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的关系、自身特点等等。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至今还迷雾笼罩的重大课题―――《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研究,再一次提到了我们面前,期待彻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