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英》——《英国所藏甲骨集》《存》不确定《续》——《殷虚书契续编》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整整100年了,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以出至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契文 甲骨文之别称。契通栔,因以契刀刻于龟甲、兽骨上,故名。清代孙诒让著有〈契文举例〉二卷,为考释甲骨文之始。 刻符 秦代一种有特殊用途的篆书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三曰刻符。用于符信。”段玉裁注:“《魏书·江式表》符下有书字符者,周制六节之一,汉制竹,长六寸,分而相合。”这类篆体专刻于符节上,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不能婉转如意,故笔画近于平直,形体近于方正,如现存阳陵虎符上的文字。 大篆 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益所创。针对不同的书写媒介,大篆亦有金文(或称“钟鼎文”)、籀文之别。 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小篆 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鸟虫书 亦称“虫书”。篆书中的花体。春秋战国时就有这种字体,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段玉裁注:“幡,当作幡,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节。”说明此类书体多用于旗帜和符信,在汉印中也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 署书 亦称“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书有八体,“六曰署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 石鼓文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 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玉筋篆 亦称“玉箸篆”。篆书的一种。其书写笔道,圆润温厚,形如玉筋(筷子),故名。始于秦代,唐代齐已《谢昙城大师玉筋篆书》诗称:“玉筋真文久不兴,李斯传到李阳冰。”后人论书,将用笔圆浑遒劲的其他字体亦称为“玉筋”。如明代王世贞评论颜真卿书:“《家庙》、《茅山碑》正书中玉筋笔者。” 铁线篆 小篆的一种。由秦代《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玉筋书风中脱出。用笔圆活,细硬似铁,划一首尾如线,故名。后世称唐代李阳冰的篆书为“钱线篆”。 隶书 亦称“佐书”、“吏书”。字体名。形体扁平方折,便于书写。始于秦代,通用于汉魏。唐代张怀瓘《书断》引东汉蔡邕《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晋代卫恒《四体书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字。”程邈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之说。秦隶出于秦篆,字形构造仍有较多的篆书形迹,后在汉代通用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笔势、结构与秦篆完全不同的字体。隶书的出现,冲破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楷书基础,标志汉字演进史和书法史上的转折。魏晋时曾混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简》和汉《五凤元年十二月简》,即是秦汉手写隶书的代表作。 草篆 书体名。飞白的别称。东汉蔡邕称:“何草篆之足冥,而斯文之未宣。”《金石林·绪论》:“一曰飞白,篆貌隶骨,杂用古今之法,勉作草篆,为器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指以草书笔法书写的篆字。《书史会要》称:“(赵)宦光笃意仓史文学,创作草篆,盖《天玺碑》而小变焉,繇其人品已超,书亦不蹑遗迹。”傅山等都擅长草篆书。 科斗文 亦称“科斗书”、“科斗篆”。篆字(包括古,籀)手写体的俗称。因以笔蘸墨或漆作书,笔道起笔处粗,收笔处细,状如蝌蚪,故名。此名初见于汉末,卢植上书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郑康成〈尚书赞〉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元代吾丘衍论证科斗书形体的形成是:“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 缪篆 汉代摹制印章用的一种篆书体。王莽六书之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新莽六书称:“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形体平方匀整,饶有隶意,而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具绸缪之义,故名。清代桂馥《缪篆分韵》则将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统称为“缪篆”。亦称“摹印篆”。 楷书 楷书有两个问题难以定位:一是其名称与正书、隶书、今隶、八分书、章程书混淆而难分;二是其起源定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楷书的标准在于方正端齐,有别于长纵形的小篆书和横扁形的隶书,有勾起而无波挑。笔画转折处不用转而用折等。另外,行书的行式,甲骨、钟鼎中不固定,左右行不拘。自秦以后,一律从右至左,无不例外。孙过庭《书谱》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可说是一种概括。 自秦汉之际产生笔画至三国楷书成型,两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勃兴时期,王羲之楷书为其代表之一。以魏楷为代表,北朝书法的勃兴是楷书兴旺的标志。其质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与南方的秀丽典雅,双峰对峙。楷书鼎盛期在盛唐,书家辈出,风格多样,蔚为大观,以"唐楷"称之。初唐楷书承隋楷风格之变;各书家各显其个性体貌,中唐颜真卿以雄风创新;晚唐柳公权以"柳骨"相媲美于"颜筋",凡此三变,形成唐楷之大貌。五代、宋、元、明、清是楷书式微期。书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未能突破晋唐楷书已有的格局。楷书式微的另一些原因还有:印刷文化的兴起,楷书的审美表现性和抒情性均不及行草书。 草书 字体名。别称“藁书”。广义指不论时代、字体、凡写法潦草者;狭义专指笔画连绵、书写便捷的字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汉兴有草书”。汉初通行的手写体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成“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章草”中蕴有隶书波磔的笔画和字字不相联缀的形迹,成为编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今草”,即后世所称的草书。至东晋王羲之而臻于完善。唐代中期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为放纵奇诡,笔走龙蛇,被称为“狂草”,以别于“今草”。 狂草 亦称“大草”。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摆脱东晋王羲之一路草书温文尔雅风格,笔势连绵奔突,字形变化多端,极龙飞蛇舞之致。得名于唐代张旭、怀素。传世的张旭《古诗四帖》及怀素《自叙帖》即为代表。 行书 亦称“行押书”。书体名。相传为汉末刘德升所创。行书一般在楷书形体的基础上,作流畅便捷的书写,既不象草书纵放难辨,又较楷书生动简便,是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手写书体。书写行书湏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南宋姜夔认为行书“以笔老为贵,少有误失,亦可晖映。所贵浓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俱全。”
公务员考试常识题目
4种,有1、楔形文字2、甲骨文3、金文4、隶书
甲骨文,金文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古彝文距今七千年到一万年左右 甲骨文中就有古彝文三百多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发现古彝文
截至2018年12月10日,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属于上古汉语(old chinese),而非上古或者原始的其他语系的语言。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扩展资料: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甲骨文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