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 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 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 一、城市与城市化 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 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 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 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 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 二、过度城市化 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 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 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 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 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 “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 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1万,巴黎7万,东京2万,柏林7万,莫斯科8万,开罗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 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 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 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 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 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 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 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 提供一篇 希望能帮到楼主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前言第一章绪论参考文献第二章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第一节先秦时期华夏诸国疆域的形成和后代人文区域的关系第二节秦汉统一王朝疆域的形成及其自然、人文地理背景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区民族的壮大与周边疆界的变迁第四节隋唐统一帝国疆域的形成魏晋以来多民族融合的结果第五节两宋时期备分裂政权的疆域新兴边区民族势力的幌起第六节元统一帝国的出现蒙古势力的扩张与各民族的融合第七节明时期中国的疆域形势农耕、游牧、渔猎区的分裂第八节清帝国的形成中华帝国最终疆域的形成反映农耕、游牧、渔猎三大区域的最后融合第九节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国土的沦丧参考文献第三章历代行政区划的划分和结构、职能的变迁第一节秦统一前地方行政区划的出现第二节郡县制的确立与划分第三节州郡县三级制的确立与解体第四节道路制度的出现与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演变第五节行省时代写中央集权的加强第六节地方行政区与自然区、经济区的关系参考文献第四章历代政治中心都城的分布、转移和都城内部布局的变化第一节从七大古都的更迭看历史上定都的原则和实施第二节区域性都城和陪都选择的历史地理背景第三节古代都城内部建制和布局的变化参考文献第五章人口的增长、分布和迁移第一节历史时期人口总数的变迁第二节人口空间分布的变迁第三节北方人口南迁与南方的开发第四节周边民族内迁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第五节边疆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民族分布参考文献第六章中国古代农业的地区开发与地域特征第一节历史时期农耕区的地域拓展第二节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及其地域差异第三节农作物种类及其农业地理意义第四节各农业区的发展进程与农作物组合特征第五节历史时期农业开发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参考文献第七章历代工矿业的分布、兴衰及其社会经济意义第一节丝棉织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第二节刻书印刷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第三节造纸业的地理分布和变迁第四节陶瓷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第五节历代五金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第六节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参考文献第八章城市兴起发展的地理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第一节城邑的萌芽原始社会晚期的城邑遗址第二节早期城市的兴起夏商第三节两周时期的城市发展高潮第四节统一王朝大型都城的建立与全国交通-城市体系的形成秦汉第五节北方城市的残破和南方城市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第六节全国城市体系的重建与发展隋唐五代第七节城市重心的东移与江南市镇的繁荣宋辽金第八节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与运河地带城镇的发展元第九节北京的建立与全国各类工商城镇的繁荣明第十节边疆、沿海城市的发展与近代全国城市总格局的确立清参考文献第九章古代商业的发展与空间布局演变第一节商品生产地的时空变化与控制因素第二节商品流通与影响流通的外部环节第三节商业空间布局与商业中心第四节区域市场网络及其发展特征第五节地域商帮及其发展特征第六节古代对外贸易的时空变化特征参考文献第十章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第一节历史区域人群第二节方言的地域差异及其变迁的地理背景第三节学术文化中心区的转移与政治经济关系参考文献
城市是一部历史长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就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存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恰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和个性。 一、城市规划编制中,应注重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纲和领,是城市建设中的法律性依据。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经历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和文化现象,如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出现,会导致各个城市间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在编制城市规划中,除了指导现阶段的城市经济建设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收集,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寻求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些收集和调研工作就是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传统文化的对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没有体现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规划,是不能指导城市正确建设的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规划。按此规划建设的城市,将会导致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断层,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律性文件依据,在编制规划中首先就是收集城市过去发展的历史资料,其中文化历史资料是重要的收集和研究的对象,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重点的体现。如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旧城改造规划、传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等。由于这些专业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以及在规划实施中注意发扬城市传统文化,并对一些频临消失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资文化)古迹实施了抢救性保护,城市建设少走了弯路。如襄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很多宝贵的名胜古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位于襄樊市区内的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里——米公祠,得到规划部门的有力保护。有一家大型工厂曾“虎视眈眈”的要把米公祠纳入该厂的生活区,并要求拆除米公祠建家属区。为了保护这一宋代名人故居,规划部门按《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据理力争,顶住当时的压力,不仅不把米公祠划给该厂,而且还按规划要求,预留了米公祠规划发展用地的范围,米公祠不仅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在该厂生活区用地范围中内,划出一部分用地来,做为米公祠用地。米公祠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尘封30年的大门迎接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宾客,文物部门对规划部门所作的工作“感谢”不尽。又如襄阳古城墙的拆与留和我国最宽的护城河是填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根据城市规划,规划部门是极力保护,并与文物部门拿出保护性规划意见,呈述市政府,并向单位和市民宣传保护襄阳古城和护城河的重要意义和对襄樊城市今后发展的作用,襄阳古城墙和护城河得以保留。由于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不断的努力下,1986年襄樊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市规划不仅要继承城市历史文化,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城市文化,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昨天,是城市发展的足迹。城市还将继续发展与延续,历史文化也将延续和发展,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不仅要继承城市传统文化,还要凸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没有特色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城市规划的编制除继承历史文化外,还要根据城市今后的发展,而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增强城市的亲和力,提高城市的特色,打造城市的品牌,提升城市的地位和竞争力。以襄樊城市建设为例,襄樊是三国文化之乡,著名的刘备三请诸葛亮之地就在襄阳城西三十里的隆中。1949年时,隆中诸葛亮故居除几组明清建筑外,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为了打造襄樊历史文化品牌,在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在隆中风景区规划用地和环境保护中,给予充分的用地保证,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上予以充分的考虑和作出规划的保障实施措施。除加强隆中风景区的建设外,在襄樊市区内分布的其他三国胜迹也予以重点保护和发展,如真武山下的“马跃檀溪”,刘备在岘山上的“濯汉亭”、“濯笔池”,襄阳城内的“荆州古治”,襄阳城东的诸葛亮“去梯问计”楼,樊城西北七里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等三国胜迹,均列入城市规划保护之中。在条件具备时,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文物古迹游览点,并且在襄樊市区最大的广场竖立了14米高的诸葛亮铜像,此广场亦命名为诸葛亮广场,弘扬了襄樊的三国文化。 为了建设和谐襄樊、美丽襄樊,规划充分利用襄阳古城墙和宽阔的襄阳护城河资源,依墙、依护城河规划兴建成环城公园和“襄阳人家”休闲娱乐区,今天已成为襄樊市民和外地游人涉足之地,是襄樊城市建设的一大靓点。 三、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重 城市是一个大型群居地,是人们生产、工作、生活的共同空间。在这个大“家庭”中,也是和睦相处和矛盾共存的地带,除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协调管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外,城市规划编制中,更应注重和谐城市建设意识,把不协调的因素消除在规划编制之中。我国已步入现代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城市的生产、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一个高标准的协调和谐城市建设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勾画的社会主义城市轮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烟囱林立、高楼高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新景象”。当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从今天来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实现了,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电视、电脑已普及,信息开始网络化。但市民对当时憧憬的“工业化”象征——“烟囱林立”的城市看法已不能认同了,而现在要把与城市市区不协调的林立的冒黑烟的烟囱“清”出市区,对保护城市环境尤为迫切。 就襄樊城市建设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编了一个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说明当时城市规划建设失调,由于只重视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建设思路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环境条件越来越差。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部门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因此在襄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把调整城市不合理用地布置提到重要的规划内容上来,除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外,还将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功能分区之中。 如20世纪建于前进路北的钛白粉厂(当时为郊区、今已成市区)规划迁至远郊的工业区,又如在距市区南15公里以外的余家湖规划化工建材工业开发区,将市区内的医药化工等一批有污染的化工工业迁至余家湖化工工业区。距市区东北远郊的油坊岗建立汽车工业区,将位于市区内零散分布的汽车配套工业企业逐步迁入汽车工业区。由于部分分散在市区内的有污染的工厂外迁,改善了市区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及居住用地条件,城市用地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人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强化城市生产经济,因为那时生产低下,生活条件较差,当时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居住环境还没有提到重要的建设议程之上,而且在发展生产中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奋斗”口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国力和市民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认同。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中也走向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在规划中除重视城市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城市特色外,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手法达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城市建设的目标。 过去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强调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缺失了和谐的人性化建设氛围。如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是欠账最多的一块;总是挤占城市公共设施这一块的投入而去“发展”工业这一块;城市开发,往往迁就开发商利益;牺牲市民利益,城市公共绿地被挤占,城市“三废”无力治理、环境恶化、市民身心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