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与国门的洞开一般，充斥着沦丧的耻辱与救亡的迫切。过去的研究较多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嬗变着眼。传统知识分子介乎朝廷与乡党之间，通过科举选拔制度形成一个调和国家与庶民矛盾、仲裁家族邻里事务的士绅阶层。而新式知识分子即便不是留学西洋或负笈东洋，也多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接受过掺有西方文明因子的教育，其从事的社会工作从传媒、学校到银行、政府甚至军队具有高度的多元性。学者许纪霖从都市史入手研究知识分子，提出“乡村知识分子向都市知识分子转变”这一命题，为我们审视《观察》同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从《观察》周刊的撰稿人群体来看，以“后五四”一代为主体，包括像储安平、费孝通、萧乾、吴恩裕等，并以“五四”一代为辅，包括像胡适、张东荪、任鸿隽等。 如果说“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或多或少与私塾、宗族、科举等富有乡村因素的历史文化存有暧昧的联系，那么“后五四”一代，作为《观察》撰稿人群体的绝大部分，已经从乡村大规模转移到都市了。他们之中或许不乏像储安平一样从地方望族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其成长经历是伴随着私塾的衰落、宗族的离析与科举的废止，海外学成归来以后目光也皆投射于新兴的城市。在《观察》1946-1948年之间所出宏宏五卷共114期中，仅有11篇为专论乡村问题的文章，而且出至第5期时，由于内战双方的胜败情势已渐趋彰著，一直以中间力量自居的自由知识分子连自身的前途命运尚难谋定，更遑论离他们千里之外的乡村问题了。 其次，从《观察》的受众群体来看，工商政学军为绝对主体，并且储安平自己也在报告书中强调“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并直言“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察》的目标读者乃是都市人群。《观察》所谈得最勤的国共也好，美苏也罢，与挣扎在中国广大乡村腹地的民众所关甚少。“过去的精英有很重的乡土观念，多少还与农村保持着联系。他们多少仍保持关心农民福利的传统。今非昔比，开放口岸中的实业资产阶级与知识阶层已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使他们与农民的距离越拉越远，因而对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视而不见。” 当然，从一本杂志的运营规律而言它当然需要有清晰而精准的受众群体，一般是集中于特定的社会职业或地域范围。从《观察》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它作为一本严肃的政论刊物能够吸纳如此多元都市职业领域的读者已经堪称是一项奇迹，我们如果同时还苛求它能够打入乡村市场，那不免是求全责备。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啻《观察》，与它同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政论同人刊物如《新路》、《时与文》、《独立时论》等无一例外地把目光聚焦于都市而忽视乡村。造成政论同人刊物对乡村事务集体失语的深层次原因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资源高度集中的都市与资源大量外流的乡村。《观察》同人们绝大多数疏离乡村的生活经验日久，因此对乡村建设难有建言。即便偶有梁漱溟、费孝通这种热心乡村建设运动的行动型知识分子出来说几句话，国民政府也未必听，听了也未必能在重心缺失的广大乡村落实。与之相比，“活动在大后方”的共产党则更懂得以简洁易懂的宣传标语与口惠实至的土改运动来凝结人心，夯实基础。譬如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开设了《农民呼声》专栏。解放区各报还将编辑部的同志们下放到村子参加土改运动，通过亲身体验来缩短报社工作人员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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