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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春秋中晚期，列国金文在形体上均已形成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地理区域，甚至区域相邻的不同国家间的金文也有了较大的差别。但当时大小国众多，今日所能掌握的金文资料，尚不足以逐一作细致的、分国别的研究。下面仅根据现有资料，将这一阶段金文大致分四个区域作概述，这四个区域即是东方之齐鲁，中原之晋、南方诸国。关中(秦)。 这一地区以齐国金文的资料较为丰富。从春秋中期时，齐金文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字形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而迂曲，显得庄重而又典雅。例如出土于易县的所谓齐侯四器(鼎、敦、盘、匜)之铭文。然齐侯盂铭文，此盂铭文字体与易县所出齐侯器铭文极相近。在此同时，齐国金文还有另一种风格。字形较方、笔画舒张，风格比较豪放，如国差黵铭文，传世之洹子孟姜壶的铭文《大系》也可归属此种形式，惟布局较为草率。以上春秋齐国金文的这两种形式虽书法不同，但字形结构却是相一致的，这只要将以上齐侯盂铭文、筋鎛铭文与国差黵铭文比较一下即可知。两种形式中，前者当是一种着意加工的艺术字体，后者则是接近于平时流行的手写体，或称俗体。鲁国与齐国相毗邻，但现所见到的春秋中晚期鲁国金文罕见齐金文那种瘦长，工整而多垂笔的字体，多数器铭之书体仍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风格，稳重而敦厚，这也许与鲁国保存周礼最多有关。惟此阶段金文字形大小已不尽同，相比西周晚期，个别字体笔画亦迂曲，布局多显得较宽松。体现了时代之风格。比较典型的字体，如鲁大司徒厚氏元铺铭文、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此一阶段齐、鲁金文不仅在书体上有一定差别，而且在习惯采用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老” 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注意。但是齐鲁金文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较一下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与齐侯盂铭文，由“其”、“寿”、“万”、 “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金文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立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近亦未可免。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心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一阶段晋国的金文发现得不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缶，因铭文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时人，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认为这件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国时期、春秋晚期二说。此器腹部铭文错金。盖铭记时八字为阴文。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一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笔画细劲而多方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行之手写体，而未经刻意加工。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氏之器，其铭文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子购臣簠(《文物》1964年7期)，长子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土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文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文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工整而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由上面提到的几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金文书体较纷杂，但大致可归属手写体(或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又有方折笔与圆笔之分。这里所谓南方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国。宋国比较靠北，但从其金文字形看，亦可归入于此介绍。这一区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种形式：其一，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手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方或较瘦长，圆笔较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自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铭文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文字的大小不统一，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文：徐王义楚鍴、宋公栾簠、楚王子申盏。其二，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喜作平行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无壬鼎，蔡公子义工簠、许子妆簠。楚王孙遗者钟铭文稍显草率，但亦大致可归属此种形式。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文，即是本阶段秦金文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鎛铭文比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金文较多地承继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秦公鎛，秦公簋铭与石鼓文无沦在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石鼓文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文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鎛更近于石鼓文。秦公鎛文字较舒展，多圆转，而秦公簋文字与石鼓文一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金文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得到进一步改造，从而更规范化、渐接近于小篆。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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