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博士杂志合订本

买一本就有了打字太多了抱歉世界军事挺好看的，不过貌似合订本没有诗，买5yuan的那本就有。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跨世纪使优秀人才工程"及"十百千"优秀人才工程入选者，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专家组成员、北京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亚太地区肝病学会(APASL)、美国肝病学会 (AASLD)会员;《中华肝脏病杂志》副主编、《实用肝脏病杂志》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编审组成员、《临床胃肠及肝脏病杂》、《临床肝胆病杂志》、《肝脏》、《中西医结合肝脏病杂志》、《中国医刊》、《新医学》、《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编委、同时被聘为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国际编委。

《肝博士》是国内唯一肝病类科普杂志（医学期刊），主要栏目有健康明星、肝病论坛、博士信箱、业界访谈、饮食疗法等。面对读者对象是普通读者及临床医生。 收录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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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巴金简历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04年11月25日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1927年旅居法国期间，创作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1931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在《时报》连载，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被译成20多种文字。1934年写了《神》、《鬼》、《人》三部短篇。长篇小说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憩园》、《寒夜》)。译有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978年底—1986年8月，创作了五卷本散文《随想录》。1958年—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1994年《巴金全集》26卷全部出版。到1994年6月，共写作并出版了120部著作，还翻译了62部外国作品，出版了54部巴金研究专著。 1981年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想。1985年3月主持开馆典礼，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报纸、手稿、书信、照片、文物捐给了文学馆，共7665件。1994年又捐出了1927年他在法国主编的《平等》杂志，23期合订本，是国内孤本；两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于1927年6月和7月由美国狱中写给巴金的亲笔信；1950年在波兰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纪念册，上面有巴金征得的几十位世界名人的签名，是“国宝”级的文物。 1982年获意大利卡森蒂诺研究院授予的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获苏联最高荣誉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同年还获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3年4月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同年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巴金和以巴金为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特别奖。1994年4月，首届文学界为纪念其90华诞举行了“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和《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大型图片展览。1998年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被命名为“巴金星”。 夫人：萧珊。原名陈蕴珍。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中。1944年5月8日结婚，1973年因病在京逝世。 儿子：李小棠。在上海市政协文史研究室工作； 女儿：李小林。《收获》编辑部副主编。 最要紧的是做人——巴金二三事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五十多年来，他给了我很多教育。一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四爸，临别前一天下午他和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就是他在做人方面对我的言传身教。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我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他用毛笔给我写下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唤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那段日子，我们有过许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不做欺世盗名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他的夫人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四爸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1981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四爸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四爸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四爸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1994年1月1日，四爸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反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四爸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 四爸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这座院子是四爸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四爸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四爸19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四爸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被煎熬。27岁的时候，四爸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还写了《春》和《秋》。四爸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国的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四爸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作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四爸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当月21日，我又收到四爸的信，信末称：“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30日，四爸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选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四爸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四爸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四爸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四爸勉强同意了。 但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四爸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一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交涉。”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多年后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四爸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四爸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四爸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四爸，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1991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金的读者，十分崇敬巴金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金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金。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四爸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案：我去信征求四爸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 不久四爸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 愿意举行一种接受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我1992年春天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8个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天到上海看望四爸。四爸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四爸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87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四爸，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四爸留步，四爸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金就是这样对人对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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