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文题目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 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 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 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换言之，它的具体指称对象是什么？这应该是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只有弄清这一称谓与其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明确所论本体的具体指向；也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问题时，我们的论题才能奠定在一个明确而坚实的根基上。否则，它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某些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纯粹性。而且长此以往，它还将有可能滋长衍生成为制约整个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结合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在进行历史追溯的同时，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 世纪伊始，抚今追昔。在对本学科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的同时，我们益发深切地感到以一种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对这一基本的、最起码的基础和前提问题进行系统观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我们对几代学人近百年的辛勤耕耘充满着敬意。他们在资料的爬梳、脉络的清理、范畴的厘定、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单就著述形态的批评史研究而论，已先后出现过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个高峰期，并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集其大成，为21世纪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与这种研究的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对学科特性自省的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学科自身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理论观照，似乎仍是一个研究的盲点。考诸20世纪著述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30年代前后的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到80年代以来的敏泽、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张少康、王运熙、蔡镇楚等，举凡著作十余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本体的自省方面，虽各家大都有所涉及，且其中亦不乏辨析较详者如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王运熙、蔡镇楚等，但若论及就其称谓问题而能予以明确阐释或准确理解者，却委实罕有（注：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指称的阐释问题，其情形确乎如此。仅就我们能够参考到的十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而论，应该说各家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过本体意义上的思考和探讨，其中虽不乏辨析较详者，但都始终未能就此问题给出全面准确的阐释。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虽于“文学批评”析之较详，且其第三章名之曰“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然而并无具体阐释（参见该书第1～9页）。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只留意了文学批评的产生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详见该书《绪论》）。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当属对此问题思辨较多者，然而仍没有给出过正面表述（详见该书《绪言》）。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曾分辨了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的差异及中国文学批评的分类等问题（详见该书《绪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批评史著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推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二者显然已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时代原因，依然没有触及指称的多重性问题，且其表述也欠全面准确（参见黄著上编《概说》、周著《小引》）。蔡钟翔等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曾鲜明地提到“正名”问题，并付诸实践（详见该书《绪言》第36～37页）。至于王、顾《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虽于语义辨之甚详，且征之于韦勒克·沃伦以及刘若愚等的观点，但在正文中并未着眼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题，反倒以“文学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史”（参见该书第一编《先秦文学批评》第一章《绪论》）。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对此作了比较谨慎的探讨，然而蔡先生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作为部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层面差别和相互关系问题。所以在蔡先生那里，还有过这样的表述：“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乃是文学批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一门学科。”（参见该书第37页）。）。以著述形态专门进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尚且如此，遑论其余？个中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这种情形，使得我们在对这一学科作本体意义上的审视和思考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是称谓的多样性。按照教育部的认定，本学科的正式名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但在时下的教学与研究中，用来指称本学科的，除“中国文学批评史”外，还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艺美学史”、“中国诗学”等名目。对此，表面上学界采取心照不宣的态度，都明白研究是大致在哪个领域之内进行，并且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目下不断赋予新的含义。这种大而化之的态度有时未免会使术语、范畴的内涵过于宽泛，以至难以准确界定。而事实上，每个研究者心里也很清楚，一般说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文艺美学史是有差异的，其外延并不完全吻合。这不能不使得一部分研究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从建国前的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到新时期的蔡钟翔、罗宗强、张海明等，一直耿耿于对学科名称的分辨、界定和讨论，乃至有的学者已采取了为其正名的做法或提出了这种主张。（注：详见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一）《绪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张海明《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性质的思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另一方面是指称的不定性。“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学科称谓，其所指称的对象并非是单一的，这部分的是由于前一方面的原因，即约定俗成的名目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然而问题更在于，当“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外来语被舶入中国或者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特定的符号开始被交流和使用的时候，它的指涉原本就具有多重性。而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更不用奢言去深究了。这种笼而统之的习惯思维定势，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准确理解，有时甚至因为逻辑上的模糊而影响到对意思的正确表达。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局面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竟差不多被熟视无睹，少有问津。以致迄于今日，当我们面对学科性质以及诸如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价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时，仍存在不少的困惑，甚至误解；就连学科的名称，到目前也仍未取得统一，以至于因称谓多样、指称不定而歧解丛生。而由这种局面引起的无谓的论争与探讨，自然会无端地戕害某些学者的学术生命，徒劳地占据某些领域的思维空间。由此联系到即将展开的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指称的阐释问题，不仅是制约本门学科研究效率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是关系本门学科科学定位及其是否能够获得充足的义理而自立于学界的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是说，它的具体指称对象到底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一个名称，其所指称的对象起码有三个，或者说它至少要涉及三个层面的意义。即：它既可以指一个学科，也可以指一个研究门类或方向，还可以指一种研究对象。 关于第一个层面，它应该是指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它所涉及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领域也是异常宽泛的。有的学者还就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和系统整理。认为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研究内容在一般意义上划分，应包括四个方面：（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原则、标准、方法）；批评实践（作家作品评论）；（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本论（文学观念、文学功用）；文学分论（创作论、技巧论、形式论、通变论、鉴赏批评论）；（三）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文艺论争；（四）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古代文论体系，理论倾向、形态等诸方面的特征。 如从研究手段或侧重点着眼，还可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一）资料整理：原著的校点、注释、翻译；索引、类书、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二）理论研究：史的研究：(1)综合性的文学理论批评通史；(2)侧重某一方面的通史，如批评史、理论史、思潮史；(3)断代史；(4)分体文学理论史；(5)专题史；(6)范畴史；论的研究：(1)专人、专著研究；(2)重要命题、范畴研究；(3)中外比较文论研究；(4)跨学科研究。（三）学科史研究。 如从研究材料的角度入手，那么它还可以被分为十个方面：（一）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文论专著；（二）收入传统诗文评中的，包括诗话、词话等评论性论著；（三）散见于别集中的谈论诗文及其它文学样式的书信、札记、随笔；（四）诗文词曲专集和小说、戏曲的序、跋、评点；（五）体现在总集、选本中的文学思想、批评观念；（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存在、直接表现作者文学主张的作品；（七）间接表现作者文艺思想的文学艺术作品；（八）散见于历史、哲学、宗教、文化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九）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隐含的文学思想；（十）代表一定时期审美观念、趣味、风尚的艺术品。（注：张海明：《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性质的思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和细致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应该是涵盖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也就是说，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所指称的，乃是中国古代文论。如果不计较语言自身的稳定性特征以及约定俗成者的权威意义，那么在这一层面上，此二者之间是完全可以互换的。这或许可以部分地揭示出为数众多的学者总习惯或偏爱于以中国古代文论来指称本学科的理由与情结所在。也许就现实的研究而论，以“中国文学批评史”来命定这一学科的名称显得过窄，有点儿名不副实。而且，即使改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难以包容它的全部研究内容。但如果我们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似乎倒也无可厚非。 关于第二个层面，它应该是指以著作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或可称为狭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事实上这一层面的指称，才最符合这一称谓在舶来和衍生之初的原始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提升的第一个层面用来充作一个学科的名称的。在学科创立伊始，它在这两个层面的所指是同一的，或者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同一指称对象获得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两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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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　　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