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化论的视野论文

进化论史话话说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学界出了一位震惊整个学术界的人物，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物种起源》。其主要思想为地球上物种的起源机理可以概括为：物种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渐进变化。他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达尔文。 达尔文的原始论述随提及“进化”一词，为“带有饰变的由来”(参考古尔德的自然史沉思录一书)，或许并非后来其继承人描述的“进化”即含有“进步发展” 的概念。然而，从达尔文理论用来解释生物的变化发展来看，将进化论理解为 “进步发展”也没有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物种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其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不管进化一词的涵义到底如何，进化论的诞生，从本质上是对抗上帝创造万物的思想。达尔文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当代著名的进化论倡导者古尔德教授对达尔文的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解析。古尔德说：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指达尔文久久不发表自己的书 - 天山客注)，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涵义的注意。 以上讨论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了反对上帝的创造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哲学唯物论。他要做的是尽量不暴露他的哲学唯物论思想，而以客观的科学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当时正当学术界对达尔文进化论广泛质疑的时候，社会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广泛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19世纪最热心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理论对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对达尔文表达过“真诚的钦慕” 之意。 在这种气氛下，普通大众接受的信息只能是进化论是科学事实，而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就显为人知，难以为大众了解。直到现在，一般大众对进化论的争论又了解了多少呢？ 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 1。从《物种起源》发表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1859年后的二三十年) 2。达尔文主义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的出现(1940 年左右开始) 3。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1970年以后) 要仔细论述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这里只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各位看官如有兴起可以去查询进化史研究方面的论著。 话说当《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由约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后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册就被图书分销商抢购一空。据说达尔文本人来到了伊尔克利去洗温泉，准备等待即将来临的风暴。他深知学术界的批评会接踵而来。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当时的科学争论时他这样写到： 大量的科学依据被用来反对达尔 文的理论，。。。尽管存在着激烈的反对，但是进化论 已经开始启航，如果许多博物学家都有很强的宗教信仰，那么就很容易将他们的科学反对意见视为不 过是为了维护旧的神学自然观时所临时拼凑的论据。似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许多攻击背后的动 机是对达尔文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遍不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论据本身缺乏科 学合理性。达尔文的理论建立在当时对自然理解的基础上，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对变异和遗 传的研究领域，这些基础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论据来反对达尔文的理论，这 些论据也会在某一时期显得合理，虽然我们可以在今天客观地看待这些论据，因为遗传学等 领域都进步多了。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现代的特创论者仍然利用化石记录的不连续性作为 反对任何形式进化的论据。 从鲍勒的描述中我们足可以看到当时科学争论的激烈，尽管他是站在维护进化论 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的历史。 面对学术界的严厉指责，当时的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在进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启个人想象的机器对任何指责给予解释，而不管其基础是否坚实；第二个策略是尽量减少公开的学术辩论，而通过广泛社会关系幕后活动对科学界产生影响，渗透达尔文的进化思想。 在这些方面“达尔文的斗犬”托 马斯·亨利·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副司令起了极大的作用。 赫胥黎原来是个博物学家，后来对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很有兴趣。由于他对创造论的不满，使他坚定地充当达尔文的斗犬。实际上，赫胥黎自己是个突变论者，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极其不满。他认为，有时大的突变可 能会直接产生出新的形态, 除非人工驯养的试验检验可以证明能够产生出新的物种，否则就无法证明自然选择是一种合理的进化机制。赫胥黎确实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识到了达尔文主义者故意混消种内的微进化和种之间广进化的区别。 前不久有人讲过一句话极有意思：达尔文当时发表了物种起源的书，书中遗留下了物种起源的问题。 不管怎样，赫胥黎在进化思想上大力支持达尔文。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支持是基于他对创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征服了他。 赫胥黎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个出色的活动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众人物，变成了政府处理在科学方面处理各种事务的专家。他在一个非正式但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中以该组织对科学进行幕后操纵。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这些时是这样说的： 正因为赫胥黎及其追随者在这个关系网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们的皈依对于达尔文主义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们避免在科学杂志上公开争论，但是利用他们对于期刊的影响保证 达尔文主义者的价值观逐渐地融入到文献中。《自然》杂志的创立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学术会议也受到一定的控制，从而有利于赞同达尔文主义的年轻科学家 ，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进化论。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种交替，那些残留的反对者宣称达尔文主义已经被盲目地作为一种教义所接受，他们谨慎地避免卷入任何真正的争论。 从鲍勒的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达尔文理论的胜利并不是建立在学术正确的压倒面上，而是借着一种非学术的手段达到目的。鲍勒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到了19世纪80年代，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达尔文学派。然而不能将这个学派的兴起简单地解释成是由于进化论在技术上具有优势。对于自然选择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这一章的后面，主要介绍的是对选择学说的反对意见。许多比较保守的博物学家显然更赞成建立在突然变化基础上的、并将进化过程与特定目标连续起来的理论。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见第九章）。因此对于当初达尔文思想学派的兴起，应该根据更广的视野来解释，而不能仅仅解释成证明了这个理论具有科学的力量。 上面鲍勒所说的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日食”。 因为即使在达尔文主义的兴盛时期在学术上对自然选择理论承认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讽刺自然选择论是“乱七八糟的规律”，这是指自然选择依靠偶然试错机制而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发表其它机制来解释物种的出现。偏偏达尔文主义者如奥古斯特·魏斯曼等将自然选择论视为唯一站得住脚的进化机制。这没有为达尔文主义者带来好运，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学家远离达尔文主义。 当时的新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兴起，标志着明显的反达尔文主义倾向，他们包含了目的论的成分。实际上真正构成对达尔文主义威胁的是孟德尔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遗传理论。因为孟德尔遗传理论有坚实的实验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能以此来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实际上孟德尔遗传理论被当时控制学术界的达尔文主义者轻视几十年，就充分说明了达尔文主义者的教条成见有多深。这种教条一直延续至今。 直到20世纪初，学术界已没有多少人支持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这样迫使达尔文主义者进行新的解释尝试，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从“日食”中复苏过来，以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在学术界出现，使达尔文主义(新)又成为正统。 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虽然成为正统，但没有为新达尔文主义带来长治久安。更猛烈的现代的全面的反新达尔文主义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话说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学术界受到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后，进行了新的尝试，要对遗传变异做出新的解释，从而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综合的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仍然是解释的成分过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评也就不会少。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的范围更广，力度更深。 首先在新老达尔文主义者都坚持进化的渐变立场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团体主要是古生物学家，当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学家。 进化的渐变立场是达尔文所钟爱的拳头观点。达尔文曾经说过： 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的通的话，我将弃之如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论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学说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达尔文又说： 自然选择的工作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该变，长期不断的累积而成；。。。如果这个学说正确，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断创造新生物种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变的的意念。 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对自己的渐变论是何等的看重，并且这个渐变论在否定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观地说，那些把达尔文进化论一相情愿地划归为纯科学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实际，达尔文进化论背后的哲学意义与神创信仰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 也正是因为达尔文及其达尔文主义者如此看重渐变论，才有在20世纪中叶有生物学家宣称：达尔文进化论完全瓦解了。 一个著名的挑战是来自当时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执教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连串的复杂结构，认为不可能由极小的突变渐渐积累而成。 当然，新达尔文主义者对高斯米特的反击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了对高斯米特从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说：他们现在不但人为我是疯子，还把我当作严重的罪犯看待。著名进化论学者古尔德用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去恨人民的敌人”来比喻达尔文主义者是如何对付高斯米特教授的。 达尔文主义者坚持渐变，认为时间足够长，渐变就能产生我们需要的一切。 然而，1967年，美国费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数学家乌蓝从数学上论证了在进化论时间框架中通过微小变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 进化论专家麦道华爵士和威定顿对数学家乌蓝的反驳是：事实上眼睛已经进化出来，数学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进化的全部过程就在他们的兜里，数学应证明进化的可能性才对。 来自古生物学家的反对声浪真正够成了对达尔文主义的严重挑战。他们试图提出完全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机制。 克鲁伊扎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学”，毫不犹豫地批判了达尔文和正统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克鲁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学”所根据的观点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扩散和趋异进化的解释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实。他的理论终其一生，未被重视。后来当学术界接受了大陆漂移学说之后，使得克鲁伊扎特的观点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然而， 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不认为克鲁伊扎特关于物种分布的解释已经合理的足以从整体上对达尔 文综合论构成威肋。 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间断平衡理论”才对达尔文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论及此事，鲍勒在他的书中写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许多渐变进化的例子都未能通过现代技术的验证，所以越来 越多的古生物学家开始对渐变论的观点感到不满。如果在化石记录中没有真正的渐变进化实 例，那么将所有突然变化归因于记录不完备的观念就会动摇。最好是根据新的思想，并将传 统的达尔文主义的渐变假设搁在一边，重新检验那些证据，同时选择另外一种进化模式，这 种进化模式要考虑到化石记录中显现出来的新物种突然产生的现象。 这个新模式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由由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间断平衡理论”。 在坚持“间断平衡理论”的生物学家眼里，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被看成成头脑简单的“适应主义者”，即，他们盲目地设想因为选择 的作用只产生出有用的性状，所以每一种性状都必然有一个目的。他们经常不得不为各种结构发明出假定的适应目的，并且通常在没 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认为“间断平衡理论”逐渐构成了对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一种替代理论。 当然，达尔文主义者是不甘于轻易被替代的。当代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的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与美国的古尔德之间发生了长久的“血肉搏斗”。这场搏斗除了学术观点的争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击。有人通过他们的争斗，总结出了一条“进化新规律”： 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贱者生存”。 确实有不小的讽刺意义。 如果说“间断平衡”理论只是对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论”一个替代的话，那么来自其它有关方面的的质疑则是针对进化思想本身而来。 大家都知道，卡尔·波普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在学术界的成名在于他找到了评判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然而，当波普和他领导科学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标准用于进化论的时候，他们惊人的发现：进化论不是科学的！ 波普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让其所有的假说都去经受实验的检验，因此科学构成的方式应该是，一旦与自然相矛盾，便能够立刻显露出来。科学假设是可以“证伪的”，而伪科学故意将陈述弄得模糊不清，这样便不能发现反证。 波普认为按照这个标准，达尔文主义无法检验，因此是不科学的。 波普的观点引起了进化论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烦复的区分，并声言进化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检验的，同时进化论者对波普表达了“愤怒的抗议”。后来波普对进化论的看法有所软化(这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波普对进化论不是科学的观点却得到了不少人赞同。 如果说波普的观点只是站在科学哲学家的立场上来反对进化论，那么从20世纪60 年代发展起来的生物“分支系统学”则是从生物学角度反对生物进化的的思想。让我用鲍勒的描述来解释“分支系统学”对进化的指责： 最新的异议来自分类学当中一个叫做“分支系统学”的新学派。“分支”这个词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来的，用以表示进化树中上的一个分支。这项分类中的新技术是由威利· 亨宁希发明的(Henning，英译本，1966），他坚持认为，要想尝试表示进化关系，就必须将 注意力放在分支过程上，忽略那些与分支无关的变化。“分支系统学”这个词是由反对这场 运动的一个人，恩斯特· 迈尔引入的，亨宁希的追随者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词。虽然亨宁希对 于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分类与进化联系方式发出挑战，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技术是表示进化 关系的一种方式。最近的几年，一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这项新技术的人认为，即使不考虑进化 ，也可以表示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些“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宣称，祖－裔联系是进化上至 关重要的关系，但是从祖－裔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中，无法得出它们之间的进化联系。这是对 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直白的批评，他们试图将指责再扩大一些，认为对生命过去历史的重建是 不科学的，而且他们非常热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选择论点。 当然鲍勒的书也介绍了进化论者的愤怒： 不过修正分支系统学家只占系统分类学家的少数。进化论者一直坚决地反对他们，进化论者 人为，虽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的技术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对科学的威胁。。。。 1981年，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的展览上，公开发生了一场有关分支系统学的激烈争论。这次展览所使用的文献遵循了分支系统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进化树是不确定的，甚至提到了类人猿化石的新发现。进化论者对这种争论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采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给《自然》杂志的编辑写信。由于分支系统学强调分支化，所以有人将分支系统学与间断平衡理论联系在一起，指责二者都是到处蔓延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还有人指出，由于分支系统学家正在动摇进化论，所以他们是在鼓励特创论，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当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并没有声称物种的产生是奇迹的过程，但是他们声称进化不可能得到证实，这就意味着进化论和特创论都位于同样的科学水平。分支系统学家的唯一兴 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关系图景中分来分去；他们并不关心各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生 物学家依然感到科学有责任提出原因假说，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些假说涉及到过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图解那样容易检验，但是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方法来检验它们。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 鲍勒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分支系统学对进化论的挑战，更可以看到当学术界有人质疑进化思想时，进化论者总力图将对方说成是鼓励创造论。 进化论者可能有一点说的有点道理，那就是：“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基于这个思想，那我们就来看看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是如何冲击进化论的。 如果进化论作为研究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的起源发展的纯科学行为，大家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原则异议。因为虽然圣经信仰宣称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没有讲上帝“怎样”创造了世界，也就是没有讲创造世界的详细机理。那么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的工具，显然能够提供对自然一定深度的认识，尽管科学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在现代科学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学家包括许多极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学家，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圣经揭示了人类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土”而来，那么我们推论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动物也是由无生命的物质而来，显然与圣经教导没有太多冲突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是把上帝想象成手握“魔法棍”的老头的话。 作为一个处于现代科学中的科学家，我们在周围的世界处处看到是自然的规律性。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去想象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想到自然规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这些规律(后面我们会讲到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 然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第一，作为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学进化，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强调物质分子偶然随机的碰撞，这势必将地球上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过程纳入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段。虽然在进化论者讲述这一过程时都象讲故事一样流畅(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参考道金斯的有关书籍)，但实际的巨大困难却不象讲故事那样容易。 我来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学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于他率先阐明了DNA 的结构，而后便开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为偶然随机碰撞的进化思路是如此之难，使他开始怀疑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正确性。他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在远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结构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现。为了避开这个困难，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学家中流传的思想，即在银河系中存在着许多宜于生命存在的 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历史要长得多，并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适合生命起源的条件。因此，在遥远的过去，在银河系中，有可能会进化出具有技术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际旅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一个文明可能会决定将易于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星球上开启进化的过程。 当然他的这个奇特思想不为大多数人接受。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偏颇。 然而，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在抵御上帝创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却是极其有力的，因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产生是由于分子的无规则偶然随机碰撞而来，既无高效的规律，又要极其漫长的岁月，那么上帝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上帝吗？ 所以，从一开始，达尔文主义者就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而后寻求解答。 第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物种的竞争斗争，认为那是进化的动力。而新种是替代旧物种的胜利者，旧物种在进化中被淘汰，被消灭。 这个思想也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上帝的每一段创造都是“好的”(如圣经所言)？新物种的出现不是建立在残酷的斗争之上吗？难道死亡和淘汰灭绝是“好的”？ 第三，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进化过程的非方向性。他们认为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只有试对了，才能进一步。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引导方向的机制。 这个思想也与创造信仰完全对立，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正确，那么，人们要问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创造什么吗？至少可以用一个反馈机制来引导进化的方向啊！ 然而，最新科学的发展渐渐地朝着击溃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诡计的方向走去。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对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不求甚解的时候，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崭新方法论却悄悄地兴起了。它就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 1996年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本世纪末，常常有人问科学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对于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时间简史》中指出，我们接近终结，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时刻(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记得霍金在他书结束时的自负 - 天山客注)。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次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 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最早大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兴学科的总称，包括“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等。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征，即系统都是复杂非线性系统，或非线性复杂自组织过程。 概括地说，“耗散结构”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条件方法论；“协同学” 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方法论；“突变论”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发展途径方法论；“超循环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合途径方法论； “混沌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过程、图景和状态方法论；而“分形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构方法论。 这种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已被成功地运用到从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细胞生长的计算机模拟。在社会科学方面，人们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变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 当科学家们把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与进化论的看法比较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冲突的地方。 第一，超循环论专家、诺贝尔奖得主艾根从超循环论的角度把生命起源与信息起源的非线性关系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尽管我们还用“进化”一词，但却有不同的机制 - 天山客注)取决与循环反应系统的非线性关系。而循环反应系统的等级层次决定了生命信息复杂性的程度。 他强烈批评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认为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中，反应系统的等级极低(偶然碰撞、试错机制)，能够积累起来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个核(草) 甘酸，这种核(草)甘酸链是无酶RNA复制序列。其进化极其缓慢，随机性极大，信息量极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极高，由之进到复杂结构及至人类几乎是不可能的。 艾根认为，简单的超循环系统就可以把信息复杂性扩大到10的4次方个核(草)甘酸。更高层次的超循环过程，可以把信息量扩大到10的7次方个核(草)甘酸。自然过程的这种高层次的超循环系统，不但信息量极大，且可以建立翻译系统，提高复制精度，提高进化水平，并使循环获得“自主性”和“方向性”。 在艾根解释超循环的应用时，我们看到了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与原理。 在讲到物种的多元化时，艾根引人了“拟种”的概念。在艾根看来，拟种就是指由许多同类的突变体构成的群体，而每个突变体就是一个具有超循环结构和功能的分子系统，具有新陈代谢、自复制和突变的能力。只要条件合适(实际上耗散结构理论就是论述复杂结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自然界已经很好地提供了这些条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复制能力的这些循环变体总是会自然地形成群体，不断进化(我们一直在用“进化”这一词表达着与传统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 艾根论及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理念时认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语反复(进化论者强调过“适者生存”不是同语反复，看来并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对说明生命起源没有帮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说明生命起源的机制。比如，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生命进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这些大分子构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础，细胞的基础，无论是强大的生命还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这些相同的大分子却构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类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种，它们并没有在竞争的斗争中被淘汰。而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能够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种将十分稀少，且种类将十分单一。然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这是由于非线性的结果。 作为对艾根教授论点的支持，协同论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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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史话话说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学界出了一位震惊整个学术界的人物，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物种起源》。其主要思想为地球上物种的起源机理可以概括为：物种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渐进变化。他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达尔文。 达尔文的原始论述随提及“进化”一词，为“带有饰变的由来”(参考古尔德的自然史沉思录一书)，或许并非后来其继承人描述的“进化”即含有“进步发展” 的概念。然而，从达尔文理论用来解释生物的变化发展来看，将进化论理解为 “进步发展”也没有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物种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其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不管进化一词的涵义到底如何，进化论的诞生，从本质上是对抗上帝创造万物的思想。达尔文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当代著名的进化论倡导者古尔德教授对达尔文的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解析。古尔德说：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指达尔文久久不发表自己的书 - 天山客注)，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涵义的注意。 以上讨论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了反对上帝的创造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哲学唯物论。他要做的是尽量不暴露他的哲学唯物论思想，而以客观的科学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当时正当学术界对达尔文进化论广泛质疑的时候，社会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广泛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19世纪最热心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理论对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对达尔文表达过“真诚的钦慕” 之意。 在这种气氛下，普通大众接受的信息只能是进化论是科学事实，而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就显为人知，难以为大众了解。直到现在，一般大众对进化论的争论又了解了多少呢？ 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 1。从《物种起源》发表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1859年后的二三十年) 2。达尔文主义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的出现(1940 年左右开始) 3。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1970年以后) 要仔细论述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这里只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各位看官如有兴起可以去查询进化史研究方面的论著。 话说当《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由约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后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册就被图书分销商抢购一空。据说达尔文本人来到了伊尔克利去洗温泉，准备等待即将来临的风暴。他深知学术界的批评会接踵而来。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当时的科学争论时他这样写到： 大量的科学依据被用来反对达尔 文的理论，。。。尽管存在着激烈的反对，但是进化论 已经开始启航，如果许多博物学家都有很强的宗教信仰，那么就很容易将他们的科学反对意见视为不 过是为了维护旧的神学自然观时所临时拼凑的论据。似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许多攻击背后的动 机是对达尔文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遍不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论据本身缺乏科 学合理性。达尔文的理论建立在当时对自然理解的基础上，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对变异和遗 传的研究领域，这些基础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论据来反对达尔文的理论，这 些论据也会在某一时期显得合理，虽然我们可以在今天客观地看待这些论据，因为遗传学等 领域都进步多了。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现代的特创论者仍然利用化石记录的不连续性作为 反对任何形式进化的论据。 从鲍勒的描述中我们足可以看到当时科学争论的激烈，尽管他是站在维护进化论 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的历史。 面对学术界的严厉指责，当时的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在进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启个人想象的机器对任何指责给予解释，而不管其基础是否坚实；第二个策略是尽量减少公开的学术辩论，而通过广泛社会关系幕后活动对科学界产生影响，渗透达尔文的进化思想。 在这些方面“达尔文的斗犬”托 马斯·亨利·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副司令起了极大的作用。 赫胥黎原来是个博物学家，后来对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很有兴趣。由于他对创造论的不满，使他坚定地充当达尔文的斗犬。实际上，赫胥黎自己是个突变论者，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极其不满。他认为，有时大的突变可 能会直接产生出新的形态, 除非人工驯养的试验检验可以证明能够产生出新的物种，否则就无法证明自然选择是一种合理的进化机制。赫胥黎确实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识到了达尔文主义者故意混消种内的微进化和种之间广进化的区别。 前不久有人讲过一句话极有意思：达尔文当时发表了物种起源的书，书中遗留下了物种起源的问题。 不管怎样，赫胥黎在进化思想上大力支持达尔文。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支持是基于他对创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征服了他。 赫胥黎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个出色的活动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众人物，变成了政府处理在科学方面处理各种事务的专家。他在一个非正式但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中以该组织对科学进行幕后操纵。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这些时是这样说的： 正因为赫胥黎及其追随者在这个关系网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们的皈依对于达尔文主义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们避免在科学杂志上公开争论，但是利用他们对于期刊的影响保证 达尔文主义者的价值观逐渐地融入到文献中。《自然》杂志的创立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学术会议也受到一定的控制，从而有利于赞同达尔文主义的年轻科学家 ，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进化论。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种交替，那些残留的反对者宣称达尔文主义已经被盲目地作为一种教义所接受，他们谨慎地避免卷入任何真正的争论。 从鲍勒的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达尔文理论的胜利并不是建立在学术正确的压倒面上，而是借着一种非学术的手段达到目的。鲍勒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到了19世纪80年代，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达尔文学派。然而不能将这个学派的兴起简单地解释成是由于进化论在技术上具有优势。对于自然选择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这一章的后面，主要介绍的是对选择学说的反对意见。许多比较保守的博物学家显然更赞成建立在突然变化基础上的、并将进化过程与特定目标连续起来的理论。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见第九章）。因此对于当初达尔文思想学派的兴起，应该根据更广的视野来解释，而不能仅仅解释成证明了这个理论具有科学的力量。 上面鲍勒所说的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日食”。 因为即使在达尔文主义的兴盛时期在学术上对自然选择理论承认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讽刺自然选择论是“乱七八糟的规律”，这是指自然选择依靠偶然试错机制而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发表其它机制来解释物种的出现。偏偏达尔文主义者如奥古斯特·魏斯曼等将自然选择论视为唯一站得住脚的进化机制。这没有为达尔文主义者带来好运，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学家远离达尔文主义。 当时的新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兴起，标志着明显的反达尔文主义倾向，他们包含了目的论的成分。实际上真正构成对达尔文主义威胁的是孟德尔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遗传理论。因为孟德尔遗传理论有坚实的实验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能以此来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实际上孟德尔遗传理论被当时控制学术界的达尔文主义者轻视几十年，就充分说明了达尔文主义者的教条成见有多深。这种教条一直延续至今。 直到20世纪初，学术界已没有多少人支持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这样迫使达尔文主义者进行新的解释尝试，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从“日食”中复苏过来，以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在学术界出现，使达尔文主义(新)又成为正统。 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虽然成为正统，但没有为新达尔文主义带来长治久安。更猛烈的现代的全面的反新达尔文主义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话说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学术界受到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后，进行了新的尝试，要对遗传变异做出新的解释，从而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综合的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仍然是解释的成分过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评也就不会少。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的范围更广，力度更深。 首先在新老达尔文主义者都坚持进化的渐变立场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团体主要是古生物学家，当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学家。 进化的渐变立场是达尔文所钟爱的拳头观点。达尔文曾经说过： 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的通的话，我将弃之如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论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学说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达尔文又说： 自然选择的工作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该变，长期不断的累积而成；。。。如果这个学说正确，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断创造新生物种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变的的意念。 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对自己的渐变论是何等的看重，并且这个渐变论在否定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观地说，那些把达尔文进化论一相情愿地划归为纯科学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实际，达尔文进化论背后的哲学意义与神创信仰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 也正是因为达尔文及其达尔文主义者如此看重渐变论，才有在20世纪中叶有生物学家宣称：达尔文进化论完全瓦解了。 一个著名的挑战是来自当时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执教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连串的复杂结构，认为不可能由极小的突变渐渐积累而成。 当然，新达尔文主义者对高斯米特的反击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了对高斯米特从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说：他们现在不但人为我是疯子，还把我当作严重的罪犯看待。著名进化论学者古尔德用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去恨人民的敌人”来比喻达尔文主义者是如何对付高斯米特教授的。 达尔文主义者坚持渐变，认为时间足够长，渐变就能产生我们需要的一切。 然而，1967年，美国费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数学家乌蓝从数学上论证了在进化论时间框架中通过微小变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 进化论专家麦道华爵士和威定顿对数学家乌蓝的反驳是：事实上眼睛已经进化出来，数学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进化的全部过程就在他们的兜里，数学应证明进化的可能性才对。 来自古生物学家的反对声浪真正够成了对达尔文主义的严重挑战。他们试图提出完全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机制。 克鲁伊扎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学”，毫不犹豫地批判了达尔文和正统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克鲁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学”所根据的观点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扩散和趋异进化的解释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实。他的理论终其一生，未被重视。后来当学术界接受了大陆漂移学说之后，使得克鲁伊扎特的观点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然而， 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不认为克鲁伊扎特关于物种分布的解释已经合理的足以从整体上对达尔 文综合论构成威肋。 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间断平衡理论”才对达尔文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论及此事，鲍勒在他的书中写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许多渐变进化的例子都未能通过现代技术的验证，所以越来 越多的古生物学家开始对渐变论的观点感到不满。如果在化石记录中没有真正的渐变进化实 例，那么将所有突然变化归因于记录不完备的观念就会动摇。最好是根据新的思想，并将传 统的达尔文主义的渐变假设搁在一边，重新检验那些证据，同时选择另外一种进化模式，这 种进化模式要考虑到化石记录中显现出来的新物种突然产生的现象。 这个新模式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由由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间断平衡理论”。 在坚持“间断平衡理论”的生物学家眼里，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被看成成头脑简单的“适应主义者”，即，他们盲目地设想因为选择 的作用只产生出有用的性状，所以每一种性状都必然有一个目的。他们经常不得不为各种结构发明出假定的适应目的，并且通常在没 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认为“间断平衡理论”逐渐构成了对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一种替代理论。 当然，达尔文主义者是不甘于轻易被替代的。当代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的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与美国的古尔德之间发生了长久的“血肉搏斗”。这场搏斗除了学术观点的争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击。有人通过他们的争斗，总结出了一条“进化新规律”： 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贱者生存”。 确实有不小的讽刺意义。 如果说“间断平衡”理论只是对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论”一个替代的话，那么来自其它有关方面的的质疑则是针对进化思想本身而来。 大家都知道，卡尔·波普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在学术界的成名在于他找到了评判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然而，当波普和他领导科学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标准用于进化论的时候，他们惊人的发现：进化论不是科学的！ 波普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让其所有的假说都去经受实验的检验，因此科学构成的方式应该是，一旦与自然相矛盾，便能够立刻显露出来。科学假设是可以“证伪的”，而伪科学故意将陈述弄得模糊不清，这样便不能发现反证。 波普认为按照这个标准，达尔文主义无法检验，因此是不科学的。 波普的观点引起了进化论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烦复的区分，并声言进化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检验的，同时进化论者对波普表达了“愤怒的抗议”。后来波普对进化论的看法有所软化(这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波普对进化论不是科学的观点却得到了不少人赞同。 如果说波普的观点只是站在科学哲学家的立场上来反对进化论，那么从20世纪60 年代发展起来的生物“分支系统学”则是从生物学角度反对生物进化的的思想。让我用鲍勒的描述来解释“分支系统学”对进化的指责： 最新的异议来自分类学当中一个叫做“分支系统学”的新学派。“分支”这个词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来的，用以表示进化树中上的一个分支。这项分类中的新技术是由威利· 亨宁希发明的(Henning，英译本，1966），他坚持认为，要想尝试表示进化关系，就必须将 注意力放在分支过程上，忽略那些与分支无关的变化。“分支系统学”这个词是由反对这场 运动的一个人，恩斯特· 迈尔引入的，亨宁希的追随者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词。虽然亨宁希对 于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分类与进化联系方式发出挑战，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技术是表示进化 关系的一种方式。最近的几年，一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这项新技术的人认为，即使不考虑进化 ，也可以表示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些“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宣称，祖－裔联系是进化上至 关重要的关系，但是从祖－裔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中，无法得出它们之间的进化联系。这是对 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直白的批评，他们试图将指责再扩大一些，认为对生命过去历史的重建是 不科学的，而且他们非常热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选择论点。 当然鲍勒的书也介绍了进化论者的愤怒： 不过修正分支系统学家只占系统分类学家的少数。进化论者一直坚决地反对他们，进化论者 人为，虽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的技术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对科学的威胁。。。。 1981年，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的展览上，公开发生了一场有关分支系统学的激烈争论。这次展览所使用的文献遵循了分支系统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进化树是不确定的，甚至提到了类人猿化石的新发现。进化论者对这种争论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采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给《自然》杂志的编辑写信。由于分支系统学强调分支化，所以有人将分支系统学与间断平衡理论联系在一起，指责二者都是到处蔓延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还有人指出，由于分支系统学家正在动摇进化论，所以他们是在鼓励特创论，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当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并没有声称物种的产生是奇迹的过程，但是他们声称进化不可能得到证实，这就意味着进化论和特创论都位于同样的科学水平。分支系统学家的唯一兴 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关系图景中分来分去；他们并不关心各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生 物学家依然感到科学有责任提出原因假说，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些假说涉及到过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图解那样容易检验，但是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方法来检验它们。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 鲍勒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分支系统学对进化论的挑战，更可以看到当学术界有人质疑进化思想时，进化论者总力图将对方说成是鼓励创造论。 进化论者可能有一点说的有点道理，那就是：“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基于这个思想，那我们就来看看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是如何冲击进化论的。 如果进化论作为研究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的起源发展的纯科学行为，大家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原则异议。因为虽然圣经信仰宣称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没有讲上帝“怎样”创造了世界，也就是没有讲创造世界的详细机理。那么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的工具，显然能够提供对自然一定深度的认识，尽管科学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在现代科学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学家包括许多极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学家，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圣经揭示了人类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土”而来，那么我们推论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动物也是由无生命的物质而来，显然与圣经教导没有太多冲突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是把上帝想象成手握“魔法棍”的老头的话。 作为一个处于现代科学中的科学家，我们在周围的世界处处看到是自然的规律性。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去想象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想到自然规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这些规律(后面我们会讲到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 然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第一，作为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学进化，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强调物质分子偶然随机的碰撞，这势必将地球上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过程纳入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段。虽然在进化论者讲述这一过程时都象讲故事一样流畅(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参考道金斯的有关书籍)，但实际的巨大困难却不象讲故事那样容易。 我来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学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于他率先阐明了DNA 的结构，而后便开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为偶然随机碰撞的进化思路是如此之难，使他开始怀疑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正确性。他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在远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结构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现。为了避开这个困难，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学家中流传的思想，即在银河系中存在着许多宜于生命存在的 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历史要长得多，并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适合生命起源的条件。因此，在遥远的过去，在银河系中，有可能会进化出具有技术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际旅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一个文明可能会决定将易于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星球上开启进化的过程。 当然他的这个奇特思想不为大多数人接受。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偏颇。 然而，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在抵御上帝创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却是极其有力的，因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产生是由于分子的无规则偶然随机碰撞而来，既无高效的规律，又要极其漫长的岁月，那么上帝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上帝吗？ 所以，从一开始，达尔文主义者就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而后寻求解答。 第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物种的竞争斗争，认为那是进化的动力。而新种是替代旧物种的胜利者，旧物种在进化中被淘汰，被消灭。 这个思想也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上帝的每一段创造都是“好的”(如圣经所言)？新物种的出现不是建立在残酷的斗争之上吗？难道死亡和淘汰灭绝是“好的”？ 第三，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进化过程的非方向性。他们认为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只有试对了，才能进一步。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引导方向的机制。 这个思想也与创造信仰完全对立，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正确，那么，人们要问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创造什么吗？至少可以用一个反馈机制来引导进化的方向啊！ 然而，最新科学的发展渐渐地朝着击溃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诡计的方向走去。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对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不求甚解的时候，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崭新方法论却悄悄地兴起了。它就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 1996年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本世纪末，常常有人问科学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对于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时间简史》中指出，我们接近终结，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时刻(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记得霍金在他书结束时的自负 - 天山客注)。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次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 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最早大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兴学科的总称，包括“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等。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征，即系统都是复杂非线性系统，或非线性复杂自组织过程。 概括地说，“耗散结构”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条件方法论；“协同学” 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方法论；“突变论”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发展途径方法论；“超循环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合途径方法论； “混沌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过程、图景和状态方法论；而“分形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构方法论。 这种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已被成功地运用到从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细胞生长的计算机模拟。在社会科学方面，人们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变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 当科学家们把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与进化论的看法比较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冲突的地方。 第一，超循环论专家、诺贝尔奖得主艾根从超循环论的角度把生命起源与信息起源的非线性关系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尽管我们还用“进化”一词，但却有不同的机制 - 天山客注)取决与循环反应系统的非线性关系。而循环反应系统的等级层次决定了生命信息复杂性的程度。 他强烈批评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认为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中，反应系统的等级极低(偶然碰撞、试错机制)，能够积累起来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个核(草) 甘酸，这种核(草)甘酸链是无酶RNA复制序列。其进化极其缓慢，随机性极大，信息量极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极高，由之进到复杂结构及至人类几乎是不可能的。 艾根认为，简单的超循环系统就可以把信息复杂性扩大到10的4次方个核(草)甘酸。更高层次的超循环过程，可以把信息量扩大到10的7次方个核(草)甘酸。自然过程的这种高层次的超循环系统，不但信息量极大，且可以建立翻译系统，提高复制精度，提高进化水平，并使循环获得“自主性”和“方向性”。 在艾根解释超循环的应用时，我们看到了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与原理。 在讲到物种的多元化时，艾根引人了“拟种”的概念。在艾根看来，拟种就是指由许多同类的突变体构成的群体，而每个突变体就是一个具有超循环结构和功能的分子系统，具有新陈代谢、自复制和突变的能力。只要条件合适(实际上耗散结构理论就是论述复杂结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自然界已经很好地提供了这些条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复制能力的这些循环变体总是会自然地形成群体，不断进化(我们一直在用“进化”这一词表达着与传统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 艾根论及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理念时认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语反复(进化论者强调过“适者生存”不是同语反复，看来并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对说明生命起源没有帮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说明生命起源的机制。比如，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生命进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这些大分子构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础，细胞的基础，无论是强大的生命还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这些相同的大分子却构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类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种，它们并没有在竞争的斗争中被淘汰。而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能够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种将十分稀少，且种类将十分单一。然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这是由于非线性的结果。 作为对艾根教授论点的支持，协同论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也说明了物种之间的复

人类的起源，可以说是学术上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论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甚至於哲学家、宗教家，都曾对人类起源做过各种角度的研究，然而，迄今仍没有最令人信服的说法。 关於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各民族都相当丰富，其中有些说法颇为相似，当然不同的也不少，在这些神话里头，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发现有和进化论不谋而合之处。 归纳各种神话，人类的起源可以分为『呼唤而出』、『原本存在』、『植物变的』、『动物变的』和『泥土造的』五种，现就分别叙述。 《埃及神话》说人类是神呼唤而出的。自古以来，埃及一直是个神秘之地，她是所有古老国家中最自我封闭的，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的文明很难对她发生影响，因此她的人类起源的说法也和别的民众不同。 埃及人认为远在埃及於世界上出现之前，全能的神『努 (NU) 』就已存在，他创造了天地的一切，他呼唤『苏比』，就有了风；呼唤『泰富那』，就有了雨；呼唤『哈比』，尼罗河就流过埃及，他一次次呼唤，万物一件件出现，最后，他道出『男人和女人』，转眼间，埃及就住满许多人。 造物工作完成，努就将自己变成男人外形，成为第一位法老王，统治大地人类，开创安和繁荣景象。 人类原本就存在着的神话，散见於北美印第安人和纽西兰毛利人。印第安人神话中说到神创造天地，然后从地下带领人类上来，生活在大地上。毛利人的神话说『兰奇』和『巴巴』是天和地，是万物源头，当时天和地未分开，四下漆黑，其儿子渴望得到光明，便用力将天地推开，光明於是出现，一向藏在黑暗中的人类便被发现，原来他们也是天地所生。 认为人类是植物所变的为日耳曼神话，它说天神欧丁 (ODIN) 有一天和其他的神在海边散步，看到沙洲上长了两棵树，其中一棵姿态雄伟，另一棵姿态绰约，於是下令把两棵树砍下，分别造成男人和女人，欧丁首先赋予生命，其他的神分别赋予理智、语言、血液、肤色等，成为日耳曼的祖先。 人类是由动物变的之神话相当常见。在澳洲神话中说人是蜥蜴变的；美洲神话则说人是山犬、海狸、猿猴等变的；希腊神话也说某族人是天鹅变的，某族人是牛变的。 我们由这种『动物变人』的神话中，可以发现很接近进化论的说法，尤其是美洲神话中说人是猿猴变的，就完全与进化论相吻合，这种巧合，很耐人寻味。 我国神话论及人类起源的有数种，比较早的说法是《淮南子精神篇》：『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这种说法并未受多大重视。 晚一点的说法则指盘古垂死化为万物之时，身上的寄生虫变为人类。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盘古）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人）。 』此种说法也没有流传开来。 另一种说法是指人类由黄帝所造，然后由其他的神上骈和桑林赋予四肢五官，见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这种说法很有趣，和日耳曼所述的很相似，可惜上骈和桑林是什麽样的神，在其他古籍中并无叙述，徒留一个谜。 在所有神话中，『泥土造人』的说法最多，也最为流传，如纽西兰神话说人是天神滴奇 (TIKI) 用红土和自己的血制成；美拉尼西亚人也这样说；希腊神话说神从地球内部取出土与火，派普罗米修斯和埃皮米修斯兄弟二神，分别创造动物与人类，并赋予人类种种个性和智慧。 北美洲西部的迈都族印第安人认为当初『大地开创者』创造树木鸟兽之后，说『我要造人了。』便取些暗红色泥土搀水，做成一男一女。 在所有神话里，最引人入胜的泥土造人故事，要数我国的女娲和犹太神话（圣经）的上帝。 话说盘古开辟天地之后，不知经过多少年，忽然在天地间出现女娲。女娲在这荒凉天地中感到寂寞，有一天，她对着水，照见了自己，心里想要是天地间有几个像自己的，彼此说说话，该有多好，便不自觉的抓泥土，和上了水；照自己的形体捏出泥偶，放在地上，迎风一吹，便成为活跳跳的东西，於是给他起名为『人』。 原先女娲一个接一个继续不停的造人，但进度缓慢，终於感到吃力，心想要如何快速造人，以填补辽阔的大地时，他背靠山崖，顺手摘下藤条，懒懒地在和了水的泥浆里搅着，然后一甩藤条，洒落许多泥点，这些泥点落在地上，经风一吹，都变成了人，於是不停地挥动藤条，大地上的人也不断的增多了。 圣经里的上帝造人故事记载在旧约的创世纪之中。话说上帝花了五日时间创造了大地万物，到第六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於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后，就成为活生生的男人，取名亚当。 不久便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 在女娲和上帝造人的神话里，可以发现共同之处是都按着他们的形像造人，由此可见女娲和上帝的长相和人相似。不同之处在於圣经描述女人是男人肋骨造的，而不是泥土造的。

长篇累椟的相信谁都回厌倦达尔文创造了进化论与质量守恒 细胞学说并列为三大学说意义就是对宗教对迷信给予重创对人家认识自身有了革命性的作用和促进从而诞生了更多鲜明的意识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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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具有促进生产力提高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可望在全球经济密切交往中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传播；可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后发优势”的宝贵机遇；可望更好地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 其一，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也被全球化了。 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由此，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 其三，局部危机极易引起全球化的动荡甚至危机。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①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 ④可以利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①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③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强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 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政策，还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 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和共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矛盾斗争，又要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警惕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科学的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