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挽了一个大结，它具有某种转型的意义。相对于它以前的文学思潮而言，它具有更坚实理论主张、开阔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在向文学的“传统性”掘进中，呈现出深遂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艺术探索。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最早的潮汛可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1982年2月号上的理论宣言——《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由此也可见西部文学编辑和杂志的前瞻性。寻根文学也表现了一个文化的西部世界，并使西部文学的文化意义得到进一步的确立。阿城的祖籍是重庆，他的小说《棋王》也叙述的西部故事。主人公王一生个性不避俗，写他的两件事——“吃”和“下棋”，他有“恶”的吃相，精瘦的身子，“净是绿筋的瘦腿”，“弯过手臂，去挠后背，肋骨一根根动着”，下棋时，“抱了双膝，锁骨后陷下两个深窝，盯着油灯，时不时拍一下身上的蚊虫”，走路“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活灵活现的一副“棋呆子”相。在“棋”与“食”中，他追求“物化”与“自忘”的大境界，粗陋的棋和饮食，使王一生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棋王》的语言平淡而传神，力避藻饰，一切以传出特定氛围、写出人物的精髓为限，舍此之外一概汰除过多的语词。1987年前后新时期文坛出现了“新写实小说”，与此几乎同时，还有“先锋派”文学。文学开始摆脱对外部现实世界的依赖，而进入到历史的虚构和内心的缅想，开始艺术形式的大胆实验；文学逐渐离开乡村和地域力量，而与都市和大众媒介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中国的西部世界再也不可能成为文学叙述的中心世界，文学的题材之于文学的审美意义逐渐淡化，文学刊物尤其是具有领头羊性质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批评也逐渐东移，已经被文学模式化的西部除地域和文化优势之外再也拿不出更吸引人的文学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西部文学作家出现了彷徨和游离，疏远于新时期文学主潮，并逐渐被边缘化。当一批“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的小说——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刘恒的《伏羲伏羲》风行于各大杂志之时，缺少都市经验的西部作家却显得有些迟钝和格格不入。如果说是新写实小说把西部文学抛弃掉了，还不如说是西部作家先天性缺陷的结果。如果把新时期文学分为前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话，那么，前新时期带有乡村情调，后新时期则多属于都市世界。先锋小说又称新潮小说。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新潮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余华等。先锋小说以其复杂的意义和文本的实验改变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主体性和现代性，而转向对文学本体性和后现代意义的关注。相对于新时期文学中其它思潮而言，先锋小说存在时间较长，意义相当驳杂。它把写作看成“不及物”的事，常常蜷缩于个人的梦呓与感觉之中，游戏于语言的聒噪与自足，从残雪对个人梦呓的追逐，到马原设置的叙述圈套，从格非的形式迷局到孙甘露的语言神话，先锋小说依仗于作家的感性欲望生长出不同的个人风格。西部作家中的海男、翟永明等参与了先锋派中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海男以小说《蝴蝶》恶作剧似的解构了人间的理性秩序，她们与疯子、老人和蝴蝶结成话语同盟，制造混乱，反叛崇高。它用女人的身体来感觉和幻想这个世界，蝴蝶就成了女人的化身。如果从作家身份和年龄层次上划分，活跃于新时期文坛上主要有四代作家，一是在50年代中国遭受过政治灾难而沦落到社会底层，70年代末又重新获得新生的“右派”作家，二是在60、70年代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三是60年代出生的先锋派作家群，四是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前两类作家因拥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热情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特色，在审美意识上追求崇高和悲剧美。而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被称为是“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他们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历史经验，逃脱了饿饭，躲过了上山下乡和其他政治运动，只赶上了文革，又因其年幼不谙世事而仅仅作了一次旁观者。也使他们生长了另一类本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先锋作家大都喜欢描写自我的体验和想象的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偏爱和抚摸超越了对外在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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