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关于税收的论文摘要

税收　　开放分类： 科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税收这一概念的要点可以表述为五点：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税收分配的依据是国家的政治权力；　　税收是用法律建立起来的分配关系；　　税收采取实物或货币两种征收形式；　　税收具备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税收：　　是国家对部分社会产品法定进行的无偿分配。也就是说，税收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单位和个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的一种特殊分配。　　税收的三性：指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税收的强制性指在国家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税收的无偿性指国家征税以后纳税人交纳的实物或货币随之就转变为国家所有，不需要立即付给纳税人以任何报酬，也不再直接返还给纳税人。税收的固定性指国家在征税以前，就通过法律形式，把每种税的纳税人、课税对象及征收比例等都规定下来，以便征纳双方共同遵守。　　税与费的区别在于：　　税收具有无偿性，而费则具有有偿性。费是向受益者收取的代价，是提供某种服务或准许某种作用权力而获得的补偿。　　征收的主体不同。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和海关，而费的收取主体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是事业机关，有的是经济部门。　　税收具有稳定性，而费则具有灵活性。税法一经制订对全国有统一效力，相对具有稳定性，而费的收取一般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具有灵活性。　　两者的使用方向不一。税收收入是由国家预算统一安排使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储备、文教、行政、国防、援外等支出，而费一般有专门的用途，专款专用。　　税收的"中性"　　税收中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它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成为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　　税收饶让：　　税收饶让，是指一国政俯对本国纳税人在国外得到减免的那一部分所得税，同样给予抵免待遇，不再按本国规定的税率补征。　　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　　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都是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因违犯税收法律、法规而依法强制处以其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和制裁。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　　税收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决已构成税务犯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一种财产罚的刑事处分。这种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一种刑罚。　　税收罚款则是税务机关依照一定的权限，对违犯税收法律、法规但不够刑事处分或免于刑事处分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行的一种财产罚的行政处罚。　　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海关代征）；4、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5、中央企业所得税；6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7、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8、证券交易税；9、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10、出口产品退税管理；11、集贸市场和个体户的增值税、消费税；12、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13、按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1、营业税、2、个人所得税、3、土地增值税；4、城市维护建设税；5、车辆使用税；6、房产税；7、屠宰税；8、资源税；9、城镇土地使用税；10、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1、地方企业所得税；12、印花税；13、筵席税；14、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15、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税收具有三种主要职能：　　筹集国家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国家凭借政权，运用税收从国民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社会纯收入，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再生产。　　经济的职能。税收在筹集国家收入的同时，可以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以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目标。　　监督职能。税收分配涉及生产、流通、分配各个领域，通过收入增减，税源变化灵敏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趋势，并以各种有效措施促进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税收：　　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地取得实物或货币的一种特殊分配活动。它体现着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税、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　　第一种观点确切的说属于经济学中对于税收的界定，并没有超越这个范畴。这种观点应当是被多数人认可或接受的，因为目前多数税收（法）教科书，特别是基础教学用书上广泛采用的就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站在国家作为再分配者的角度，依靠国家这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作为后盾形成的。由于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从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从思想上无视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在税收征管中侧重于纳税人依法纳税的义务，而忽视对纳税人权力的保障。　　对于第二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质更高量更多的满足，似乎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 。(摘自《另一个角度看税法》）　　税收的三性：指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税收的强制性指在国家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税收的无偿性指国家征税以后纳税人交纳的实物或货币随之就转变为国家所有，不需要立即付给纳税人以任何报酬，也不再直接返还给纳税人。税收的固定性指国家在征税以前，就通过法律形式，把每种税的纳税人、课税对象及征收比例等都规定下来，以便征纳双方共同遵守。　　税与费的区别在于：　　税收具有无偿性，而费则具有有偿性。费是向受益者收取的代价，是提供某种服务或准许某种作用权力而获得的补偿。　　征收的主体不同。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和海关，而费的收取主体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是事业机关，有的是经济部门。　　税收具有稳定性，而费则具有灵活性。税法一经制订对全国有统一效力，相对具有稳定性，而费的收取一般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具有灵活性。　　两者的使用方向不一。税收收入是由国家预算统一安排使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储备、文教、行政、国防、援外等支出，而费一般有专门的用途，专款专用。　　税收的"中性"　　税收中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它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成为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　　税收饶让：　　税收饶让，是指一国政俯对本国纳税人在国外得到减免的那一部分所得税，同样给予抵免待遇，不再按本国规定的税率补征。　　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　　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都是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因违犯税收法律、法规而依法强制处以其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和制裁。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　　税收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决已构成税务犯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一种财产罚的刑事处分。这种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一种刑罚。　　税收罚款则是税务机关依照一定的权限，对违犯税收法律、法规但不够刑事处分或免于刑事处分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行的一种财产罚的行政处罚。　　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海关代征）；4、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5、中央企业所得税；6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7、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8、证券交易税；9、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10、出口产品退税管理；11、集贸市场和个体户的增值税、消费税；12、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13、按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1、营业税、2、个人所得税、3、土地增值税；4、城市维护建设税；5、车辆使用税；6、房产税；7、屠宰税；8、资源税；9、城镇土地使用税；10、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1、地方企业所得税；12、印花税；13、筵席税；14、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15、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社会主义是税收的本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国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以税收的形式集中起来，不论是直接用于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还是由于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防，都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税收的最终受益者。因此，我国税收在本质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税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显著特点。

贵州财经大学教务处 处长在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博连读，2008年 获税收学博士学位教授，硕士生导师，2011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贵州省社科专家。贵州财经大学财政学学术带头人，贵州财经大学财政与税收学院税收教研室主任，贵州省省委服务决策专家智库咨询专家，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相关研究。贵州财经大学教学优秀成果奖。主讲课程：《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学》《税法》《税收经济学》《外国财政史》《政府预算》 （1）《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税收激励机制研究》，税务研究，2012年第2期（2）《我国区域税负公平研究》，税务与经济，2011年第6期（3）《深入推进贵州“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观点摘编，2012年第2期（4）《实现和谐税收的路径选择》，税务研究，2007年第10期（5）《碳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涉外税务，2010年第1期（6）《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法本质公平的实现途径》，税务与经济，2009年第6期（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于2010年1月转载主要观点）（7）《我国社会公平感与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关系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8）《税务危机管理应遵循的原则》，中国税务报，2011年9月5日（9）《我国税收公平目标的再思考及其制度选择》，特区经济，2010年第1期(10)《公平的三分法——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辨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11）《实现税收代际公平目标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特区经济，2010年第2期（12）《公平与效率关系新辨-以人类历史历程为视角》，企业家天地，2009年第8期（13）《和谐社会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税收文化》，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6期（14）《浅议“税收中性”》，时代经贸，2008年第6期（15）《税收公平观的历史演进》，《商业时代》2010年9月

According to 1994 ~ 2008 annual calendar adverse index in direct taxation revenue and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time series dat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tax policy and not shrink direct tax income gap of residents in a certain extent, even aggravate the income gap, suggest the experience abroad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and on the basis of increasing personal income tax,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ird party information report system,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ax collection, the reverse of high-income people of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