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下积极青少年发展具有四大核心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如：是非、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欺诈等行为成为社会公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思想造成极大影响。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对学校德育的优势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校园里发扬光大，切实提高学校素质教育实效。这已成为时代的疾声呼唤。　　一、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堪忧　　现代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在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却不懂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但相当一部分人集体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他们注重自我、看重功利、道德取向多元化。有的把家长职位的高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生活消费的层次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我们曾在中学生中做过调查，当问及他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是否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时，3%的中学生表示不愿意或基本不愿意，1%的学生认为，人应该及时行乐，不要顾及其他；4%的学生崇拜的是文体明星，崇拜革命伟人的只有6%，个别人追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社会公德方面，有些学生存在着行为和认知上的脱节，认为社会公德可有可无，甚至还有人认为社会公德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束缚，限制了人身自由；有的学生对帮助他人和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态度冷漠。针对这种现状，窃以为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总是从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出发，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和发展。尽管人们总是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品德，但是又总是无法克服传统的影响。因此，怎样消除传统中消极的东西，弘扬和发挥其积极的方面，就应当成为我们特别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传统？一般说来，传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传统中，文化传统对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统是对人类在今天以前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一个总称，它的内容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综合。文化传统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它又有着自己的核心。文化传统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追求，是贯彻于一切思想的一根主线，即向往美好贬斥丑恶，对人类幸福的渴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要着重研究它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因为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值得我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对人类社会继往开来，保持可持续性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　　2、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绝对中有相对，在相对中又有绝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这一传统历久不衰，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三、传统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文化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1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必然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可能遭到淘汰。竞争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竞争、科技上的竞争、管理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而在人才的竞争中，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当认真的加以宏扬。　　四、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我国，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结果。市场经济解放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同时又使人的利己心和贪婪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因而引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剧烈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宏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抑制人的利己心和贪欲的膨胀做到克己利人，是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　　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是绝对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民族道德建设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要用合乎实际的行之有效的优良的道德规范来教育人，从娃娃开始，不断地进行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合21世纪需要的人才。

中国文化下积极青少年发展具有四大核心特点,包括：能力,品格,自我价值和联结。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如下。智力发展显著。青少年期由于大脑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增多，其认知能力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个时期，他们的感知觉灵敏，记忆力、思维力不断增强，而且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都有显著提高。青少年逐步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事物，有独到见解，喜欢质疑和争论。我意识增强。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或者说是对自我及周围人的关系的认识。个体进入青少年时期，随着对外界认识的不断提高，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品质方面进行关注和评价，并且凭借这些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言行。X意识的觉醒和发展青少年X机能逐渐成熟。这一变化反映在心理上会引起X意识的觉醒。所谓X意识，一般指青少年对X的理解，体验和态度。X意识的觉醒，指青少年开始意识到两X的差别和两X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一些特殊的心理体验，如有的青少年对自己的X特征变化感到窘羞和不安，对异X的变化表示好奇和关注等。早恋现象在中学生身上很普遍，也是基于此原因。情感的发展与现实的矛盾。青少年在情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心理特点，并非孤立存在，它们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各种矛盾。

中国传统价值观 四大核心理念 仁者无敌 安身立命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有别于他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特性，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从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保持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因素。一、仁者无敌 “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孔子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义的，才成其为人。从象形字的意义来看，“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的人伦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古代社会，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五伦关系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才成其为人的定义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主要在社会关系中由他人定义。这就决定了“个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弱化和隐而不彰。中国人经常讲“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指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即使这些世俗标准有别于他个人的思想、理性、意志和判断。否则，在世俗眼里就是不会做人。这个世俗标准，就是孔子用来定义人的“仁”字。“仁”的涵义——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给人下定义，可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说“仁者爱人” 这种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国人显得特别富有“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过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则性，徇私枉法，破坏典章制度。对一般人来说，仁爱是相互的，只有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或者双方撕破脸皮了，就不知该怎样去“做”了，难免有失风度，比如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守秩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于圣人和传统士大夫来说，尽管他们把仁做为个体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是以人伦关系之间衍生出人情作为内容，反映了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以下这样的理念：内圣外王，仁者无敌——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内圣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学》经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致知将其上升为理论，诚心实意，端正思想和态度，一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君子，然后施仁政管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由内而外的人生进修阶梯。内圣，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内圣外王就是一种德治加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德治对集权者的约束总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一块光鲜的遮羞布。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须同时作之师，作之亲。儒家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角色，作为统治者身兼三职，做老百姓的领导、老师、和父母。这样以来，人的思想意志以及国法以外的私人领域自然也成为管理的对象，个人就没有多少空间可言了。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义，中国人是用“身”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时，还用身来代表生命。比如终身，就是指人的一生；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静态地去养护它的意思。除了用身这个词指称自己和生命之外，还用它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比如，一个人的背景与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资产总额，叫身家。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迫去做一件事，叫身不由己；属于思维和理解力范围内的事，也用体会体验一类的词去表达。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这类属于道德范围的事，也在划入身的范畴内，用身字来表达。所以，从身的含义来看，安身立命的身不仅是指身体、肉身，还指人生、生活，把这些安顿好了，有饭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发芽，传宗接代了。食的文化——身体化的表现，中国烹饪技术之精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食的养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这说明的传统文化将人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身体化的存在，比较忽视它是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当然，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对身的理解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统一的传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天生肩负“以民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让天下苍生皆能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解民于倒悬”“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虽然也是充满了身体化的想象，但这个身指的是社会，是天下民生，而国家则是照顾这个身的一颗心。至于老百姓的安身一般只顾及其家，而且这个身必须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磁力场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们一方面十分现实，物质化，就连求神拜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临时抱佛脚，完全是实用型的、世俗化的；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安其身，则得其心——民生观，安身立命的身体化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于“有口饭吃”就行，就不会造反。所以安其身，则安其心，解决好民生问题，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大半部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的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食的确是密切串连中国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领域的同心轴。老子甚至把治理国家比喻成烹调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周礼》这本书排列的百官当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厨子的形象。总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即使到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饭吃才能生存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标准。、三、以和为贵 阴阳调和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互相调和。阴阳本就是同一事物两各方面，阴阳调和则基本上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这样的本体论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由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如果出现动，也是动乱，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回到原样。同样，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礼尚往来，耻于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诉讼，所以公然为自己争利益的言行也就为人所不齿了。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安定的政治局面，和为贵就是一种放弃对抗的态度，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经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是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自发组织压力团体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排华和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倒霉的就是华人，尽管华人人数众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们之间不善于组织和团结，一盘散沙，毫无还手之力。根据辩证法和历史经验来看，以和为贵这条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可能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乱。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忍无可忍发泄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平时不擅于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这种攻击性终于爆发的时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死方休的。四、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庄子，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扬光大，最后由宋代的张载、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一就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的是统一的，以人伦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很明显，中国的这个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世界上其他高级宗教都认为天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尽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而且，这个天人合一是将天道拉下来去符合人道的。并且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这个人世上。中国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的话，就会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参天地化育之功。那么，怎么“参”呢？宋朝的理学家朱熹认为，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人伦渠道中获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够永恒地维持“和合”状态。正如同天地之阴阳调和是为了化生万物一般，人伦关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须是为了养育以及延续身体化的存在服务——养双亲，养妻子儿女。这样，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统一了，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上四大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保持社会形态超稳定的深层因素，在国民心理和国家社会层面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世局当中，如何有意识地反省之、引导之、改造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