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期刊影响因子多少合格

影响因子是什么？是万能的吗？如何客观评价影响因子呢？

而对发表论文的载体，也有明文规定，如一定要在“影响因子一区”的期刊上，在“核心期刊”上，在“一类期刊”上发表，否则发了也只是无用功。　　论文，是一个何等重要的筹码，左右着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价”，政策导向所发出的信号是那么明确而强烈。诚然，论文确实是检验学术水准的标志之一，国际上对专业人员也有相关的要求。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所谓“影响因子一区的期刊”、“一类期刊”以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之类是否权威，强行规定论文发表在哪里是否合理？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还有“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近来来，“影响因子”的概念越来越被各种评价体系所接受和引用，往往根据“影响因子”为各类期刊“打分”“排名”。这作为评判期刊的质量固然有一定意义和价值，可是，规定论文非要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果真科学吗？去年，参与《中国物理快报》编辑工作24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鼎盛便对此提出质疑：以引用的多寡去评价期刊尚有一定的道理，以引用的多寡去评价论文就很不科学了，而以论文发表的期刊和期刊的影响因子去评价论文则更是近乎荒谬。他认为，不能以期刊评判论文，是因为期刊的总引用中的大部分是由少数论文贡献的，因此，在平均引用多的期刊中也不乏很少被引用的论文，而在平均引用少的期刊中也会有被引用不少的论文。事实上，常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平均引用不高的期刊。但是，王院士的意见似乎并未被重视，有些地方在作为改革举措的最新政策导向中，仍把论文发表与“影响因子”直接挂钩，将期刊的“身份”视作论文质量的惟一标准，令人匪夷所思又徒叹无奈。这样的评价体系、评判机制本身难道不应该改革吗？　　另一方面，关于论文的质量问题，也被广泛诟病。最近，青岛科技大学启动了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用于抄袭、伪造、一稿多投、篡改、不正当署名、一个成果多篇发表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高科技产品对用作防范论文的学术剽窃和学术造假，真不知是喜还是忧。尽管目前这套“检测系统”主要用于研究生论文的检测，但这也足以窥知论文乱象的普遍性严重性，而这又岂止发生在研究生身上？在这种状态下，以发表论文作为破格晋升职称的基本条件，恐怕不靠谱吧！　　何况，眼下真正恪守学术品位，维护学术纯洁的期刊日渐稀少，花钱买版面、发论文早已从“潜规则”衍化为“显规则”，且明码标价，价格飙升，令论文作者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可想而知，如此环境下发表出来的论文，散发的究竟是学术味还是铜臭味？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端正学术道德取向，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什么时候，论文不再是箝制学者们的神经，束缚人们创造活力，仅仅是当作职称的“敲门砖”的时候，才能说改革有希望了。

越高越好，现在达到7以上的都比较少。

中文杂志影响因子大于2的算高。影响因子虽然只和被引次数和论文数直接相关，但实际上，它与很多因素有密切联系。决定影响因子大小的因素现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1）论文因素，如论文的出版时滞、论文长度、类型及合作者数等。（2）期刊因素，如期刊大小（发表论文数）、类型等。（3）学科因素，如不同学科的期刊数目、平均参考文献数、引证半衰期等都会对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产生影响。（4）检索系统因素，如参与统计的期刊来源、引文条目的统计范围等。（5）名人效应的影响。相关内容：影响因子是一个杂志中文章被引用次数的总和除以这个杂志的总文章数。但这个数字是平均数，它存在的问题是，平均之后并不能反映每一篇文章的引用情况。如果一个杂志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文章的引用数是500，另一个文章的引用数是10，那么影响因子反映出的数字是两者的平均值255。因此，一个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只能表明它拥有多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但并不意味着它刊载的每一篇论文都是高引用的。资料显示，由汤森路透公司计算的期刊影响因子，最初是用来帮助图书馆员确定购买哪些期刊的，并不是测度研究论文科学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影响因子用于评判一个期刊是可以的，但用来评判论文，并延伸到用来评判科学家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这个要具体分析，因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别挺大的。国内的期刊一般在0以上的就不错了，到0或更高的就不多了。第二作者算不算作者要看你评什么职称，一般中级可以算，但2~3篇第二作者相当于一篇第一作者，评高级的话第二作者基本不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