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质谱学会杂志官网

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在美国普渡大学Aston质谱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6年4月至2008年6月在瑞士联邦工学院（ETH）任高级科学家，2008年7月全职回到东华理工大学工作，2010年创立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复杂基体样品快速质谱分析基本理论、关键部件及典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东华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重点实验室主任，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简称“杰青”） 。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获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西省首批“赣鄱英才555计划”、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等人才计划支持。目前为中国科学工具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质谱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仪器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Nature旗下S R、R J C E《分析化学》、《分析仪器》、《岩矿测试》、期刊编委。Nature Protocols等杂志的审稿人和约稿人；JACS（美国化学会志），TrAC、JMS杂志以及国内《分析化学》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高等学校化学研究（英文版）》、《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等SCI期刊的审稿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仪器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质谱学会会员，中国质谱学会理事，瑞士化学会会员，中国化学会会员。

从你要求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啦简介：《科学》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的期刊。该杂志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于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的官方刊物。全年共51期，为周刊，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份。 多数科技期刊都要向读者收取审稿、评论、发表的相关费用。但《科学》杂志发表来稿是免费的。其杂志的资金来源共有三部分:AAAS的会员费；印刷版和在线版的订阅费；广告费。 《科学》杂志属于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该杂志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是AAAS也是《科学》杂志的宗旨。 在全球，《科学》杂志的主要对手为英国伦敦的《自然》杂志，该杂志创办于1869年，曾发表了大量的达尔文、赫胥黎等大师的文章。21世纪的 前4年中，二者为率先发表人类基因排列的图谱而激烈竞争。 《科学》杂志的主编唐纳德·科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为斯坦福大学第八任校长，著名的环境科学教授。 《科学》杂志官方网址：

有两个。　　1、郑大章——理化博士　　郑大章，1904年生于合肥东乡撮镇（今属肥东县）。他的祖父郑国魁系淮军名将，于李鸿章有救命之恩。他的父亲郑伯衡，民国初年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童年、少年时期，郑大章生活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五四运动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通过了语言关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　　出国求学经历　　其时，欧洲列强经济上仍处于上升阶段，某些短视的西方人盲目自大，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不免受到歧视。殊料第一学年过去，巴黎大学数学会考，名列年级第一的竟是中国来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得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一家报纸竟打出“耸人听闻”的标题：《法国的数学危险了》。郑大章为中国争了光，在我驻法使馆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来自国内的奖学金。在巴黎大学第五学区一个小旅馆五楼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内，郑大章夙兴夜寐，苦苦攻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巴黎大学云集着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和科学家，郑大章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他的导师中，有一位曾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她就是原籍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她很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特别的指导。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镭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居里夫人这位两获诺贝尔奖、热爱和平的伟大女性，一贯奖掖后学，诲人不倦。她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即有三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郑大章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　　回国　　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当然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认为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今后可大展宏图。但在明了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携自重庆大学来法攻读数学的长沙姑娘萧晚滨踏上归国的旅程。　　成婚　　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郑大章和萧晚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介石曾专门接见他们，并拨出一笔可观的休息费。但郑大章却企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即应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筹建镭学研究所。　　建镭学研究所　　镭学研究所筹办之初，由严济慈兼所长，郑大章任副所长实际负责。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届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筚路蓝缕办起了镭学所。 镭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镭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份，其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开垦中国镭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订计划、找仪器、寻设备，辛苦奔波，反复实验，终使研究所初具雏形。例如，当时人们对锕系元素和铀-镭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钋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锕系元素和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再如，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是郑大章通过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的。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组织伪“政府筹备处”。王揖唐是郑大章祖父的表弟，1918年他出任众议院议长时，曾任用郑伯衡管理总务。故北平沦陷后王揖唐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力邀晚辈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不意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助手、留法时师从居里夫妇女婿约里奥?居里的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镭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β放射源，发现了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英年早逝　　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于穷困潦倒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时年37岁。　　2。施士元　　（1908—2007 ）　　施士元，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者之一。发现α射线精细结构与γ射线能量严格相等的现象。曾发现液态钠中有晶态原子团存在；证明AuCu3有序无序转变是成核成长相变过程；用蒸发模型和准自由散射成功地计算3H（n，2n）和3He（n，2n）截面，还指导用核技术开展对生物分子和高分子的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物理教学工作，培育了大批物理人才。　　施士元，又名公岛，笔名万乙，1908年3月18日生于上海市崇明县。其父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国民军攻占南京战役。施禹传治家严谨，教子有方。施士元幼时曾阅读“四书”、“五经”、《左传》等经典著作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代小说，遂使他既具有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又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思想境界。 1920年夏，施士元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崇明三乐小学，旋即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六年学制，他五年完成。学习期间，凡遇数理化难题，他不是远而避之，而是锲而不舍，千方百计地求得其解。对待难题，养成无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六年级时，他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数理化学会，从事解难题工作。对施士元来说，中学的课程已不成问题，目标对准大学一年级数理化教材。在学期间，他曾被选为学生会长，参加过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　　1925年夏，施士元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3月18日，他与全校同学一起反对段祺瑞对日签订塘沽协定。当时，在铁狮子胡同枪林弹雨中，死伤300余人，施士元幸免于难。1927年国共分裂，同学中对时事议论纷纷，施士元很少介入。他认为这些事，他无能为力，悄悄地常去图书馆，钻进书本里。1925—1929年四年间，施士元学习认真，获得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知识，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国最早从事核谱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1929年夏，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从上海到法国马赛，飘洋过海，历时31天。1929年冬，他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有1．5克镭、很强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等。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唯一手段。因此，有些实验工作其他实验室不能做的，居里夫人实验室能做。　　原子核物理与原子物理的发展相似，也从谱学开始，最早的工作是核谱学，即原子核的α射线谱、β射线谱与γ射线谱的研究与分析。30年代初，居里夫人实验室开展对α射线谱精细结构的研究，施士元参加了此项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巴黎附近勃尔浮的大电磁铁上进行的。对γ射线谱的研究，最直接的办法是用类似晶体衍射谱仪。但是γ射线波长很短，晶体衍射谱仪只能对软γ射线适用，对一般的γ射线必须用比较间接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类确定γ光子的能量。因此，在30年代初，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放射性元素的内转换电子能谱测定工作上。当时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研究题目就是放射性沉淀物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的测定与分析。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谱的文章于1932年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同年他完成了钍C十C′十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而在1932—1933年间，又完成了对锕系元素锕C十C′十C"的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工作均写成论文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　　施士元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因为一个母核发射出一个α粒子之后，子核可以处在基态或者处在一个激态。如果子核处在基态，则α粒子能量最大。如果子核处在一个激态，则α粒子能量就要小些。因为一部分能量被用来激发子核。子核激态常以发射γ射线来消退激发。所以，γ射线的能量会严格地与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相等。后来施士元经过分析，意识到这种规律的出现是由于子核的激态可能是一种转动状态。因为α粒子带走了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导致原子核的转动。　　在1929—1933年的四年中，施士元专心一意地从事实验工作。1933年春，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居里夫人曾要求施士元留下继续在所里工作，并宣称可以负责他以后的生活费用。施士元因为已收到国内的约请信，故婉言谢绝了居里夫人的好意。　　1933年初夏之际，施士元回国。他为了观看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的成就，取道德国、波兰和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及十月革命起义时的一些古迹，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及东方大学，还看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幼儿园、面包工厂等。在海参崴施士元搭乘一艘货轮回到上海。 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发展竭尽全力　　在上海，正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施士元在会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谱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会上接到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聘书。他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他，于是应中央大学之聘来到南京，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只有25岁，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学期开2门课，有时开3门课。除无线电课程以外，其余课他都开过。由于当时只有外文参考书，没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讲课过程中，常常自编讲义，先后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理论力学、光学等讲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还编写了X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粒子物理等教材。为配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译了X光结构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选等方面的书。他在教学中对学生负责，教学内容正确无误，深入浅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闻名的科学家，如吴健雄等。　　施士元在教课之暇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于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观察到钠在熔点以上处于液态状态还存在着晶态的衍射花样，这表示在液态中一个钠原子周围的环境还保持局部的晶体环境。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学生基本上照常上课。但因日本侵略军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实验室工作大部分停止，使科学研究工作无法进行。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原子弹？为什么原子弹有这样大的威力？原子弹是怎样制造的？等等。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据核物理知识和自己对核裂变现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报告。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作为新闻出现。于是政府机关（如资源委员会等）、工矿企业、军事部门和军队纷纷约请他作报告。　　在50年代，当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后，施士元做了多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当苏联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启航时，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报告。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使施士元获得科普积极分子称号。　　南京解放前夕，当时的校长、教务长动员他去台湾。但他却兀自不动，安如泰山。他意识到在共产党政权之下，知识分子不会没事做。　　1952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并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各系成立专业教研室，采用苏联教材。1954年，施士元为了配合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与一些教师共同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目的是培养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物理人才。施士元开出X光结构分析课，翻译出版了《伦琴结构分析》（俄译本）与《X光结晶学》（英译本），培养了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与光谱分析方面的进修教师，发表了AuCu3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等10余篇文章。　　施士元为了配合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在校领导支持下，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以后，苏联来我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资料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翻译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牛头不对马嘴，听者茫茫然。为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索要施士元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这书依旧是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的入门教材。　　1958年，核物理专业师生分成加速器、探测器、质谱仪、β谱仪、核电子学等小组，日以继夜研制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奋战一年后，核物理实验室逐一建立起来，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往祖国边远地区原子能事业单位。　　施士元考虑到核物理是实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遂在专业内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并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出版了《角动量理论》与《核理论精选》二书。约在1975年，核理论小组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的任务。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论计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实验数据系统化，填凹补缺，内插外延，以满足设计工作的需要。核理论小组用共振群方法进行中子对一些轻核的截面计算。计算结果经鉴定后被采用，并得集体奖。施士元用蒸发模型成功地计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当时在极低能量区中，理论与实验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获得满意结果，文章在核物理杂志上发表。1978年以后，核参数工作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体学术会议。　　70年代末，国内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核物理专业纷纷下马。为了求生存，施士元和同事们将实验工作转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开展了穆斯堡尔谱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电子湮没技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施士元转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强作用问题。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学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选为江苏省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长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施士元积极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由他参加编写的《英汉物理学词汇》，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又参加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施士元还爱好油画，曾临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古典名画几十幅，创作油画几百幅，其作品《雁归来》参加了1993年中国油画展。　　施士元于1987年退休，并成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19日，施士元迎来百岁华诞，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举办首发式。 2007年9月28日，ShellWong在南大小百合站D_Physics区发文哀悼施士元逝世。[8]　　简历　　1908年3月18日 生于上海市崇明县。　　1929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　　1929—1933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33—1952年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3—1934）、代系主任（1946—1952）。　　1949—1984年 任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1952—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28日 逝世

摩尔定义中的012千克碳--12（162C）所含的原子数目就是阿佛加德罗常数 的定义值，摩尔定义中并未指定一个准确的粒子数目，因此，测定阿佛加德罗常 数就可以看成实现了摩尔单位。传统方法用碳--12的单晶体测量原子的质量、密 度和原子间距。现在阿佛加德罗常数可用多种不同的实验方法进行测定，例如电 化当量法、布朗运动法、油滴法、X射线衍射法、黑体辐射法、光散射法等。 精密测定阿佛加德罗常数N0可通过N0与晶体各参数的关系式用X射线干涉仪 测量。现在一般用纯单晶硅代替碳--12，先用质谱仪测定碳--12与硅的原子量的 比值以及硅的同位素成分，然后用浸入液体法得出硅晶体的密度。因为晶体的晶 格d和相同的波长的X射线的波长与晶格成倍数关系，可确定晶体尺寸准确的长度 比值。利用测量小位移的X射线和光学干涉仪可以直接测量硅晶体的晶格常数。 由阿佛加德罗常数N0等于分子量M与一个分子的质量m之比，得关系式： N0=M/m=M/ρv=n·M/ρфd3 注：n为单胞中的分子数，ρ为密度，d为晶格常数，φ为几何因子 1971年，美国德斯拉梯斯（Deslattes）用此法求得 N0 = 0220943×1023 mol--1 , 不确定度为1×10--6

有 施士元 核物理学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笔者走近了他。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他首创了我国原子核物理专业。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他的学生吴健雄则被誉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核谱工作的学者。他第一次提出了“原始粒子”猜想，并预言第一个实验证明“原始粒子”存在的人将获得诺贝尔奖。 他先是核物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高能物理学家，晚年又成为一名油画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施士元，今年93岁高龄。初见居里夫人 1908年3月18日，施士元降生在上海崇明岛。父亲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位骑兵军官后因负伤解甲归里，他对施士元要求很严。 1920年，施士元进享有盛誉的浦东中学，当时中学是6年制的，可施士元却只读了5年。1925年，他以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满分10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1929年，施士元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而后又通过了江苏省举行的官费留学考试，考入闻名世界的巴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蜚声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 1929年底，在巴黎大学注册时，施士元收到了一沓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科学家的名字。看着这份长长的导师名单，施士元突然有一种无从下手之感。对他来说，眼前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足可仰视的高山。 在仔细的翻阅中，施士元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他兴奋得几乎不敢相信的名字— ———居里夫人！ 在那一刹那间，施士元心里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她！于是，他提起笔尊敬地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星期三发出的，星期五施士元就接到了居里夫人的回信，约他在星期六上午8时去她的镭研究所面谈。 那次会晤距今已有7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还清晰地印在施老的脑海里。居里夫人约有1·60米高，瘦弱的身躯套着一件显得宽大的浅黑色的外套，满头银发，脸色显得苍白，一双浅褐色的眼睛，额头比较突出。居里夫人显得坚定、简朴、冷静，施士元说，这种感觉与科学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居里夫人看见施士元进来，露出浅浅的微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施先生。” “夫人，十分荣幸见到您。”施士元恭敬地说。 随后，施士元将清华大学校长写的推荐信交给了她。居里夫人仔细地看过后问道：“你是通过中国的官费考试来法国学习的？”施士元点头称是。于是，她慢慢地说：“按规定，到我研究所的人必须经过考试，但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免考直接来工作了。”她回过头征求女儿的意见。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对着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伊伦娜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母亲的好助手。 就这样，施士元成了居里夫人的一名中国学生。受教于居里夫人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另一个是学化学的。 回到住处后，施士元心潮难平。他知道居里夫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跨两个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惟一一个两次（1903、1911）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有史以来存在过的100多亿人口的人类所发现的一百零几种化学元素中有两个是她发现的。她首创放射学，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她也是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推崇为“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惟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细微处见精神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于1919年左右建成后交付使用，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1·5克的镭、很强的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而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惟一手段。 施士元暗下决心，要从做人、做学问两方面拜居里夫人为师，学到真东西。 来到镭研究所后不久，施士元就发现居里夫人做事认真，要求严格。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颜色已发黄的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她规定：在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把实验台面和仪器整理好，凡是从某一地方取出来的东西必须放回原来的地方。有一次，居里夫人发现图书室中有一本杂志不见了，她就在全所查询：“是谁取走了这本杂志，为什么没有在借书簿上登记？”后来发现，只是有人不小心插错了地方。这些小事，给施士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从中领悟到科学需要严谨的作风。 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必须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要用镊子去夹取，否则手指尖会被灼伤，变得僵硬甚至发炎；二是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要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居里夫人再三告诫他，这是非常关键的。 开始，施士元有些不解：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老是说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原来在他来镭研究所之前，曾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用内转换电子能谱来解决γ射线谱，当时用的是镭系的放射性沉淀物，其中氡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惰性气体。这个法国青年本来身体强壮，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为没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后来患了急性肺炎，不幸死去。他的死给充满爱心的居里夫人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从此，每当居里夫人不厌其烦地提醒施士元时，一股暖意就会在他全身弥漫。 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个法国青年未完成的。但施士元认为，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居里夫人就在长期的实验中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当然也应避免无谓的牺牲。由于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苦练游泳，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气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镭研究所工作的4年中，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施士元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也可算是一大奇迹。 居里夫人在学术上对大家要求十分严格，但她为人充满爱心。她总是对学生倾注慈母般的爱。有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施士元的生活情况，问有没有困难，有些生活琐事都能想得很周到。有时候，施士元正在专心实验，居里夫人会忽然出现，轻声地说：“我想实验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说着就熟练地示范起来。毕业与告别 在留学期间，施士元全方位地接受了居里夫人的影响，他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需要的求索精神。在几年间，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磁谱的文章于1932年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他还完成了钍C＋C′＋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对锕系元素锕C＋C′＋C〃做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施士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了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答辩。巴黎大学任命居里夫人、P·拜冷和A·特比扬主持答辩。这3位主考官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评委阵容精干而豪华。 在答辩会上，施士元认真自信地宣读了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同位素钍的放射性沉淀物的β能谱》，副论文题目是《β能谱通过物质时的变化》。他的论文均是在居里夫人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宣读完论文后，3位大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提问。作了充分准备的施士元侃侃而谈，发挥十分出色。 施士元的同学帮他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这是居里夫人留给施士元的惟一纪念。 如今，这张被放大了的珍贵照片就挂在施士元的书房里。照片中施士元胸有成竹地站在讲台前，居里夫人坐在教室侧面3人评审小组的中间位置，她扬着头，在认真地聆听着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得意弟子娓娓而谈，露出满意的神情。 论文答辩结束后，居里夫人宣布休会20分钟。一会儿，3位大师从会议室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施士元举行了酒会。在镭研究所充满欢声笑语的草地上，居里夫人首先致词：“请大家举起酒杯，为祝贺施先生完成论文而干杯！ ”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的身边，小声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施士元委婉地说：“我们公费学习的期限是4年。”居里夫人善解人意地说：“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与生活费用我来想办法。”面对居里夫人充满期待的眼神，施士元沉默了。他想：留下来确实很好，这里有居里夫人这样世界一流的大师指导，有世界上最好的实验设备，在这里或许能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施士元想起当年留学前学成报国的宿愿，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那是一次朴素的酒宴，那是一次告别的聚会，那也是一次等待重逢的离别。 1933年的夏天，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因大半生接触放射性物质，患恶性贫血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疗养院逝世，享年67岁。以她的满腔热情，宏大胸襟和远大抱负，无疑是英年早逝。临死的时候，这位女科学家的双手被镭烧伤了，遍布着疤痕，射线渗入骨血。 得知噩耗的施士元，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镭研究所草地上举行的美好聚会竟成了他与居里夫人的永别。 再到法国看看的心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直到1978年，施老应邀到德国参加有关原子核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才有机会圆他的“法国梦”，昔日的镭研究所已成了居里夫人博物馆。走着，看着，想着，施老眼眶湿润了：居里夫人不在了！当年同在镭研究所的其他人员都离开了人世！执教大学 1933年，施士元通过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的聘试，成为该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教学、科研的国内生活。回想到这个人生的坐标点时，施老自豪地说：“我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授吧。” 在受聘仪式上，发生了一件别有意味的事：一同受聘的人中，有一位是施士元的中学老师，但聘的只是讲师。当施士元热情地与他寒暄时，这位老师喃喃几句，说不出什么话来。第二天，这位老师不辞而别。 施老从此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呆就是60年，精心培育物理学的栋梁之材，他的学生中有12名院士，有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还有相当一批人成为我国“两弹”研制的骨干力量，他们为我国核物理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央大学已西迁重庆。许多人向施士元提出：“什么是原子弹？为何原子弹有这么大的威力？”施士元根据他掌握的核物理知识，通俗地作了介绍。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披露后，一些机关如资源委员会及军事部门，纷纷邀请施士元作报告。蒋介石闻讯，令其侍从室人员要求施士元作一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书。1945年9月底，教育部令王书林到南京办个临时大学，王约施到临大工作。于是他俩在白市驿机场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回南京。后施士元忙于教课和系主任工作，此事不了了之。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施士元负责筹建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地下党活动中心就在物理系内。施士元表面不过问，内心却表示理解和支持。1949年初，淮海战役迫使国民党败退之势已成定局，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将两只木箱送到物理系，准备把实验仪器装运往台湾。施见此木箱，暗笑周的无知，命令其实验员高成功将原版德文图书装箱，从科学馆沿水泥楼梯从二楼推移至一楼，木箱粉身碎骨。当理学院讨论是否搬迁台湾时，施士元将木箱一事公开，会上决定理学院不去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有很多院系，理、文、工、医、农、林、化工、航空等。理学院不迁，工学院闻讯也不迁，其他学院也不迁。只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三人带了一笔巨款去了台湾。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央大学师生迎接解放。理学院带了头，保存了一大批师资力量，这对后来的南大、南工、南航、南化等大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中央大学文理两院加上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教师组成南京大学。施士元负责基础物理教研组。 50年代，为了配合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施士元受命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当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开过以后，苏联将一些图片资料送来中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至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苏联专家作报告，翻译人员口译，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听者茫茫然。为了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要施士元的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知道，这书依旧是他们的入门教材。 施老通过自己几十年的不懈追求，在学术上取得喜人的成就。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元素核谱工作的学者，他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罗森勃隆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意味着原子核有转动状态的存在，而原子核转动状态理论的建立则是在20多年以后。 70年代，施老转入高能物理理论研究，他“发现”了原始粒子的存在，原始粒子的质量是37·5兆电子伏特，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由原始粒子构成的。 施老说，70年代，他把有关原始粒子的论文寄给国内外学术刊物，但都被退了回来，因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被证明的“原始粒子”。施老肯定地说：“如果谁能第一个在实验上证明原始粒子的存在，他将获得诺贝尔奖！我真希望国内能出这样的人！”得意弟子吴健雄 施老对自己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很欣慰，他们都是教授，各有所成。但他特意提到了得意弟子吴健雄。吴健雄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被称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从恩师居里夫人，到自己，到学生吴健雄，施老显得十分感慨：“一个人，从师很重要，得到好学生也很重要！” 吴健雄第一次引起施老注意的，是她漂亮的中文字。吴是施老1933年所教的10多名学生中的一位。慢慢地，施老注意到吴不但字好，成绩好，而且做学问的劲头和方法都很好。于是施老给予这位聪慧的学生以更多的关注，在教学、科研过程中，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吴健雄曾经说过，真正把她领进物理学的人是施士元教授。 此后，无论是吴健雄毕业后到中研院，还是到浙江大学，到美国加州大学，直至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一起，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之间一直音讯不断。 1957年，当施士元得知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一方面为炎黄子孙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为他的学生吴健雄没有获奖略感惋惜。吴健雄是世界上实验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个命题（而这是获奖命题）的第一人。论贡献，吴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由于种种因素，吴与这项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大奖交错而过。以色列得知情况后，为了表达对吴的敬意，专门为她颁发了一个奖，奖金与诺贝尔奖数额相当。 1978年，历经磨难的中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离开祖国几十年的吴健雄，从美国风尘仆仆地扑到母亲的怀抱。征尘未洗，她马上赶到恩师施士元家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那以后，吴健雄基本上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必到施老家中拜访，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1999年，吴健雄因病在美国去世。施老得此消息，悲痛异常，身体一度恶化。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把她的骨灰从美国送回家乡江苏太仓时，曾专程看望了施老。谈起心爱的学生离开人世，施老潸然泪下…… 施老认为，21世纪开头的50年是中国十分关键的时间段，他相信科学界、物理学界的水平能够从整体上提上去。施老也挚望中国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圆他们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梦想。图晚年施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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