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课件百度云

企业组织与战略管理在《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科研管理》、《系统工程》等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17篇，其中有两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出版专著一部。获得西安市科技进步奖和西安交大科技进步奖各一项。参加过包括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教育部重点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研究，并为青岛啤酒、柳州佳力电工集团、甘肃窑街矿务局等多个企业做过管理咨询项目。为MBA和本科生讲授战略管理、产品与技术创新管理、组织理论与设计、商务英语等多门课程。 （近五年发表或出版）朱伟民，2011，组织惯例的特征及作用研究，《商业研究》，第2期朱伟民，2010，责任安排的序贯流程模型分析，《系统工程》，第7期朱伟民，2009，资源能力整合的企业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0期朱伟民，2009，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学习：基于网络关系的视角，《科技管理研究》，第9期朱伟民，2009，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知识创造能力：对科技型企业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第8期朱伟民，2009，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改进探析，《出国与就业》，第5期朱伟民，2009，组织扁平化与管理变革，《江苏商论》，第2期朱伟民，2008，河南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研究，《工业技术经济》，第4期朱伟民，2008，董事会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国科技论坛》，第4期朱伟民，2007，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竞争优势——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考察，《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2期朱伟民，2007，组织柔性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江苏商论》，第10期朱伟民，2007，企业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研究，《中原工学院学报》，第6期向希尧，朱伟民，2006，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工业技术经济》，第6期朱伟民，2006，组织理论与组织创新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第1期朱伟民，2006，人力资本的组织经济学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朱伟民，2，《企业创新的组织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论文1、《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献祭礼物的象征性交换》（郑宇），《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2、《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郑宇、杨红巧），《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3、《经济消耗与社会构建——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的经济人类学阐释》（郑宇、谭本玲），《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4、《集体记忆的构建与演化——以箐口村哈尼族为例》（郑宇），《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5、《哈尼族宗教组织与双重性社会结构—以箐口村“摩匹—咪谷”为例》（郑宇），《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2006～2007年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综述》（周典恩，载《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给予本文较高评价。6、《民族文化产业的主体集群差异》（郑宇、翟玉龙），《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7、《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陈庆德、郑宇），《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8、《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化》（郑宇、曾静），《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4期。9、《传统的驻留方式》（马翀炜、郑宇），《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该文得到《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5年卷）的高度评价。10、《国家化进程中的组织融合与冲突——中国民族村寨政治专题研究》（马翀炜、郑宇、卢鹏），载《中国民族村寨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1、《大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林艺、郑宇），载《2005—2006年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2、《文山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思考》（林艺、郑宇），载《2006—2007年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3、《从追赶到跨越》（参与撰写），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14、《梯田的弧线》（郑宇），《今日民族》2008年第8期。（二）著作1、郑宇：《箐口村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仪式与交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6万字。2、副主编：《云海梯田里的寨子—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调查》（马翀炜主编），撰写三章，约12万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3、参著陈庆德等：《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一章，约三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4、参与撰写马翀炜、陆群：《土家族——湖南永顺县双凤村调查》中的五章，累积近10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参与撰写何明主编：《云南十村》，撰写其中两节《变迁中的箐口村》与《集体记忆的逻辑和制度》（164—181页），约5万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6、参与撰写张跃、何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撰写其中的《土家族摆手堂、摆手舞及毛古斯舞的传统驻留方式——湖南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569—590页），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三）课题1、主持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海外民族志”“越南苗族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民族志研究”，4万元。2、子课题负责人：200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地区）”（08JZD0023-3），项目经费20万元，2008年12月—2011年12月。3、主持云南大学2008年校内课题“交换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差异的研究”，5万元。4、主持2008年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西南少数民族信息系统”（红河州哈尼族）田野调查。5、主持2007年云南省教育厅课题“哈尼族宗教组织与社会结构—以箐口村‘摩批—咪谷’为例”，课题号07J50284，已结题。6、参与陈庆德主持的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文化产业经济的基本理论研究”。7、参与2006—2007年的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合作的“昆明市盘龙区文化产业规划”；参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2005—2007年的“文山州文化产业规划”等多项课题。8、参与马翀炜主持的2006—2007年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参与马翀炜主持的2007年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云南乡村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等。9、参与马翀炜主持的2004—2006年 “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红河州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课题。

1、《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台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2、《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台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3、《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4、《因为世间有爱——简宛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1、《月是故乡明》，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编，1995年1月版2、《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主撰第五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3、《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4、《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1、《台湾现代派诗歌独特的文化内涵》，《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1996年第5期转载2、《都市小说的田园意趣——读〈孙爱玲文集〉》，《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3、《试论台湾本土诗人创作中的中国情绪》，《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4、《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 》，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5、《女性主义文学的同路人——台湾言情文学二三谈》，学海2001年第3期6、《无情?疏离?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 期7、《“台湾的鲁迅”——赖和文化思想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8、《论台湾新闺阁文对婚姻自主的诉求》，《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9、《台湾女性主义小说中的性与政治》，《汕头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5期10、《赖和与鲁迅》，《学海》2003年第5期11、《赖和新诗的艺术成就》，《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12、《杨逵小说艺术辩》，《学海》2004年第6期13、《〈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神魔化浅谈》，《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14、《〈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主角谈》，《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15、《神魔化的历史演义》，《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16、《中国属性与跨国精神——新移民文学浅谈》，《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17、《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现代性与特殊性》，《台湾研究》2008年第2期18、《“皇民文学”幌子下的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台湾研究》2009年第4期19、《论陈映真小说中的道德诉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20、《长三角地区曲艺的历史沿革》，《艺术百家》2010年第3期21、《抗日归宗――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22、《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之我见》，《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忠孝公园?读后》，《文艺报》2002年1月17日第4版2、《赖和是爱国者而而非分裂祖国的罪魁――驳斥台独分子的谎言》，《文艺报》2002年4月12日第4版3、《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爱》，《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4、《中国文学的复归运动》，《文艺报》2007年7月10日 1、《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与秦家琪合作），《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0年第1期2、《台湾女性文学举要》（与秦家琪合作），《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1年第2期3、《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歌——读郭枫新诗一束》，《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3年第1期4、《爱薇其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3年第2期5、《文质相扶——张秀亚散文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4年第1期6、《弗洛伊德主义和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7、《探索人生的存在意义——台湾现代派小说研究之二》，《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4期8、《荟萃精华 锐意创新——评〈台港散文四十家〉》，《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4期9、《〈流火醉花〉揽胜》《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7年第4期10、《初识刘济昆——读〈香港九七日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11、《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现代台湾研究》，2000年第1期12、《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 》，《华文文学》2000年第2期13、《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2期14、《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华文文学》2001年第2期15、《试论台湾女性诗歌中的女性主义表征 》，《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16、《试论台湾女性诗歌中的神话因素》，《诗刊》2002年6月号上半月刊17、《略论台湾女诗人创作中的女性文体特征》，《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18、《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婚姻自主的全新理解》，《现代台湾研究》2003年第4期19、《“为大众”的文学语言观——论赖和对台湾话文的主张》，《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20、《民族的脊梁――读台湾作家蓝博洲的〈晃马车之歌〉》，《江海纵横》2003年第5期21、《论赖和新诗的思想内容》，《苏东学刊》2004年第3期22、《殖民地的心声——论台湾“薄命诗人”杨华》，《华文文学》2004年第5期23、《论“皇民文学”的本质及其表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4期24、《论赖和的传统诗创作》，《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25、《“孤儿意识”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 分析》，《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26、《殖民者与殖民地旧文化的结盟——浅谈日据时期台湾的旧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3期27、《论吕赫若小说中的“审父”意识 论文》，《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28、《论赖和的传统诗创作》，《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29、《情牵半生》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3期30、《科学家的文学创作——读石家兴的〈牛顿来访〉》，《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3期31、《双乡之爱——泰华文学特征浅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32、《重见人生有情天——读张纯英的新著〈天涯何处无芳菲〉》，《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33、《新世纪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新走向》 论文，《世界文学评论》 2011年01期34、《21世纪，走向中国就意味着走向世界——剧本〈中国创造〉浅析》，论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35、《从散文集〈一方阳光〉看王鼎钧与兰陵 》，论文，《华文文学》2011年第5期 1、《现代的传统作家——谈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增刊，1996年9月出版2、《试论菲华文学的独特性》，《传承与拓展――菲律宾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3、《<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中的余光中研究》，《火浴的凤凰 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4、《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视野 新观察――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5、《台湾新文学与“五四”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6、《台湾女性主义小说的女性形象特征》，《永恒的文化记忆——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7、《日文写作的中国属性——论杨逵小说的文化特质》，杨逵作品研讨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8、《启蒙精神的高扬—谈赖和的新文学理念》，《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1、《台湾现代派诗歌独特的文化内涵》，《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1996年第5期转载2、《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 》，《华文文学》200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同年第8期转载3、呼唤统一的盛会――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5期转载4、《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2期，被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2001年第10期转载5、《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 》，《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被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2001年第12期转载6、《无情?疏离?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 期，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2002年第10期转载7、《无情?疏离?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期论点摘要

【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性格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4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5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6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第150—151页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学社刊印，1945年9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1页 [5]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6]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7]宋恪震《陶渊明归隐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8]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