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前沿论文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n and Now”，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indy Schip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Volume 2002,Number LENGTH: 24908 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3年9月13日的统计，该文是该网“亚洲法”论文中点击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Internet: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rust”，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November,2002,35 VJTransnat'l L Co-authored with P Timothy L 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该文曾在美国商法学会2001年年会上荣获最佳国际商法论文奖拉尔夫·邦奇奖。 “The Perspectives for Tax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 July 1997”，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x Law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held in Leiden,the Netherlands in July 1996 and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Increasing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Law,Development &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Asia，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CESCR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eld in Oslo,Norway,in November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 China”，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Oslo,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Managers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Law Forum,held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Legal reforms in China”，Governance,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India and Russia,Jean-Jacques Dethier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73 – ZEF-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N 13,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Bonn,September See,It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on China,India and Russia”，3-4 May 1999,hos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Bonn U “Overview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Law,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sia (II),held in Bangkok,Thailand,19-20 November, 《推行厂务公开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理论前沿》， 2009年第5期； 《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3·15应成为企业对消费者的感恩节——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 《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3日，第4版； 《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以上市公司监管立法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弘扬股东民主理念，激活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2008年第10期； 《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论股权平等原则》，《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司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法治工商新品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 《论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经营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07年第6期； 《中国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务》（日本），2007年第9期； 《优化事务所内部治理，实现做大做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第6期；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理论前沿》（中央党校），2007年第22期；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中国的解释与运用》，《中国法律》（香港），2007年第8期； 《一本不平的平话——评<行业协会商会平话> 》，《中国商贸》，2007年第6期； 《优化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资本市场》，2007年第11期； 《法学研究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价格同盟：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亟待强化》，《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6日；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 《新公司法解读》，《北大商业评论》，2006年第7期； 《新公司法实施中的争点》，《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第九版整版刊登；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理念的更新——兼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完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评<；公司集团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从公共服务视角看行政机关的六种服务》，《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4期；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仲裁实践的影响》，《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妥善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外资股东的难点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7期。该文被黄菊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一等奖； 《证券法律的制度创新》，《中国金融》，2005年第22期； 《诚信株连的启示》，《新财经》，2005年第11期； 《股改的法律依据何在》，《新财经》，2005年第9期；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营造》，《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第63期。该文被钱其琛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部级）优秀信息奖。 《关于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专供信息（国办）》，2004年第21期。该文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 《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6期；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后载入《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协调》，《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该文在2004年7月荣获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市期刊协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被收入《中国商法学精萃 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维权立法问题》，《当代经济》，2004年第4期； 《论股东累积投票权》，《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完善国内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法学思考》，《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 《论新公司法的现代化》，《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号； 《中国公司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 《一人公司制度难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创新裁判思维，维护金融债权》，《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6年第1期；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5年第3期；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月旦财经法学》（中国台湾地区），2006年第3期； 《公司法的修改与解释：以司法权的适度干预为中心》，《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该文获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珠海杯”征文二等奖； 《论政府与人民的法律角色定位》，《法学评论》，1996年第1期；后载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 《浅议法人财产权》，《经济研究参考》，1996/ZJ； 《论股东的表决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 《论不公正的新股发行与股东权的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6期； 《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法学》（华东政法学院），2004第7期； 《中国应尽快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6年第20期； 《完善证券法，鼓励投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8期；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27日第3版； 《创新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群言》，2005年第11期； 《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商法官的裁判思维》，《山东审判》，2005年第3期； 《建立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制度的有关问题》，《中国金融》，2004年第23期；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 《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的担保能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人和企业产权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3年第164号； 《倾力打造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提交2003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题研讨会，收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中国工人出版社，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2月第1版；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群言》，2003年第7期； 《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 《规制政府采购人变相指定供应商的法律思考》，《中国政府采购》，2003年第6期；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 《论完善证券法律责任的协调实施机制》，《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2003年第4期； 《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几个相关法律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3期； 《整顿和规范市经济秩序的法律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7期；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质量万里行》，2003年第3期； 《电子商务主体及准入监管研究》，5万字，载入《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民商审判》，2003年第1卷； 《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2月1日； 《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中国证券报》2002年3月29日第12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6期转载； 《市场化成熟度标杆——中国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 《民主管理公司——欧盟职工参加公司机关制度的立法过程》，《国际贸易》，2001年第7期； 《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民商法论丛》第14卷，2000年；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四个法律问题》，《法学》（沪），1996年第3期；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商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必须走向法治化》，《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期；并在《改革内参》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全文刊登；后载入《面向21世纪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20周年回顾与前瞻》，王洛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刘海年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企业改革与管理》，1999年第3期； 《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势在必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第12期； 《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分析与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报告》，第1卷，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公司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加强公司法解释学研究，积极审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商事审判研究》，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依法推进费改税》，《经济与法》，1999年第3期； 《职工参与公司机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商事法论集》第3卷，王保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文萃》（1993～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股东权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法学》，1995年第8期； 《关于加强乡镇企业法律机制的研究》，《法学杂志》，1992年第1期； 《这样的“联手”有违法律》，《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0期； 《中国应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4期； 《国际惯例≠真理》，《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 《股民状告证券商侵权案件的法律启示》，《国际商报》， 1999年7月26日第7版；并被法律之星网站1999年8月11日法制论坛转载； 《挑战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近年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研究》，《国际贸易》，2002年第7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10期； 《资本与知本最佳组合：建立有限合伙制度解析》，《国际贸易》，2002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 《股东权模式的内涵与功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4年第2期； 《有关中国公司立法的若干建议》，《中国证券评估杂志》，1993年第6期；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 《股东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法学》（上海），1995年第8期； 《国有企业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探讨》，《法制日报》，1996年4月25日理论版，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6年第4期； 《入世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完善》，《经济时刊》，2000年第1期； 《政府采购立法若干原则研究》，《中国政府采购》，2001年第4期； 《论商事打假行为》，《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于2001年3月荣获国家工商局、中国工商管理学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12315”面向21世纪消费者权益保护征文一等奖； 《塑造科学消费的良好法治与伦理环境——谈商家、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在推动科学消费方面的作用》，《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11期；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7月30日，第63期。1998年2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 《中国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10月12日，第83期； 《“两权”分离理论失败，立法应取权利本位》，《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1月8日； 《股份制与合作制不能“捏”在一起》，《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6月8日；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个法律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8年第22期； 《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A·艾德著），译文，2万字，《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4期； 《加强农村社会稳定的若干法律对策》，《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 《走向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 《消费者疑假买假胜诉，经营者知假卖假败诉》，《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1996年第6期； 《论股东权保护的渊源》，《法学杂志》，1996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93年第4期； 《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和行使》，《政法论坛》，1991年第1期； 《论中国经济法的目标模式》，《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88年第5期； 《论企业兼并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经济与法》，1988年第10期； 《建议尽快制定私人企业法》，《经济与法律》，1987年第8期； 《有效维权重在加大违法成本》（专访），《人民日报》，2005年3月17日第5版； 《理顺工商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专访），《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日； 《完善信用立法，夯实诚信根基》，《人民日报》，2003年6月17日； 《正当竞争应鼓励》（专访），《人民日报》，2002年7月15日；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公开化与公正化》，《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3期。

在英文模式下输入。例：参考文献：[1]金福海论建立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中国法学,1994,(3)[2]杨立新“王海现象”的民法思考——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惩罚性赔偿金[J]河北法学,1997,(5)[3]金福海消费者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1)[5]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J]民商法论丛,2001,(3)[6]王堃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J]现代商业,[7]梁慧星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8]孔祥俊公平交易执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

正方： 钱是魔鬼 反方： 钱是天使 正方：钱，是人人都喜爱的东西。我为什么说它是魔鬼呢？那是因为它太神通广大了，可以说是法力无边。当它眷顾你的时候，可以使你一夜暴富，富甲天下；而当它舍弃你的时候，又可以使你瞬间变成穷光蛋，一贫如洗。它既可以使你当上大官，青云直上；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摘去乌沙，跌入万丈深渊。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鬼磨让你推。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你看，在人类社会中，它有时是神，有时是鬼，鬼使神差，变化多端，这不是魔鬼是什么？ 反方：钱是天使，钱（即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货币），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臣。每个人都离不开钱，整个社会更离不得钱。我们已学过：钱具有五大功能：一是价值尺度；二是流通手段；三是储藏手段；四是支付手段；五是充当世界货币，等等。钱（的这些功能使商品交换变得简单多了（远古时候是物与物的交换，很不方便），人们只要用钱就可以从任何地方的任何市场上买回所需要的东西，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举个大家都感受得到的例子：文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商品市场限制很严，生产发展缓慢，物资十分匮乏，人们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空前活跃，物质非常丰富，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之中，钱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方一辩）：有一句话说的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其原因有：第一，钱具有与任何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现实合法性。第二，钱不仅可以在商品领域呼风唤雨，而且可以使非商品也商品化，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了精神价值的筹码。第三，人对钱的崇拜还异化了人与钱之间的关系。用钱可以买来一切，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切。因为钱，人们丧失了内在良知却还浑然不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员不思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贿赂，大捞外快，因贪赃枉法而被处死坐牢的人如星罗棋布。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钱是魔鬼！ （反方一辩）：我今天奉公守法地去追求钱，钱也是目的，但我是合情合理的去追求钱，请问钱是魔鬼吗？，法律是不是制约我们行为的准则呢？如果是制约行为的准则，那钱还是魔鬼吗？由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钱，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是一个不经主动性的交易媒介。而恶只是一个价值上的破坏和行动上的破坏，而我们所谓的源就是事情的起源和根本。对方辩友告诉我们钱是魔鬼，就得告诉我们，一切恶的根源是由钱导致出来的。如果对方辩友说钱是根本、是魔鬼，导致世界上恶事丛生的话，那就请你解答我方以下的四大疑：第一，世间上的恶可是成千上万，难道用单一的钱就可以解释所有的恶吗？第二，钱的起源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无法将它归类成一个共同的源头。我们知道独裁者排除异己可能是为了钱，但难道他就不可以为了权势地位，或是因为愚昧吗？第三，同样是钱，为什么君子求财却是取之有道，小人求财却是偏偏喜欢偷盗呢？第四，今天如果钱是万恶之源，为什么有人会用万恶之源来行善呢？ 如果钱是魔鬼，那当初创造出他来有何用能 ？ （正方二辩）：对方同学有四大问题。想当年，罗马帝国雄居一方，征服给帝国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很快，原本纯朴的罗马人就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放荡之中，而帝国终于也在这种腐朽和堕落中分崩离析。事实胜于雄辩。一部西方文明发展史清清楚楚地向我们表明金钱化神奇为腐朽的巨大魔力。无独有偶，在东方，无论是古巴比伦王国，还是阿巴斯王朝，不都是由富贾一方走上了荒淫颓败吗？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面对着东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要问，金钱，究竟有多少罪恶由你而生和由你而亡？（反方二辩）：一个苹果，你不管再怎么切，它终将也只是一个苹果。既然对方似乎列举了很多例子，但其实就只有一种，那就是贪钱。而世间的万恶真的就只有贪钱一种吗？ 但是贪钱，恶在于贪，还是在于钱呢？如果说恶是在于钱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人类不只贪钱，还贪吃、贪喝、贪睡觉，那么吃饭、睡觉难道又是魔鬼吗？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