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政概念与职能的分析论文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及通过对其内容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反映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最终实现收支平衡。一、中国财政学发展陷入困境财政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财政学发展遇到了瓶颈。就连在高校的课堂上，财政学教材体系都已经被固化为“收支平管”这四个体系。大多数学者做研究也基本是在这个框架内，鲜有学者思考中国财政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财政学发展历程。中国财政学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建国以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建国以前，中国财政学主要是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来分析，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西方公共财政学作为新生事物引入中国，发展迅速。人们无法排斥西方公共财政学，可以说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二）建国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中国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财政学。此时国家财政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中国开始向前苏联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从前苏联引进了货币关系论。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财政学进一步分化，许廷星的《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中首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财政的本质，引领了“国家分配论”的产生。随后出现了“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等观点。中国财政学慢慢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与西方财政学和前苏联财政学区别开来。此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其综合性相对比较高，占据了时期财政理论的制高点。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共同需求论”的产生。社会共同需求论强调财政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这对之前国家分配提出了挑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国家和财政的关系，怎样理解财政产生的原因、财政分配的对象、财政范畴的历史和方式。国家分配论者认为财政虽然与再生产、价值、社会产品、剩余产品等范畴有着密切联系，但只有同国家的联系才是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但是，这次分化并没有动摇国家分配论的主体地位，并且完善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由财政本质论到财政要素论，再到财政职能论，再到财政运行论，直至财政规律论的较为科学合理的层次体系。二、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瓶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是现实的，中国财政学面临着选择的十字路口。而且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的发展相对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出现了以下问题：（一）主体性缺失。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向前苏联引入货币关系论还是后来引入西方财政学，都没有明确中国财政学自己的主体性。后起的中国财政学研究，当然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成功就是一般真理，我们只能遵循其他国家的方法。（二）客体不明确。关于财政学的客体，即研究对象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财政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它的研究对象的定义总是涉及到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财政本质，往往故意从财政的表面现象出发，把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财政工作的组织、技术和财政收支的方法、方式等。或者把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仅归结为财政资金的本身。这样，当然就使人们看不到财政的阶级内容和实质了。从作为社会科学来说，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局限于物的方面。长期以来，形成了下面几种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国家分配论，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作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从分析国家的职能入手。虽然它也强调“经济―财政―经济”关系的存在，但并没有改变它将国家职能的实现作为其隐含的研究起点。而以国家职能为起点，就意味着先讲国家，再言其他，易导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一主张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相悖。同时，如若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使得财政学的本质与对象合二为一了。一方面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对象与本质合二为一，那么这种科学本身是否多余呢？另一方面中国财政学研究本身不是为了财政关系本身，而是为了研究财政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之所以确立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为了强调财政学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同时规定财政学研究的综合范围以及特殊矛盾展开的序列。财政学研究要避开以本质来论本质的偏向，但又不能停留在事物表面，应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如对财政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收支平管”的层面上，而是要抓住财政分配的主线，考虑与其相互依存的各种财政矛盾以及其展开的序列。货币关系论者，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分配关系，将财政的实物形式排除在财政关系之外，从财政发展史上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同时，如果把财政学研究对象归结为货币关系，就会把财政学研究对象引向揭示生产关系的形式方面，不可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使财政学研究处于事物外部捉摸不定的状态。（三）重体系、轻方法。长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发展过程中致力于财政体系的建设，但是对于财政学的方法研究却不够重视。在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没有规定出核心概念以及主干概念。而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决定着财政学的概念体系以及专题研究的内容。三、中国财政学展望（一）确立主体性。虽然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有国际视野，在比较和借鉴中为本国财政制度建设服务，但探究中国财政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从中国这一特定国情出发，建立中国自己的财政学。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必须立足和反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双重转轨，既要实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转轨，又要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二）明确客体。我国财政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财政分配活动、财政分配关系、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等是全部还是部分纳入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二是在财政概念的界定方面，虽然财政概念的具体表达形式有较大差异，但主要还是解释为国家的收支活动和其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三）重视方法首先，要重新界定财政学的核心概念。财政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决定着财政学的概念体系和各种专题研究体系的内容，是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决定因素。长期以来，围绕财政学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国家职能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的争论。之所以产生上述争论，关键在于以往思维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如对国家职能的界定，往往仅限于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一个阶级为了保护本阶级利益不受侵犯而建立的保护机关。事实上，在现代民主法制条件下，国家同时也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上层建筑。所谓国家职能需要，不仅包括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需要，也包括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要。将社会公共需要融入国家职能需要中，并作为国家职能需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国家职能理论的需要，也是丰富、发展和重新界定财政学核心的概念的需要。其次，运用内省外化的系统抽象法。而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展望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思路，就是分久必合。中国财政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制度的综合，建立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财政学。一方面产生于我国的共同需要论，能够适应我国国情；另一方面产生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共同需要论对人类社会中的所有财政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财政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共同需要，这与公共财政论有相通之处。公共财政论认为市场失效决定公共财政的产生。其实，市场失效就意味着个人处理社会共同事务力量的不足，因此有了弥补“市场失效”的社会共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