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学报

2013 《水书文本整理问题初探》，《文化遗产》（林香、代世萤、张振江），2013年第1期 2012 《水族卯节的当代变迁》（代世萤、张振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2012 《双星水族的建房习俗》（代世萤、张振江），《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2012 《水族村落的民族传统空间结构》（张振江、杨槐、代世萤），《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2011《水族村寨空间结构中的家族制约因素》，《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2011《三洞水族使用巫术的原因初探》（张振江、苏慕烽），《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 《贵州荔波现代水族体质研究》（李法军、李云霞、张振江），《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1期。2003．《近五十年来广东地区语言变迁大势》（与陆镜光合着），澳门，《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125-133。　　2003．《香港开埠初期的华人族群与族群关系》，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新视野》，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193-211。　　2002．《普通话在广东：语言、社会、人》，周大鸣主编《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55-168。　　2002．《华侨与华南大方言中的外语借词》，周大鸣、柯群英主编《华侨与地方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67-98。　　2001．《“妈妈考”补说》，（香港）《中国语文研究通讯》，总第59期：54-58。　　2001．《普通话在广东：语言能力、语言行为与语言声望的差异及其解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62-65。　　2001．《香港粤语中表钱财义的“水”》（合作），《方言》，第4期：79-86。　　2001．《一种基于经验基础的语词接触理论》，李如龙、苏新春主编《词汇学研究与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99-131。　　2001．《香港粤方言的“水族词”》，李如龙、苏新春主编《词汇学研究与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47-169。2001．《原始汉藏语/原始藏缅语构拟的现状》（译文），戴昭铭、陆镜光主编《语言学问题集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65-281　　1999．《广东语言的人类学研究》，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5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76-180。　　1999．《三水瑶乡》，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591－601。　　1999．《粤方言中的英语借词》，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惠州话、梅州话、广州话的200词对应》，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油岭八排瑶语中的汉语借词》，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汕尾的经济文化变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　　1996．《广州市繁体字使用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广州社会》，第2期。　　1996．《语源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概念失误》，《中州学刊》，第6期。　　1996．《港式中文初探》，《当代港澳》，第2期。　　1996．《试论人口迁移流动对广东语言的影响》，《南方人口》，第2期。　　较为远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在珠江三角洲实行双语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6年第021号。　　《高储蓄：成因、风险与对策》（合作），《广州城市金融》，1996年第4期。　　《沙门的汉语研究》，《广东佛教》，1996年第6期。　　《佛教传入与反切的生成》，《广东佛教》，1996年第4期。　　《英语委婉语的语义构成》，《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6年第37号。　　《当代大学生古典诗词审美的特点与原因》，《青年探索》，1996年第3期。　　《在珠江三角洲实行双语体制》，《同舟共进》，1996年第5期。　　《英语委婉语中的借指委婉语》，《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5年第019号。　　《试论广东境内的多言现象》，欧初主编《岭峤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汉语佛教词汇的构成与来源》，《广东佛教》，1995年第1期。　　《汉语佛教借词的两个问题》，《广东佛教》，1995年第6期。　　《乐昌县志方言志》（合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借词与文化背景》，《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4年第012号。　　《灵璧县志方言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世界遗产专家梁荣邻指出，申遗过程本身既是梳理、完善、健全、提升形象的过程，也是自觉接受国际规则制约的过程。申遗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艺术价值,一个是处于濒危的状况,还有一个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　　（一）申报双遗产（自然、地质遗产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项目之审查首当其冲。按照2005年2月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修订）规定，文化遗产六条评审标准和自然遗产四条评审标准已合并为十条，即原主要适宜于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原则现在也适用于文化遗产，这更增加了申遗难度。《国家预备名录》指出，申遗项目如确实同时符合双遗产标准，应先按自然遗产申报，而申报则要求遗产地属于原物、原生状态、原始环境，申报成功后更要永久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二）申报双遗产应选好对接标准。即：　　1、文化遗产评定标准第二条：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设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2、文化遗产评定标准第四条：可作为一种建设或建设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3、自然遗产评定标准第二条：构成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　　4、另符合文化遗产评定标准第五条之半条：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所以，自然遗产评定标准第二条究竟与文化遗产评定标准之第二、四条之间哪条更能互补双赢，颇值考量。　　（三）剔除观念误区，力避贪多求滥。编写申遗文本应突出最强项并说透写清，即选准某一项就充分展开论证，并利用国际比较学，通过列表比较、分析论证等方式，对世界同类遗产进行直观类比，以凸现优势。　　（四）继续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赖斯先生指出，中国在世界遗产中有特点的地方是双遗产。目前世界遗产分布不均，且文化遗产偏多而自然遗产偏少，所以自然遗产的申报相对占优势。但是申报必须有细致、科学、扎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做到既要充分调查，更要科学评估。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联合国对于物质遗产的保护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2年联合国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世界遗产名录”项目，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对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　　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与物质遗产相比，非物质遗产面临更严峻的保护形势。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文化标准化、工业化等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许多传统和民间文化遭到破坏，甚至濒临消亡。因此，一些成员国倡议推动对人类非物质遗产的保护。　　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非物质遗产系指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和民间文化表现形式。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隆重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我国的昆曲艺术。　　此后，教科文组织每两年宣布一次“代表作”，一个国家每次一般确认一个项目。“代表作”主要奖励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一种定期发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戏剧表演，宗教仪式或各类节庆仪式；一个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　　评选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具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性，对有关群体和文化多样性具有特殊价值；其二为需要保护的紧迫性，特别是因面临社会变革等因素缺乏保护而将消失的文化艺术形式。　　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我国1985年签约加入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已有29处文化或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1处，自然遗产4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世界遗产总数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名列世界第三。　　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正式申报新的“世界遗产”之前，各缔约国应将今后5年至10年有可能申报的遗产列入本国的预备清单，报世界遗产中心备案。随后，每年一次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清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的评价报告。评审采取的是“一次成功制”，如果申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团否定，那么今后就不能再参加申报。而且，除了扩展遗产项目，一般一个国家每次只有一处。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看，对现有遗产的定位和保护开发战略要首先服从文化经济思维，兼顾经济理性和政治生态，把这三者融合于一个平面共同操作。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我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级制度，全面治理一哄而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无序状态。韩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们在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之前，已经对遗产进行分级管理，确立了国家级文化遗产110多个，地方级文化遗产251个。国家级文化遗产在获取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时，具有优先权。地方级文化遗产要取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首先要进入国家级文化遗产的目录中。在中国这样的遗产大国，分级制度尤其重要。目前的平面式管理必然引起混乱：管理者视线被迫分散平摊，资源分配无所适从，管理力度严重不足，监督机制绵软薄弱，这是遗产区和备选遗产区违章建筑、低级操作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考虑建立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四级制：地方级、省级、国家级、世界级。改变当前遗产属地化管理的方式，国家级和世界级自然与文化遗产都由国家专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取消“国家风景名胜区”这一名录，统一到四级制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体系中。这样的管理体制有三大优势：　　第一，有利于资源分配的最优化。在每一个遗产都获得一个级别和定位之后，投资的多寡，政策的优惠程度都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分配和制定，而每年向联合国申报的那一个遗产名额应该在国家级自然与文化遗产中产生。有了重点，就有了着力点，目标明确化了，效率自然也得到提高。　　第二，遗产分级制度能在合理科学的范围内激励各级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遗产的分级实行浮动制，不是一旦分级，就老死于该级。由于新资源的发现，新文化内涵的挖掘、先进管理举措的有效实施，完全有可能将一个地方级遗产提升到世界水平。而对于保护与管理不善的，则予以摘牌。　　第三，遗产管理制度建立过程中，必然会对各个遗产资源进行全面的评估测算，这一项必须的工作以最有效直接权威的方式为各个遗产资源提供了明晰的现状报告，为坚持和培育遗产本身的独特性，指明了具体方向。　　第四，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分级管理制度有较好的基础。分级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常能在某时某地发现刻有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字样的碑石。文物有级别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我们把这种管理理念进行内涵的扩充、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遗产管理制度完全是顺水行舟。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学报一般分为专科学报，本科学报和核心学报三个级别。学报一般是以各个学校命名的，所以要分清到底是本科学报还是专科学报首先要弄明白这个学校是本科高校还是专科高校。一般专科学校比较好分别，名称无非是例如：某某职业/信息/建筑/技术学院或某某师范/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院等。确定核心期刊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其一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二文章作者的权威性，其三，文章的被引用率及文献的半衰期。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核心学报就是被评为核心期刊的学报。

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