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毕业论文

你好，你这篇论文最后写好了么？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啊我也类似题目啊

雷洋是湖南澧县人，系中国人民大学2005级环境学院的本科及硕士研究生，目前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2012年毕业后，雷洋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曾参与多个工业园规划，生态文明规划，污染物处理规划和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环境保护期刊《环境保护》、《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上面都发表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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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指出，为减缓资源紧张与生态破坏，唯一出路是摆脱原来的发展方式。他们的计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维持现在的生态环境水平，至少须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刚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而且在这个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们认为从情理上说，中国人均资源消费量还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客观形势说，无论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成本等），还是从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需要看，我们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只要咬住牙将中国经济规模推上一个台阶，许多问题都会像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4的转折点达到以后那样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对立见解很少在重要场合正面交锋，两者似乎同时被尊重和承认：在舆论上，在上层，强调「可持续性」的声势更大一些；实际生活则基本上是强调发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快于估计，而资源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总是超过预计。当今天中国已经真的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狭窄环境通道」5，而且今后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态加速恶化之际，现实已不能容许含糊与暧昧的态度了！但是我们应怎样选择呢？ 首先，脱离经济的环境主义是不足为靠的。无论从甚么原则出发，占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资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从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总量影响，而是美国从超高人均消耗量减少若干对地球压力的缓解。不幸国家间的博弈，实际正继续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这种像「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单方面能改变的。中国的发展本身不仅是世界公正的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她不可能放弃发展权利。 然而，比诸批评他国与历史的不公，认识自身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这特别容易被各种借口干扰，以及被民族感情冲淡。所以说环境决策必须纳入经济思维，决不等于说只要将环境、资源、社会问题通通托付给经济发展就行了，或者「让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因为严峻的态势既不会被我们的意愿感动，也不会自动依着发展阶段放缓。自然条件不一定能击垮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具备改换发展方式的理念。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理念。那么是甚么在阻碍这个觉悟过程呢？ 「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的确，有不少「发展中的问题」能够「在发展中解决」，然而如果发展本身出问题了呢？爱因斯坦说：「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2003年的SARS危机成为中国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长式发展观的契机，结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要用绿色GDP取代原有GDP为主的考核体系的同时，能源短缺的考验来了。令人担忧的是：（1）解决能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变成了一场攀比上马和抢占资源的运动，而不是综合、统筹与协调的发展。盲目布点、无序开发、寡头竞争和省级壁垒，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电力结构。（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声压倒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性。以当前西南地区的水电建设为例，这种以发电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资源为目标的开发模式，成为「跑马圈水」运动。地质与生态学家担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么高速度开发上百个大坝水库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很难估量和挽回的。至于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地区制造百万左右水库移民，彻底改变其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所会引发的深远不安定就更严重了。而几乎所有正在大力开发水电的市、州、县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这就可能导致东部高耗能企业到西南「圈水」建自备水电站然后西迁6。 70年代，日本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同时大力改革，形成了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现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将挑战变成机遇，将机遇变成进步」的案例。以此标准来看，这次考试我们能打几分呢？ 应对能源问题的真正选择是：究竟是「只要发展就能可持续？」还是「只有是可持续的才能发展？」然而，我们的问题是： （1）以节约为粗放扩张的补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矿供需」……，而不能强调「量入为出」、「以水定需」等原则，结果资源浪费与短缺之不相称大大超出一般国家水平；（2）缺乏改变奢侈与过份消费方式的决心，任凭奢华和排场俘获消费者；（3）生态环境与「三农」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会的补偿，包括生态补偿抵不上对它们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为前提，以GDP等经济数量增加为硬核；赶超的愿望在攀比气氛中逐级地确定为指标，然后反过来变为发展目的，进而牵动整个社会安排，由是「赶超成为目的，指标成为命令」。 这些质疑，涉及到发展的使命和原则，很难在现有的发展框架里解决。看来需要跳出来考虑，即：为甚么我们的思想在「分裂状态」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发展的风险，同时又经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已统治人们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拒斥对当前发展的任何深层质疑。这种观念就是经济至上主义。 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主要矛盾突出」论 经济主义的发展阶段论有一个「阶段主因」的逻辑：它将社会事物的共生有机关系僵化为等级关系，将经济特权化，以之为当前发展阶段中唯一决定性因素，并强制其余的因素服从它。 50、60年代「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钢铁与粮食当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论」将这些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对它「拔苗助长」。谁想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夸张」竟如此可怕地破坏了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结果做成大混乱。四十多年后今天实行的「退田还林还草」、「退田还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偿还「以粮为纲」的代价。 以前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阶级斗争，如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改正了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没有改，那便是『两点论的重点论』的思维方式。」8这导致了许多观念上的混乱，例如（1）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经济至上，以至于将文明和道德都看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报在一个题为「文明为用，经济为本」的报导中，赞扬某市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引来各方投资，其道理是「文明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社会文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经济建设压倒法治建设：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为表示支持经济改革，曾提出为它「保驾护航」的口号，但实际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动放宽执法；不是维护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经济至上理念，令整个改革付出沉重代价。（3）环境和资源管理等部门被边缘化，那些承担「非中心任务」者由于是「次要部分」，难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经济突出论」是经济活动官场化环境的产物。这体现在现代化已被一套套数量化的指标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们所取代。于是「发展」这个本应是以「人」为目的的过程被「物化」、「硬化」、「数量化」、「形象化」（外在化）为对「增长」的追求。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由于各级政府的「政绩选择」而变得不重质量、不重成本、不重长期、不重人的内在感受。「发展的异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一种过份倾向于表层的现代化，就像一些穷乡僻壤中鹤立的现代化高楼、大广场与大马路。 改革的不平衡性与经济还原论 经济还原论是指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经济的经济本位观念。 （1）泛经济学思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循环逻辑：所有问题都可还原为经济问题，所有问题的出路都在经济增长。社会学家孙立平发现这种「把蛋糕做大」以解万难的逻辑回答不了现实的悖论：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像在80年代那样）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从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长在8%左右，而就业增长只在5%到1%之间），而且贫富悬殊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同时社会治安恶化。「做大蛋糕」的意义只是在缓和种种矛盾而已10。 （2）轻视和否认非市场价值：在评估政策或项目时，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质的、可数量化的，特别是可货币化的价值。这样的分析框架在贬低和排斥了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本文第一节提到：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态系统呈现出了危害严重、影响深远、难以愈合的结构性的损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绿色GDP和其他对环境价值的评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经济主义对自然价值的轻视，但是这不应理解为只有经济（金钱）衡量过的东西才算有意义。「我们计算出自然的生态功能至少要值每年产量38万亿美元（范围在18-61万亿）。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货币价值，自然界的本质价值也并不会有所减少——它从每一个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贫困。」11经济还原论有一种封闭的态度，倾向于将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新问题化解为经济的老问题，贬低或回避现成经济公式不方便处理的问题，漠视人和自然的多样性，并且用市场的稀缺性去「摆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撑系统的损毁。 （3）社会泛公司化：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的，是将营利性公司的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原来的事业单位。「一切向钱看」扩展到改革的一切领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国家也未曾达到的地步。二十年来，中央政府在公营事业的投资日渐减少，公益事业的维持及发展愈来愈多地由地方各级财政和城乡居民分摊12。社会公共事业面临的困境特别表现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事业减弱，也表现在「教育产业化」等做法上。上述问题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广泛质疑的国家级（和世界级）风景名胜区与博物馆门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经济至上的程度：该等门票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国家的至少十倍以上，为世界第一13。自然与文化遗产固然不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但是最能表现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为该项收费的世界冠军决非是荣光。而且，这既不是学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 社会价值体系市场化甚至导致了政府部门公司化的倾向，这是政府定位于经济而又没有社会监督的结果。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与公司联手「圈地」、「圈水」、「圈风景名胜」，名为开发，实际上是侵占农民权益和破坏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