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成果论文摘要

楼主可以参考：　　当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　　就我国而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构成了我国外交态势的全局。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进一步”：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三是我与各大国关系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四是我国周边还存在一些复杂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展望2008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继续”：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大国关系　　过去一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单边主义严重受挫，2007年明显加强对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协调和借重。欧盟实现第六次扩大，成员增加到27个，欧盟峰会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建设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复兴势头强劲，2007年经济增速可达6%，俄对外政策进取性增强。日本经济保持复苏势头，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此背景下，美俄矛盾有所发展，针对美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俄积极展开战略反制；美欧分歧犹存但关系有所拉近；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分歧有所展现，特别是日政府被迫中止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对美日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过去一年，我国与各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　　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　　胡主席与布什总统两度会晤、多次通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1—9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亿美元，同比增长6%，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我成功接待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　　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胡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2007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亿美元，同比增长8%，2010年前双边贸易额增至600-800亿美元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　　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双方共签署价值约43亿美元的21项合作协议，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　　3、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7年年内，胡主席与时任日首相的安倍两度会晤，温总理成功访日，日现任首相福田成功访华，双方为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共同努力。2007年1—9月，两国贸易额达4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机制正式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成功访日，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近10年再度访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书写了两国军事交流的新篇章。“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举行近百次活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往来和相互理解。　　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胡主席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总统萨科齐、英首相布朗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2007年1—9月，中欧贸易额达3亿美元，同比增长8%。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域分别与英、法、西班牙等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事交流领域有新的拓展。　　二、周边关系　　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的热点。过去一年，我国周边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朝鲜半岛形势明显趋向缓和，东盟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亚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就显著。8月，上合组织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引起广泛关注。　　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俄罗斯和日本既是大国，也是我周边重要邻国。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继续取得新的进展。除此之外，我与周边各方向上国家的关系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取得新的成果。　　尽管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我在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7年年内，六方会谈先后于2月和10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同意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核计划进行申报；美将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程序，推动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进程；各方重申向朝提供经济、能源与人道主义援助。我在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中日韩文化交流年”顺利展开。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入推进。1月和11月，温总理先后出席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国“10+1”峰会，与东盟达成多项重要共识。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等对话活动，成功主办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和中国与东盟维和研讨会，与东盟安全对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2、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　　2007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　　8月，胡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1月，温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　　3、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　　2007年年内，中巴双方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7月1日起，中国对巴实施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降税，推动中巴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胡主席、温总理与辛格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同意不断推进中印合作“十项战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外长2007年年内共5次会晤，创历年之最。2007年1—9月，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72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52%，增幅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居于首位。11月，中印举行首次防务与安全磋商；12月，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两国军事互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三、发展中国家关系　　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联合自强趋势明显上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济总和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速。新兴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传统大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07年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增加，只有10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减少。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200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措施的开局之年。1月30日—2月10日，胡主席对非洲8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9月，中国与非洲48国外长在联大举行首次政治磋商，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援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免债、免关税等工作有序进行。2007年1—9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1亿美元，同比增长7%。　　我与拉美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双方在联合国、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与常驻观察员对话会等机制内保持密切磋商、不断加强协调。以“G8+5”等机制为平台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在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我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引导南北对话与合作。　　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在峰会期间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启动“G8+5”常规对话机制，今后将定期召开会议，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能源、社会等领域加强对话与沟通。“G8+5”机制正成为推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2007年年内，胡主席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5”对话会，就世界经济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促进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南北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中方政策主张，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在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就加强南南协调提出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这是胡主席继2003年法国埃维昂会议、2005年英国鹰谷会议、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议之后，第四次出席南北领导人对话会，对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巩固我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多边关系　　过去一年，全球和地区多边关系发展更趋活跃。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贸组织、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阿盟、亚欧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多边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12月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一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亚太经合组织经过18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21个成员，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1%、世界经济总量的53%和世界贸易的46%，成为当今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9月，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悉尼宣言》，就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以及“G8+5”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以联合国为重要舞台，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度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区等问题上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中国积极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40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应联合国请求，又向黎巴嫩派遣1支60人的维和医疗分队，将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由182人扩编至275人，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支315人的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其中140人的先遣队已于11月24日部署到任务区，获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会费比额由05%上升至667%，增幅居各国之首。中国还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推动联合国裁军和军事信任制度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持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9月，胡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胡主席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张，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措施、成就和目标。这是继“G8+5”会议后，胡主席再次在多边场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悉尼宣言》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主张。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　　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打好当前涉华舆论战对中国意义重大”，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5期。“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周边和国际环境”，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4期。“中国与缅甸合作项目面临不确定因素”，载曲星主编：《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外交新局面》，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4月。“2013年中国周边外交：加大投入主动进取”，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3月。“2013年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载《领导科学》2014年1月下期。“‘大选’之后看外交——部分国家新政府对话政策分析”，载《紫光阁》2013年第2期。“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新动向”（合撰），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8期。“中美在阿富汗开展合作的基础及前景”，载曲星主编：《国际安全新态势与中国外交新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5月。“新世纪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成就”（合撰），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5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3第7期。“中国国际安全政策与主张评述”（合撰），载黎弘主编：《2013：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5月。“缅甸‘民地武’问题对中缅关系的影响”，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4期。“2012年中国周边外交：维权维稳安邻睦邻”，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3）》，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国际形势评估及展望》（合撰），载《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3年第1期。“2012年国际形势盘点”（合撰），《时事报告》2013年第1期。“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载《外国军事学术》，2012年第6期。“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合撰），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2第8期。“中国在军控领域的多边外交：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载黎弘主编：《2012：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5月。“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合撰），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转载于《求是》《红旗文摘》2012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文摘》2012第3期、《中国外交》2012年第7期。“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概述”，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3月。“美国‘公共外交0’实践及发展前景”，载曲星主编：《国际战略环境的新变化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3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及展望”（合撰），载《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2年第1期（创刊号），2012年1月15日。“俄罗斯与北约在反导问题上寻求合作的背景、现状及前景”，载《外国军事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总第463期。“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合撰），《“形势与政策”》专题讲稿，《时事报告》杂志社，2011—2012学年度第一期，2011年8月。“北约与俄罗斯进行反导合作的意图及前景”，载曲星主编：《后危机时期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2010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2011年6月。“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概述”，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0/2011)，时事出版社，2011年5月。“当前世界军费增长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合撰），载《求是》2010年第18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回顾”，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9/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6月。“中非关系持续良好发展”，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9/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6月。“西方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知”（合撰），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新能源开发正当时”，载《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09—2010学年度第1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回顾及展望”，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8/200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中非关系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8/200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美国外空战略新动向及其发展前景”，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展望——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美国外空战略新动向及其发展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国际政治》2008年第10期。“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7/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5月。“外空形势动向及发展趋势”，载马振岗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2007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4月。“美国调整中亚战略对地区形势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合撰），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4月。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