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标题有哪些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玛拉沁夫的名字是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半个世纪的艰难与曲折，梦想与辉煌，都有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投影和折光。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70年代末至现，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将和领路人。他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理论建树、组织业绩，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五十余年的历史同在。（一）玛拉沁夫以大量优秀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风采的篇章，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发表时，玛拉沁夫还是个21 岁的小青年，作品自然稚嫩，然而它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轫期的代表作，如同草原上的春风，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喜悦和希望。两年后问世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以新的艺术语言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让人们耳目一新；同时也激起了全国各民族作家新的艺术渴望。“壮族人民是非常渴望见到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的，可是五年来，从《人民文学》到《广西文艺》，反映壮族人民现唤斗争的，像《 草原上的人们》 反映内蒙古人民的斗争… … 一样的作品，一篇也没有见过！”韦其麟1955 年在全国兄弟民族文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这番话，足以说明《草原上的人们》 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应。这番话老舍1956年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特意引用并说明，不是偶然的。几年后，茅盾说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从生活出发”、“艺术上完整”、风格“自在而清丽”，是对玛拉沁夫文化大革命前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和艺术贡献的最好总结。新时期以后，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如同茅盾期望的那样攻下了新高地：“自在而清丽”而又“深扣读者心弦”。《活佛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不仅“登上了当时的蒙古族长篇创作的巅峰”，而且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与汉族文学不同的文学范型。这部长篇曾获茅盾文学奖提名，但因作者当时主持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工作，应作家本人要求，作品退出评奖，所以它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让人有遗珠之憾。不过不论是否荣获大奖，它都是一个醒目的历史存在，显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二）玛拉沁夫从20 世纪50 年代初进人文坛以来，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除了以自己的创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增添艳丽与芬芳之外，作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排头兵，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做过许多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玛拉沁夫本人从未提及过，所以在诸多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中，也没有记载。实际上，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两个历史性关键时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 年代和拨乱反正的80 年代，玛拉沁夫以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感，就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曾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两次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两封信都得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明确赞同和具体批示，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从而使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玛拉沁夫的第一封信写于1955年l月20日，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作家通讯》（1955年第4期），题为《 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玛拉沁夫同志致本会信》。信是写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茅盾、周扬、丁玲三位同志的。信中首先回顾了旧中国少数民族受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摧残、少数民族文学被扼杀的遭遇，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曙光初照情境中的欣欣向荣景象及少数民族作家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同时阐述了对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一系列问题的认识：高尔基说：“苏维埃文学，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也是苏联各民族的文学。”我国和苏联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文学也应当是、一定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各民族的文学情况，都与苏联各民族文学情况是不相同的）。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作家协会也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对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工作和作家、青年作者们，负有不可推脱的积极帮助、了解和培育的责任；如果作家协会忽视了、放弃了、忘掉了这一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就可以说，它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像一个女人长得很美，只缺了一只眼睛一样。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包括文学干部的成长）上，各个民族是互不相同的。我国的汉族是一个先进的民族，它有五千年的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而在现代文学中，又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伟大作家，可是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不久以前还是“文盲民族”, 更谈不上成套的文学艺术了。在这样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民族的新文学，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是互不相同的……基于这种情况，为了发展我国各民族文学，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要求与看待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作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扶助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问题。以今日的认识水平衡量，这些论述也许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是不能忘记，这是一位时年二十多岁的少数民族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说的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相关问题还没有人如此全面而清晰地论述过。他的论述在当时具有振聋发馈的意义和空谷传声的效应，对人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归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和任务、评价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如何支持和帮助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最关键的作用，是使这些问题纳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议事日程。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封信对中国作家协会直言不讳的批评：作家协会主要忽视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在作家协会主席会议上有一条讨论国内各民族文学状况的议程；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协会（以及原文协）对解放前或解放后国内各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作过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写过指导性的文字。我们不应当只在某些大会上才说：“发展国内各民族文学”，而是应当具体的工作。譬如，各民族文学工作当中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各民族当中有哪些古典作品可以列入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过去曾经产生过哪些伟大作家？各民族当中有哪些有才华的作家和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创作了哪些较好的作品？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一些民族作者写的作品和反映各民族人民生活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组织，作家协会在这方面是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来。 与文学工作或文学活动紧紧相联的是文学干部（作家、青年作者）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了解，作家协会是通过会员工作的。… …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内蒙古著名诗人纳· 赛音朝克图被作家协会关在门外。纳· 赛音朝克图同志写诗将近二十年，他的诗流传在整个内蒙古，许多牧民都会背诵他的诗篇。他曾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侨居几年，在那里写的诗，曾被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所喜爱，一九四七年回国来的。他是一个优秀的、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姑且不谈他曲折的创作道路）；但是他还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其原因何在呢？作家协会在吸收会员工作上，不应当死规定一个“尺度”，尤其对民族作家更不适宜。这意见并不是要求一般的降低作家协会会员条件。至于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一般的降低作协会员条件，另一方面又充分照顾到各民族作家的具体情况的问题上，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与发展各民族文学工作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作家协会领导上应当考虑的问题。这些批评的中心内容是很明确的：中国作家协会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关注不够，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不够，呼吁中国作家协会更多关注民族文学工作和各民族作家。他的批评很尖锐，但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其中有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表现了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的胆识与水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接受建议、努力改进工作的态度和作风。中国作家协会收到玛拉沁夫的信件后，很快写了复信，复信也载于同期的《作家通讯》上。全文是：玛拉沁夫同志： 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各民族中蕴藏着的珍贵的史诗，如《嘎达梅林》、 《阿诗玛》等，及丰富的民歌和各种民间艺术已经成为全国读者所喜爱的读物；各兄弟民族中已出现了新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创作了像《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森与加米拉》、《金色兴安岭》等出色的作品。但是，如你来信所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帮助发展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做得很差，这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不够的。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拟采取如下措施：（一）为了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状况，拟在四月间，召开一小型座谈会，交换情况，提出问题，并由座谈会进行准备，向五月间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提出关于如何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二）通过座谈会，作家协会拟根据各民族不同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发展一些少数民族会员。（三）通过座谈会，希望各民族能提出推荐自己的文学作品，同时，商讨有关翻译作品及发表作品等项问题。（四）通过座谈会及第二次理事会议，商定中国作家协会与各民族自治区文学团体的联系方法。此外，你来信中提到诗人纳· 赛音朝克图，希望你将他的情况和作品向我们作一个介绍。此致敬礼！中国作家协会三月十二日我们在这里引述玛拉沁夫的信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复信，是因为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轨迹的重要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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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儿童多穿七彩上衣，色彩斑斓，好像彩虹在身，使孩子们显得更加聪慧可爱。中老年妇女多穿缠裙、长裙，冬天在上衣外加穿棉(皮)坎肩。缠裙为一幅未经缝合的裙料，由裙腰、裙摆、裙带组成。船形鞋是朝鲜族独有的鞋。鞋样像小船，鞋尖向上微翘，用人造革或橡胶制成，柔软舒适。男鞋一般是黑色，女鞋多为白色、天蓝色、绿色冬天上穿短大衣或棉、毛大衣，下穿灯笼裤。这种裤子裤长腰宽，裤裆和裤管肥大，便于在炕上盘腿而坐。穿时将裤腰前部折起后系上腰带，裤管下口用布带系绑。

开头，少数民族服饰种类丰富，样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性别服饰也千差万别。结尾，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民族心理、传统信仰的产物。随着民族交流的增多，其他民族的服饰样式也不多被本民族人民所享有。结合朝鲜族特点。不知道你要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