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及当代价值论文范文

弘扬民族精神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那里？祖国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家人。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特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要求，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核心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族人民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什么？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注重团结的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融合,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孕育、培养和形成了一种崇高而朴实的民族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民族团结意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没有解体,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种共同愿望,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依靠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勇往直前。坚持民族团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中华文明蜿蜒奔腾了五千年，让我们在这里回顾、反思、警醒。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要让我们的祖国经过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勃发！每当五星红旗升起，每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同庄严站在一起，同伟大站在一起，同胜利站在一起，同太阳站在一起！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的祖国，我为你骄傲！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精神价值的深度去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形而上之人文蕴涵,是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谓精神价值,一般说来,是指人类在精神创造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所在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价值论文化,是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建构文化基础的该成果所探讨的文论精神价值,主要是指通过文艺批评著述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文艺和审美活动中的精神作用,批评标准中的精神尺度,文艺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等等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是人们自觉地对于文艺现象的反思与总结,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类,其中的精神价值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深层的精神本体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所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论,它集中体现在对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重视上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而形而下者则指具体运用,技术的层面则被视为器用范畴,道与器的体用关系是十分明了的越是在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那里,这种意识就越是强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那些有形的范畴、观念,都是建构在这种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的浑然不分,互相渗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论文化,它注重精神蕴涵的指导作用,重视人文意识的建构　　文学理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从方法论上来说,既有一种由文献入手的索隐与鉴赏；也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老庄玄鉴直观,得意忘言的把握,还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会悟后者对于文学理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贡献更大从人类学意义出发的哲理思考,虽然并未言及文学现象,甚至从表面来看是反文学的,但是由于它从人生忧患的深度出发,触及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价值论,即人的存在依据,人的精神痛苦与解脱等问题,因而,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相对于一些微观的鉴赏与考辨,更能抓住文学理论的本质所在,即文学理论是一种形而上的人文蕴涵的承载与形而下的现象阐释的有机融合没有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学理论严格说来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写作教材与文献整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与精神蕴涵产生直接而巨大影响的,倒是老庄与禅宗这些思想人物,他们表面看来不谈文艺,甚至是反对美文的,然而由于他们的思想触及人类文明与人性异化,以及人生自由、思想解放的深层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相对于一些具体的诗格、诗法之类,要深远得多这既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古代文论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就其精神价值的特点与属性,更接近于哲学文论而不是文学文论文学文论是其表层的形而下之器,而哲学文论才是其深层的灵奥哲学文论所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是因为它涵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即那种用深挚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情怀,去看待文学活动,思考文学问题,应答文学在特定时代面临的人生问题与精神解脱的问题先秦、魏晋南北朝和明代中后期的文论,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特立独行,超轶俗流,盖出于这种人文思想与精神蕴涵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的生成,是中国古代人类与天地相处,希求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心态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对自然抱有亲和之情,因为自然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同时又对自然界频发的灾难恐惧忧患,这种深层的忧患情结,是由生存的本能催发而来的从人生出发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建构其精神价值观的支点有人将中国人的理性称作为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其原因也是出于此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思维,造成中国古代人的精神价值观具有浓重的泛神论的特点这种精神价值观与人们的审美心态暗合中国古代先民从很早开始,就形成将精神与现象世界杂揉一体、浑茫不分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人将精神作为宇宙间普存的始基——元气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是清气,飞扬于天,故名为精神,而人的精神意识乃是这种清气的禀赋将精神作为宇宙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加以考虑,这一思维模式明显地带有原始思维的特性然而它又有其令人深思的地方老庄与后来的思想家都看到精神价值的泛化与非主体化,在审美与文艺的自由境界中得到了活体应验所以在庄子中,精神的自由,超越主客,物我合一,大都是在具体化的寓言等形象化的譬喻中得到彰显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特殊感受方式之上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张将精神活动融化在体验而非思辨之中对精神的体验化而非思辨化是同中国人将精神泛自然化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用诗性智慧的概念很能说明中国古代人融合物我、主客的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审美的,而非思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审美和文艺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这种审美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西方的人生价值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抗争之上,中国古代的美学与哲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而西方主客体相分裂的文化依赖宗教来沟通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人格依托宗教精神的幻射来获得统一与和谐中国传统美学具备宗教那种沟通现象与实体的功能蔡元培在近代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点认识之上的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刚健向上,逍遥独立,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精神价值,都是以体验方式而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　　与这种基于情感体验来对待精神把握的文化心理相一致的,便是中国古代文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先祖将精神问题具象化而非抽象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中国古代人从来不主张将精神与具象割裂开来看待,而是认为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等涉及精神本体与具体事物的范畴是对立的统一这一点从最早的“言意之辨”中可以看清楚后来的意象说与意境论大抵是在这种精神现象学基础之上,适当汲取佛教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立象以尽意”、“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美学原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对待精神与具象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尺度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人生化与人格化,是中国古代文论另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所决定,其宗教精神几无,其民族精神是乐天世俗的《周易》中所说“乐天知命而不忧”,典型地道出了中国人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心理因此,从这种生活观出发,他们对于精神的体认与其乐天知命而不忧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会追求解脱,而不愿意在宗教精神中求得超越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精神对于士人精神与文艺精神的提升,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这只是短暂的时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人生观念的全部基于此种文化心理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观,便执著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是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的沟通这种精神价值观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短处亦很明显往往使文艺精神太过于世俗,因而宗教的超越精神倒是能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与整个中华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表现出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历史上,每当中华文化出现断裂时,作为文化传承者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精神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向前发展的动力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兴起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竭,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因此,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不仅要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内核,而且要依据今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学的需要,对古代文论的精神取向作出鉴别与价值判断,去粗存精,为我所用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当代中国，可以构筑中国精神具有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等重要价值。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精神的激励和指引下，中华民族才逐步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一帆风顺地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无数艰难险阻。因此，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而为中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精神指引。　　构筑中国精神，可以为中国道路提供精神力量。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具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要把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需要中国人民持久地发扬中国精神。只有胸怀梦想、敢于创造、团结合作、不懈奋斗，中国道路才能不断取得成功，并彰显自身的世界意义。　　构筑中国精神，可以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精神内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也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努力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绝不是单一的经济、政治层面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层面也不容忽视。而中国精神，正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关键内核。只有构筑中国精神，我们才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个不难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培育者，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培育出了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精神既植根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又深深熔铸在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力量源泉。时代精神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坚定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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