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评论期刊

» 游客: 注册 | 登录 | 论坛向导 | 帮助 返回 学术论坛首页　　Web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 文艺评论 (Page:) »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 标题: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梦的轻波　　超级版主　　积分 1080　　发贴 866　　精华 43　　注册 2003-9-22　　状态 离线 第 1 楼 字号 ----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30pt 35pt 40pt 45pt 50pt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梦的轻波 2004-1-29 00:03 发表于: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作者：葛 桂 录　　来源：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后，大大促进了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非凡生活经历、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不朽文学贡献的了解和把握。20世纪下半叶，我们对狄更斯的评价总是特别强调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征、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局限性。不过，狄更斯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去甚远。对其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给予积极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狄更斯 人道主义 中国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作家与中国》，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生，淮阴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著有《比 较文学教程》（执行主编）等。　　一、“善状社会之情态的迭更司”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在20世纪上半叶，每一个喜欢狄更斯作品的中国读者首先要感谢林纾，因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领到了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林纾之真正认识西方文学的妙处，也是在接触狄更斯之后，因而在其所有译作中，最重视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说。林纾从1907年到1909年间共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这几部译作被公认为林纾所有翻译作品中译得比较理想的小说。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译品，才最早认识了英国这位久负盛名的伟大小说家。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纾翻译介绍狄更斯小说五种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民国时期又有一批翻译者陆续介绍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在长篇小说方面，薛一谔、陈家麟翻译了《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即《小杜丽》）；魏易翻译了《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常觉、小蝶翻译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传》的节译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翻译介绍，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故事《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后就有三个文言体译本、两个白话体译本和一个仿作改写本。其中，竞生的译本题作《悭人梦》刊于1914年《小说时报》21期；孙毓修的译本题作《耶稣诞日赋》刊于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 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也出版了闻野鹤题为《鬼史》的译本；1928年上海商务馆出版了谢颂羔题为《三灵》的译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题作《圣诞欢歌》的译本。而根据狄更斯这个故事改写的一篇仿作则是天津人一鹃刊载于《礼拜六》杂志上的《一个侮辱圣诞节的人》（上、下）[3]。为大家竞相翻译或仿作的这个中篇小说，通过一个年迈而吝啬的商人从极端蔑视圣诞节日到虔诚信奉圣诞精神，从冷酷无情到最终变得温柔慷慨这样一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保存更多信任和爱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加之这篇小说是通过三个幽灵去展开情节的，构思奇特，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狄更斯的中篇小说《生活的斗争》（The Battle of Life）也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小说出现了周瘦鹃题为《至情》的文言体译本，以及陈原题为《人生的战斗》的白话体译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星》也有烟桥、佩玉的译本和周瘦鹃的译本[5]。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如《幻影》、《前尘》[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狄更斯的介绍和评论文章。1911年《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为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而发行精美肖像情况的介绍文字。孙毓修在1913年《小说月报》4卷3号上著文则首先称狄更斯“非独著于一国，抑亦闻于世界。”并高度评价狄更斯小说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文中还特别介绍了狄更斯描写人物的特长，足见作者对狄更斯小说艺术魅力的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本世纪初期中国对狄更斯小说的认识、接受着重体现在其作品鲜明的社会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这两个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介绍文字。1922年4月的《学衡》杂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画像。1926年《小说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连载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现通译为《艰难时世》），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馆于192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译者序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译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双城故事》。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时期对狄更斯的评价介绍也出现不少著述。谢六逸在《小说月报》13卷6号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狄更斯的创作情况。[7]文中把狄更斯称为继司各特之后描写社会贫困的最有势力的英伦第一小说家。《语丝》杂志刊载了德国批评家梅林格的《论迭更斯》一文。该文介绍了狄更斯这样一位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大小说家，其具有旺盛创造力并确信民主主义、富于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鹃翻译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同时他还多次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狄更斯的一些趣闻轶事。如《爱修饰的文学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后的一个生活侧面。同时，周瘦鹃在该文中还以狄更斯小说艺术创作特点为例说明做小说本非难事，“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并指出狄更斯这种小说取材的方法特点对自己创作产生的诸多影响等等[10]。　　韩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一文中也认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最与众不同。他有两种伟大的才干，即能够给死物加进人工的生气；能够象伟大的画家一般地捕捉与描绘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别强调狄更斯有一种讽刺家的才干，能够在刹那间观察出来某些奇异，而能生动地夸大地描画出来。[11]　　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现了翻译介绍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林惠元译《英国文学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重大功绩及其人道主义小说的显著影响等基本情况，书中称狄更斯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和最独创的作家，用小说来唤醒人们提倡合于人道的对社会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学中改革运动的领袖。1931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清洁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书。1933年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上海商务版）一书论及狄更斯时，也明确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现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主题。1934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则非常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中的不圆满状态以及在小说作品中的诸多表现，1935年《中学生》杂志55号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写的《文人宅》（伦敦杂记之四），则带着我们参观了伦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学》杂志6卷4号、6号上也载文介绍了英美国家纪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发表百年的盛况。另外还有不少著作对狄更斯及其小说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部分，曾虚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译本《英国小说发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等。这些书籍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　　1937年是狄更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译文》新三卷一期为此刊发了“迭更斯特辑”，翻译介绍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苏联批评家写的纪念文章《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文章指出，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其作品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但并不去触动这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他那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因此产生了他那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这产生了他那些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着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认为此种和解的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识中的消极面。通过这篇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家的总体评价标准，进而也为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界评论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个基调。《译文》新三卷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译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难经历、青年的创业过程以及创作方面的独特才能。另外，该期《译文》还刊登了许天虹翻译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写的《迭更司与小说的艺术》。《译文》新三卷三、四两期又连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后来1941年的《现代文艺》二卷六期上也继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哲学》。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亚传记名作《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单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亚虽是法国人，但对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数英国批评家还要深刻，而且有许多见解异常新颖，启人心智。因此，译介莫洛亚这部评传对我国读者全面深刻细致地认识狄更斯是功不可没的。　　《译文》新三卷三期上还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另外，《译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辑”，还刊发了有关狄更斯不同时期的肖像、生活、写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图片10幅。总之，《译文》杂志刊发的多篇译文及多幅图片为我们比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30年代我国介绍狄更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译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对狄更斯的评论和介绍文章虽不多见，但颇见新的角度。比如，朱维之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称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笔下常流露着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许多作品的基础是建筑在《新约·福音书》之上的。[13]。林海则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评价狄更斯及其小说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小说创作后，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个宗教家，背着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站在十字街头说法，想以苦口婆心来挽回世道人心。萨克雷则俨然一个鲁克理细阿（Lucretius）派的哲学家，专门坐在十八层楼上的沙发里，俯着拖泥带水、蝇营狗苟的人群，顺便发出几声感慨，或来个会心的微笑”。但作者认为：“细想一下，坐十八层楼冷眼静观的萨克雷，要比站十字街头闭眼瞎说的迭更斯可靠一点” [14]。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如蒋天佐是从翻译的角度论及了狄更斯小说语言运用方面灵活之极、丰富之极的特点[15]；何家槐译的一篇文章则通过一个少年酷爱狄更斯小说的生动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绍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义在内的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详细内容[17]。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颇为丰富。除以前各种译本不断得到再版外，还有不少是初版的译作。如邹绿芷翻译了《黄昏的故事》（收入六个短篇，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和《炉边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大卫·科波菲尔》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译本（1947年6月上海骆驼书店）；《奥列佛·退斯特》有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双城记》有海上室主译本（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许天虹译本（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罗稷南译本（1947年5月上海骆驼书店）；《匹克威克外传》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11月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和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等等。这些译本多数附有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内容，比较详尽而深刻地介绍分析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这对指导读者理解认识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介绍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不过，狄更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无论在广泛性上还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曾引起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向往之情，其原因是由于中俄两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学上的亲密关系的深刻共鸣，这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国作家群体对于俄国文学产生出这种喜爱和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其他欧洲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逊一些。而且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气息、人道主义的基调，也难以被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新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说所展现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时，也多少存在着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时期就无法达到全面而深刻自觉接受的程度。　　二、“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　　——20世纪下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建国以后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题为《狄更司笔下的美国》的译文，该文译自苏联刊物。文中谈及狄更斯1842年美国之行及其《游美札记》，认为狄更斯的美国见闻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责难，《游美札记》则是控告美国社会组织与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诉书，暴露了美国奴隶主的原形。同时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该书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实性，它所暴露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也属于这个世纪的美国，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个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18]。　　我国对狄更斯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苏联学术界在接受狄更斯时，特别强调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鲜明地反对英美批评界对狄更斯的认识评价。这在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刊载的两篇译自苏联的文章《英国文学概要》和《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还说英国反动的批评家完全丧尽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爱护自己民族的伟大艺术，对其伟大遗产闭口不谈，或故意贬低歪曲，压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义，贬低他创造形象的批判意义，并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他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进而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批评家无法揭示出狄更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著作武装起来的苏联文艺学，才能给狄更斯创作以科学的评价[19]。受苏联学术界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我国学者评价狄更斯的出发点及基本内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写了《谈狄更斯》一文，其写作目的就是批驳英美批评家对狄更斯作品的弃绝态度。针对英美批评界认为狄更斯作品结构散漫、人物夸张、嘲笑露骨、感伤过分的看法，该文结合作品一一加以辩驳。文章最后也指出：“在今日之下来读狄更斯有重大意义。今天英美等国资本主义虽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资本主义做斗争，狄更斯仍然是我们的同盟军，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力量。”[20]　　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间，学术界和读书界都非常重视对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2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两次高潮。　　1957年我国大量介绍狄更斯，是由几部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等在中国上演所引起的。为满足观众对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和《大众电影》等多种报刊上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及其相关作品。尽管这些介绍都是一般知识性、鉴赏性的，但却为我国普通读者认识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年发表在《南大学报》第一期上华林一写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艰难时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所采用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评价西方作家的一种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这更成为我国学者集中介绍评价狄更斯的一个契机，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论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国后十七年中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写的文章。陈嘉的论文《论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针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双城记》理解与估价上的种种不正确、甚至故意歪曲的说法而写的。文中既驳斥了不少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企图贬低狄更斯而说他诋毁法国大革命的谬论，也指出由于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采取一系列不正确、甚至根本错误的态度，但并未因此否定法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21]。范存忠的论文《狄更斯与美国问题》则综述了狄更斯作品对19世纪中叶美国情况的反映以及对若干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情况，认为对美国社会尽情刻画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传统历史家所贡献的更真实更典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22]姚永彩的论文《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会罪恶同情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时，也表明他那种以情感与友爱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药方的做法，会引导人们脱离正确的斗争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23]本时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创作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则是杨耀民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的长达三万字的论文《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分析的，而且又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探讨，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显得大同小异。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侧重于狄更斯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紧紧抓住狄更斯的创作特点，指出在其小说艺术里，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正是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总而言之，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十七年期间狄更斯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对狄更斯的认识和评价受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暴露性，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同时也无不指出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宣扬阶级调和论、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重性等内容，这由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然。　　第二，对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驳英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价，认为以此可以捍卫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介绍与评价狄更斯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借此来认识看待现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丑恶现实，着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其审美价值多加忽视甚至排斥。其原因与当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与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使得对狄更斯的评价和接受就成为反英抗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种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时代烙印。　　“文革”以后，学术界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王忠祥的文章《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1979年《读书》第二期上赵罗蕤的文章《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续了文革前对狄更斯的总体评价，并为新时期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评论狄更斯奠定了基调。　　进入80年代，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极多，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涉及到的有关评论文章相当多，但毫无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而又凸现出其消极意义。有的文章评论中的“左”的倾向相当明显，这表明我们对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主导思想还应该尽量客观而深入地认识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时期就出现一些文章专门论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任明耀探讨了狄更斯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怪人画像” [24]；郭珊宝则认为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注意塑造儿童形象；[25]。其他还有文章谈及了狄更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问题。　　关于狄更斯作品艺术特色方面的内容得到普遍重视，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较早的对此作了总体论述[26]。李肇星、郭珊宝、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对狄更斯的小说作了细致阐述，富有启发意义[27]。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这时期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传统定论，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说创作实际情况的新认识。比如，《圣诞欢歌》作为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以往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它提倡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评否定。这种沿袭“阶级论”的过于简单的评论，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战。郭珊宝在其文章中就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的探索，是对人怎样丧失人性和怎样复归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与造成贫富对立，更在于摧残人性、摧残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沦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创伤。一切人性的复归正是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28]。　　与《圣诞欢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评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记》获得的则是一致的肯定性评论。人们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别是奴隶制的暴露批评的一面，而这与作品本身叙述的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张玲在为《游美札记》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狄更斯访美时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笔下对当时美国社会某些进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历史真实。而以往有些评论家只根据本人研究这部作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需要，对书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对美国的看法加以不确切的诠释，诸如把狄更斯对美国某些监狱管理制度的批评夸大为反映“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把狄更斯对于当时美国国民性和社会风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绍或略试品评解释为强烈的贬斥和指责，也有的又由于肯定和赞美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长处和优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等等[29]。张玲的这些看法对我们重新客观评价狄更斯作品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组赏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出版了单行本《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赏》杂志还从1984年第4期起连载了朱延生翻译的莫洛亚所著《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汇以单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著述还有：罗经国所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张玲所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尔逊的《狄更斯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进程，为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90年代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狄更斯的传记，如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杰克逊的《查

一、专著：《思想着是美丽的》安希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孤独的哲学》安希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二、译著 《做门徒的代价》 朋霍费尔著 安希孟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12月 《历史哲学》 隗仁莲 安希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创造中的上帝：生态创造论》 隗仁莲 宋炳延 安希孟 译 三联书店 2002年11月。 三、科研项目及获将情况：梁丽萍 韩向明 李德显 安希孟 周新宇 《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的宗教心理及其引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额:5万元,2004-安希孟 ,《自然化的新神学》第三届山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等级:一,2002-10四、学术论文： 安希孟 《存在，还是不存在？--论西方哲学和宗教中的“有”和“无”》中西文化研究,2008年1期, 安希孟 《“有”到“无”时更知“有”--存在和虚无，西方和东方》,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2期。 魏屹东 安希孟 《作为世界假设的语境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3期 安希孟 《评述当前中国文化学术领域某些趋势》,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安希孟 《评议逻各斯中心论的解构》,哲学堂(第三辑) 安希孟 《从康德哲学论自然和历史》,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安希孟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西文化研究,2005年第2期 安希孟 《现代基督教末世论评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安希孟 《从民族主义到基督教世界大同》,宗教学研究（四川）,2004年5期,安希孟 《聆听的基督教哲学》,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2004年10月11 安希孟 《基督教世界观念与狭隘民族观念的对立》,维真学刊（加拿大）,2003年1期安希孟 《哲学与神学中希望的逻各斯》，宗教比较与对话（第三辑）,2001年10月,安希孟 《地球是谁的？——基督教生态伦理学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5期,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