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期刊什么时候复刊?

在向来以人文发达著称的法国，历史沉积深厚悠久，文化精英层出代兴。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洋溢于文化界的活泼而宽松的气氛，又极大地激励着文艺家思想家放手创作，著书立说。因此，每一季度，法国都有几千种图书出版，发行流通于业已充盈的文化市场。与此相应，图书评论也异常繁荣，按照评论对象和读者指向的不同，分门别类地刊登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有全国影响的书评专门杂志当中，《读书》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在读者中影响颇大。　　与《文学杂志》、《文学》、《批评》、《欧洲》等精英杂志不同，《读书》把自己定位于普及性的书评读物。它面向大众，立足于一个新字，将最近出版的新书，尽快地评介给普通读者，给这些前往书山览胜的人们，开辟出一条捷径。法国各家声名赫赫的精英杂志，也都有相当篇幅提供给文评书评，但这些评论文章学术性很强，大半是教授写给教授看，一般读者若是没学过符号学、阐释学，不了解海德格尔、德里达，根本读不成行。《读书》杂志则尽量回避这股高不可攀的学院气，力求办得清新活泼，平易近人，在精英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读书》与精英杂志在指导思想上的这种不同，单从封面就可以看出：精英杂志的封面设计，大多朴素无华，纯净淡雅的底色上，仅印一个期刊名称而已，若是混到其他刊物中，很不起眼，因而有一副孤芳自赏的架势，随你爱看不看。《读书》杂志则不然，每一期封面都赫然登出知名作家的特写彩照,并用醒目的红字标出该期要目，摆到书店的架子上，好像在那里招手叫着"快来快来"，即使再粗心的读者也不会错过。精英杂志大多要去大学图书馆或者拉丁区的书店才能找到，而《读书》则陈列在巴黎的每个街心报亭中，一年中重要几期的招贴画，甚至地铁车站的广告招板上都能看到。因为读者面广，发行渠道通畅，《读书》作为文化刊物，在一般公众中及在法国国外，知名度有时反要比精英杂志大。比如在我国知识界，就有很多人知道这本杂志，一家著名的人文杂志，在它为法国文化动态所设的专栏中，也直接以《读书》上的文章为蓝本，参照引据之间，给这本杂志蒙上了某种文化权威的色彩，这大约倒是《读书》的编撰者们所始所未及的。　　《读书》创刊于1975年，每年出版十期，到2001年年底，正好出满300期。杂志每期大约120页，固定栏目很少变更，从创刊起一直延续至今，而各期之间，各个栏目的比重也大同小异，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篇幅较长的专栏主要有："访谈"、"调查"、"案宗"、"史料"、"作家世界"、"法国小说"、"外国小说"、"经典作品"以及"传记"等等，以评论文学类书籍为主，旁及艺术、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类人文学科，对科普读物也时有介绍。"访谈"、"调查"、"作家世界"、"法国小说"等几个栏目，主要介绍在法国轰动一时、灸手可势的作家，评论他们最近出版的新作，是每期杂志用以招徕读者的重头戏。以2000年及2001年"访谈"专栏为例，杂志采访的对象，有哲学巨子保罗·科利，有文学怪才米歇尔·伍雷白克，有文坛元老阿兰·罗勃－格里耶，有政论宿将雷吉斯·德布雷等数人。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出台助阵，本身就是杂志品位质量的一种保证。而每次采访，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专题，有导向，力图触及当前文化界的核心和热点。比如2000年10月289期采访保罗·利科，是以他刚刚出版的《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为话题，探讨恶、罪、正义、历史等伦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2001年10月299期采访阿兰·罗勃－格里那，则是因为这位新小说主帅，在退隐近20年后，以一部《恢复》走回文坛，重新成为法国文化视野的一个焦点。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作品常常深奥复杂，寥寥几行书评很难萃取精华，长篇大论又与杂志的风格旨趣相左，而"访谈"专栏开辟了一个对话空间，以交谈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交流方式，邀请作者现身说法，深入浅出地表明见解，抒发感想，使读者不见其人却得闻其声，亲聆哲人文士们的关注所在，在直接和灵活上，实为其他书评体裁所无法比拟，确是一种得宜的编辑策略。　　图书市场每年出版的书籍成千累万，书评杂志不能本本俱到，取此舍彼之间，自然隐含着价值评判。而为引导读者购书读书起见，杂志对它选评的各本书，常常要分一个高下优劣。《读书》杂志也不例外，它把进入自己目录的所有新作，分成佳、优、良、中、差、劣六档，分别用四根羽毛、三根羽毛、两根羽毛、一根羽毛、一根断羽、两根断羽标识。近年《读书》评论的倾向是品优不品劣，对待新书的态度，大率显精华而隐糟粕，喝彩多而骂座少，所评图书多列于三羽、二羽之间，打入断羽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种倾向品优的评论气氛下。杂志定期刊登季度畅销书榜，向读者介绍各类图书中卖得最好的前十二名，比如289期的最佳回忆录排行榜，291期最佳外国小说，292期最佳连环画，293期最佳艺术图书，297期最佳日常实用书等等。这种新书排名活动的高潮，是每年12月－1月刊上的"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由杂志编辑与知名评论家一道组成评委会，聚会在巴黎圣日耳曼广场旁的双丑咖啡馆，对上一年度所有新书中的佼佼者，不分体裁类别地进行评选排次。1996年至2000年高居榜首的五部作品，分别是凯特·阿金森的《博物馆的幕后》，蕾蒂·萨瓦里尔的《幽灵为伴》，米歇尔·伍雷白克的《基本粒子》，让·艾什诺兹的《我去也》，和柳斯查尔德·卡布辛斯基的《乌木》。在入选《读书》"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中，文学作品受青睐，上面提到的五部作品中，前四种都是小说，而2000年度的二十顶桂冠，也被小说拿去一半，而剩下的一半，则由纪实报告，政论艺术图书，哲学著作，回忆录，字典工具书平分秋色。《读书》这种年度和季度的评选工作，自然受到了图书市场行情，新闻媒体宣传，文学奖项颁布，以及文化时尚走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常不免夹些捧场媚俗的气息在里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新书的真实价值，我们缺乏历史距离，还很难做出判断。但是，这个传统从1975年杂志创刊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却实在不失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法国文化界风云起落的一个晴雨表。　　在法国数量众多的文坛杂志、书评杂志中，《读书》既不追求高深人，又不流于浮泛，用大量有声有色的书评文章，招来数量可观的读者，在文化前台能够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其成功之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本杂志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以评论文学新书为要务，但同时向人文科学，向各行各业的文化产品敞开大门。它立足于当今巴黎文化，但又能把眼光放开，综观千年历史，横览东西文化。因此，它的评论范围非常广泛，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而混杂的多声部空间，这在欧陆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法国文化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读书》一期杂志之中，传到读者耳中的，有上个星期罗勃－格里耶在诺曼底乡间别墅中的滔滔高论，有一千年前平安时代日本宫女在琵琶湖畔的浅唱低吟，有欧洲电视文化节目的象征人物追忆他20年前对纳勃科夫的一次采访，有名不见经传的电脑工程师讲解他新开发的一套自动作诗软件。《读书》杂志的这种开放精神，使它在传播文化评介文化上，很好地完成了媒体的连通功能，不仅为许多渴望获得新知识、了解新观点的读者，建立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坐标和向导，更替那些力图推出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版社和文化机构，提供了一条走向公众的途径。据《读书》主编皮埃尔·阿苏里纳介绍，各个出版社向杂志编辑部寄发的待评新书，每天都有20邮箱之多，这与它每期高达12万册的发行量一样，大概都可以看作这本书评杂志获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吧。(中华读书报)

期刊杂志发表的勘误更正一般是在该错误当期后下一期上发表刊登勘误更正的。论文勘误一般是在出刊后作者自己发现的问题而需要做出修改，或论文发表之后，其他作者在阅读的时候，发现论文中存在某一个或是多个错误，会向期刊杂志社指出错误的地方;期刊杂志社针对问题进行审核，然后与论文通讯作者联系，确认其中的错误。最后，杂志社准备勘误通知，并在准备完毕后尽快发出。可以联系杂志社，给你出具更正说明。注意：勘误所指出的错误是不会在原文中修改的，也不会移除论文。而是在下一期发表论文的时候，发表声明内容大概包括：本期刊多少期，什么论文，出现什么错误，修改为什么。不管是印刷的期刊或在线版的做法都一样。因此，因为论文勘误不会删除论文。

挺不错的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并一向以引领思潮闻名全国。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大都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