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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分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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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分类有哪些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能力。

十大文献类型:期刊、专利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会议文献、图书、科技报告、产品资料、技术档案、政府出版物。文献检索系统文献检索系统是指按某种方式、方法建立起来的供读者查检信息的一种有层次的体系,是表征有序的信息特征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对所收录的信息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都按需要有着详略不同的描述,每条描述记录(即款目)都标明有可供检索用的标识,按一定序列编排,科学地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应具有多种必要的检索手段。其中二次文献信息或三次文献信息是文献信息系统的核心和概括。

文献类型有如下:1、按出版形式划分:科技图书、科技期刊、专利文献、会议文献、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学位论文、标准文献、产品资料和其它文献的十大类型。2、按加工深度划分: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文献的特征1、知识性。文献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信息内容是文献的核心与灵魂,所以,知识性是文献的本质特征。2、传递性。文献是作为知识信息的传递工具出现并存在的,人类的知识财富正是依靠文献才得以传播的。文献既可以使人类知识世世代代地传递下去,也可以使人类知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和传递。所以,传递知识信息是文献的基本功能。3、物质载体性。以符号形式记录在物质载体上才能保存和传递。4、人工记载性。文献所蕴涵的知识信息是通过人们用各种方式记录在载体上的。5、再生性与积累性。人们在利用文献信息的过程中,又同时产生着新的文献信息,因而文献信息量不断增加。虽然某些文献信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老化,但由于人们对文献信息的不断需求而再生现象大量存在,所以文献信息总是处于积累和增值之中。

地方文献的分类有哪些

地方文献,地方资料local collection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图书、印刷品、地图、图画、照片和其他资料,所有这些藏书资料适用于历史研究和家谱研究。

地方文献可以从很多角度分类啊,比如说你那个文献是一次文献还是二次文献?

(1)期刊文章(文献类型标识:J)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任选)。   (2)专著(文献类型标识:M)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论文集(文献类型标识:C)中析出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A)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任选)。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文献类型标识:D)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5)国际、国家标准(文献类型标识:S)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发布年。   (6)专利(文献类型标识:P)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名称[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7)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8)未定义类型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Z)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能力。

文献史料的分类有哪些

两类。一、平面史料。分为文字、图片(包括照片)、音频、视频四类;二、立体史料。分为人的身体、人造立体史料(如长城)、非人造立体史料(如恐龙化石)三类。

史料有以下分类:一、按照资料价值的不同,分为第一手史料(直接史料、原始材料)和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第一手史料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透视历史问题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经过后人根据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二、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将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1、文献史料:最早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史书,应是甲骨文(甲骨文的文献价值与早期文字的意义相互混淆)。2、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指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3、口传史料与口述史料(1)口传史料(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2)口述史料:是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或整理成文字的资料。三、正史(官方记载)与野史(民间记载)1、正史:一般认为是指由宫廷史官记录的史书。2、野史:一般认为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

出土文献的分类有哪些

楼上说错了,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法律文献的分类有哪些

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国际条约。具体的分类有:民法类: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 刑法类:刑法、刑事单行条例; 行政法类:国务院以下的国家行政部门颁行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诉讼法类: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经济法类:劳动法、消法、税法等

起参考作用,因为我国是采用成文法,所以法律文献之类不会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中国目前的文献分类方法主要有五种: 在西方,公元前250年前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利马科斯曾把文献按著者划分为6 大类:诗人、法律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演说家、杂家,这是西方文献分类法的萌芽。1548年瑞士C格斯纳编辑出版的《世界书目》第二卷按分类编排,共分为4大部21大类250多个小类。21大类是:(1)语法、语言学,(2)辩证法、逻辑,(3)演讲术,(4)诗歌、文学,(5)算术,(6)几何、光学,(7)音乐,(8)天文学,(9)占星术,(10)预言与魔法,(11)地理,(12)历史,(13)技术,(14)自然哲学,(15)形而上学与自然神学,(16)伦理学,(17)政治、哲学,(18)政治、公民与军事学,(19)法学,(20)医学,(21)基督教、神学。这种分类体系对后来的文献分类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出版业的繁荣,使图书馆面临着要对入藏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的任务,图书馆需要对文献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因而一批文献分类法应运而生。1810年,法国J-C布律内编辑了《法国分类表》, 分为神学、法学、科学与技术、文学、历史(包括文学史及目录学史) 5 大类,大 类之下再设若干小类。1864年再版时增加到1万多个类目。1826年,俄国莫斯科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ΦΦ列依斯发表的分类法分为10大类:泛逻辑学及多元逻辑学,神学,基本的哲学及神秘,公开性科目,历史学,法学,医学,军事、经济、工业,语文学及审美教育,教育及政治。每个大类之下都进行细分,共计2452个类目。1870年美国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图书馆馆长WT哈里斯在编制《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图书馆目录》时,将英国哲学家F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并加以倒置,即成为哲学-诗歌-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又编成一部分类法,设有科学、美术、历史3大类;大类之下再细分为100多类。1876年,美国M杜威根据哈里斯的分类法编成《图书馆图书和小册子排架编目适用的分类法和主题索引》一书,即著名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它使用小数制的层累式数字作为类目标记符号,还首次为分类法编制了相关主题索引。《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创了文献分类法的新纪元。1891年,美国CA卡特出版了《展开式分类法》,在体系结构上另辟蹊径,共分26大类,用英文字母作标记符号,用数字作助记符号。190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展开式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馆藏情况开始编制《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1895年比利时的H-M拉封丹和P-M-G奥特莱在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编制了《国际十进分类法》,它最早采用概念分析和组配原则,并且运用了多种组配符号,后来发展成为一部半分面分类法。1906年,英国JD布朗根据“一个主题,一个位置”的思想编制《主题分类法》。它运用了主题分析法和组合原则,是分面组配式分类法的雏形。1928年,日本森清根据《杜威十进分类法》和卡特的《展开式分类法》编成一部适合日本图书馆使用的《和洋图书通用十进分类表草案》,1929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日本十进分类法》。1933年,印度SR阮冈纳赞发表《冒号分类法》,完全采用分面分类理论和组配方法,开了分面组配式分类法的先河,成为文献分类法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1935年,美国HE布利斯出版了《书目分类法》。该分类法注意文献分类与知识分类相结合,并明确提出了文献分类法实用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文献激增的新情况以及情报检索的要求,世界上许多分类法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例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书目分类法》、《冒号分类法》、《 日本十进分类法 》等。与此同时,新的文献分类法不断出现。例如,1960年,苏联《苏联图书馆—书目分类法》,1968年,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专利专家委员会组织编辑出版《国际专利分类法》;1973年,国际文献联合会组织编制《概略分类体系》,1978年正式出版。此外,人们还研究和试验了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各种自动化分类法 (见自动分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新的科学文献大量产生,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能适应类分文献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批过渡性的文献分类法。例如,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分学、政、教3类;1904年徐树兰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分为学部和政部两部,共48类;1919年陈乃乾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共分14类。1910年,孙毓修首先在《教育杂志》上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随后出现了一批“仿杜”、“改杜”、“补杜”的文献分类法,不下30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17)、杜定友编的《世界图书分类法》( 1922年发表,1925年改名为《图书分类法》,1935年改名为《杜氏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刘国钧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皮高品编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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