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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一种薄膜状的纤维制品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用絮绵丝制成的“絮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文景时期（公元前 179～前 150）的汉墓中，出土了西汉初期的纸质地图残片，纸薄而软，纸面光滑平整，上有用细黑线条绘制的山脉、河流、道路等图形，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文献。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岸汉代烽燧遗址，发现有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4）字迹清晰可认的纸质文献。1973 年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东汉时期写有隶字的纸质文献。东汉时蔡伦(?～121)总结前人的经验，扩大了造纸的原料，改良了造纸技术，制出了新型的纸,时称“蔡侯纸”。公元2世纪以后，纸逐渐在中国内地和西北地区广为使用。从西晋(265～419)时纸已取代了竹帛而成为主要的文献载体。清末在新疆库车发现的西晋元康六年 (296)的佛经残页，是有年代可考的最古的纸写本文献之一。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一座晋墓中发现的彩绘纸画是现存最早的纸画。4世纪以后，中国造纸术陆续传播到国外。4世纪末传到朝鲜，6世纪传到日本，7世纪以后传入印度。8 世纪以后传往阿拉伯地区。10世纪以后传到埃及、摩洛哥。12世纪以后传到西班牙，13～16世纪传到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俄国荷兰等国17世纪以后传到美国。纸质文献逐步在世界上普及。
在古籍方面﹐见到《毛诗关睢序》残页﹐晋人写本《三国志》臧洪及吴主权传残页。又见记有赵王伦与张华事迹的残页﹐当为东晋某家所修晋史之抄本。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以中国所藏为多﹐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件。中国所藏个别文书用永康年号﹐知是阚氏王朝﹔大量文书属于朝。史籍记载高昌的行政﹑赋税制度和郡城的设置﹐在文书中大体得到证实﹐而且补充了不少史籍记载的缺略﹐纠正了一些错误。大量朝公文书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强大影响﹐同时还可见到上承汉制﹑下启唐制的十六国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区演变的过程。在赋税方面﹐可以见到自汉朝以来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响﹐但也有其本地区的特点。 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某些官府机构的土地也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亦有若干件。在朝晚期还出现了“指节印”在契约上的运用。从买卖契及私人遗嘱中﹐我们还见到一种可以买卖﹑继承的“作人”。文书中反映这时期寺院及其经济活动的发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均无异于世俗地主。经济生活中﹐银钱铸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个特点。朝延昌八年(568)写本带注《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残卷﹐多是今已失传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萧道成具衔的《普门品》写经残卷。这时还出现有道教符箓。这都表明高昌虽称王建国﹐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就目前所知﹐流散于日本﹑英国﹑苏联﹑德国及其他各国的文书中﹐绝大部分属于唐代。唐平氏高昌后﹐将行之于内地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实施于本地区。因而大批官文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史籍记载的真实含义﹐而且补充了李唐一代文献记载的缺漏。大量的籍帐文书﹐包括手实﹑户等簿﹑貌阅文书﹑户籍﹑点籍样(见彩图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 新疆吐鲁番出土 )﹑籍坊(库)牒﹑诸乡户口帐等﹐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要依据。各类田制文书﹐如勘田﹑欠田﹑给田﹑退田﹑请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资料。文书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关文书是研究差科﹑色役﹑杂徭制度的宝贵资料。唐在西州先后建立前庭﹑天山﹑岸头﹑蒲昌四个折冲府﹐文书中有府兵名籍﹑卫士资装簿﹑领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还有征发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军的记载。各处要道﹐还设置了镇﹑戍﹑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许多文书还反映了为维护统一所进行的战争﹐垂拱年间的汜德达告身澄清了文献中关于安西四镇设置含混不清的状况。文书反映镇﹑戍之类军事机构屯田的情况﹐有关白涧屯纳粮帐反映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长行坊文书及其他馆驿文书﹐反映了交通组织管理情况﹕各种馆驿的分布﹐运输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粮供给。我们不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踪﹐也见到汉﹑胡商人和行旅的来往。大量私文书中的各类契券﹐形式较前代更为严谨。“指节印记”的普遍施用﹐五人联保的出现﹐都是为了增强契券的可靠性。文书中属于土地买卖的契券虽未见到﹐但借贷等券揭示了地主﹑债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土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互换佃种的契券。大量辞﹑启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是研究阶级关系﹑赋役剥削的重要资料。文书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还有一种依附者叫“家人”。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并称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而著称于世，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材料，使文字有了新的承载体，结束了先祖在石壁、兽甲骨、竹木简和帛上书写的历史。同时，纸也是文房四宝之一。 古书有东汉蔡伦造纸之说，这一说法至今尚有争论。从目前的出土文物及资料来看，在西汉墓葬中已发掘远古的纸张。当时的纸是动、植物纤维的混合体，这些纤维碎末经过再加工就被制成了纸张。自东汉起，造纸技术经过改良，人们仅利用植物纤维就可以制成薄纸。 可以推断的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在造纸术的改良方面有所贡献。他发明了用树皮、麻、破布、鱼网等材料造纸的技术，并将造成的纸献给了皇帝。因此人们又将这种纸称为“蔡候纸”。 造纸术的发明，带动了笔、墨、砚的发展。造纸术传至东南亚、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古纸，还有陕西西安、挟风及甘肃居延出土的西汉麻纸是否属于纸，学者们为此争论不已。该纸的厚度和纤维分布不均，故被称为麻纸。麻纸在汉至唐近千年间，一直是我国书写绘画的主要用纸。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的丰富，造纸的原料逐渐增多。魏晋以后，人们开始采用藤皮草（稻草、麦秆）、橘皮、桑皮、麻竹、荨麻等材料造纸。东晋时，大麻被用于造纸，这种材料造出的纸质地坚韧洁白、耐水浸，这应该是宣纸的雏形。而真正意义上的宣纸要属南朝时安徽歙县等地出产的一种银光纸，当时梁武帝的咏纸诗“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足以说明当时的造纸水平。 隋唐是造纸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的纸品种和式样都基本形成，且出现了对纸的染色工艺。唐代较有名气的纸有扬州麻纸和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成的宣纸，还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鄱阳白、澄心堂纸等。笺纸染以颜色，是当时的一大特色，仅四川的蜀笺，就有深红、粉红、明黄等10种色纸。 到了宋代，竹、褚皮取代麻而成为主要的造纸原料。此外，木棉也作为材料用于造纸。随着印刷业的兴起，发明于晋代适宜印书的竹纸大为盛行。此外，纸的加工技术也得到了不断提高，除细琢外，加工中还配以蜡糨、黄檗、胶、矾、颜色、金银辅料，使纸更为光润、平滑、美观。 明清时期，我国造纸业继续发展。笺纸、宣纸的制作工艺日趋精湛。在制作工艺上，除施胶、加矾、加蜡、染色、印花、砾光、洒金银等技术，人们还采用豆板、拱花的印刷方法，制造出各式工艺精美的笺纸。清代，宣纸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产地扩大，名目众多。除玉版宣、罗纹纸、六吉纸、夹贡外，还有不少特制纸，如南禹县布纸、湖南来阳棉纸等，到了清代末年，机器造纸技术引入我国，造纸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又称“火洲”，地理坐标在北纬41°12′~43°40′，东经87°16′~91°55′之间，东临哈密，西、南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和硕、尉犁、若羌县毗连，北隔天山与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县相接。是中国内地连接中国新疆、中亚地区及南北疆的交通枢纽。面积70049平方千米，辖吐鲁番市、鄯善县和托克逊县，共26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72个行政村。人口63万，其中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70%；非农业人口8万人，农业人口2万人。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有四千年文字记载。文化积淀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现有国家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6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32处
《史记·大宛列使》和《汉书·西域使》记载吐鲁番盆地种植葡萄历史悠久，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据《史记·大宛列使》和《汉书·西域使》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就发现这里种植葡萄，并将其引人内地。《明史·西域使》记载《明史·西域使》说此地有桃李枣瓜葫芦之属，而葡萄最多。《西域闻见录》记载《西域闻见录》记载吐鲁番土产麦、谷、胡麻，而甜瓜、西瓜、葡萄种类最多，无不佳妙，甲于西域。《（382）号的出土文献》记载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382）号的出土文献》中，曾发现有任命管理浇葡萄的官方文件《攻曹条任行水行官文书》。文中提到较多的官吏专管灌溉葡萄用水，反映了当时种植葡萄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从出土的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6年）民间记事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农家栽培葡萄的面积和风蚀对葡萄的危害。古墓的殉葬品中还出现较多的葡萄果穗、葡萄干、葡萄种子和葡萄枝条。
在古籍方面﹐见到《毛诗关睢序》残页﹐晋人写本《三国志》臧洪及吴主权传残页。又见记有赵王伦与张华事迹的残页﹐当为东晋某家所修晋史之抄本。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以中国所藏为多﹐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件。中国所藏个别文书用永康年号﹐知是阚氏王朝﹔大量文书属于朝。史籍记载高昌的行政﹑赋税制度和郡城的设置﹐在文书中大体得到证实﹐而且补充了不少史籍记载的缺略﹐纠正了一些错误。大量朝公文书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强大影响﹐同时还可见到上承汉制﹑下启唐制的十六国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区演变的过程。在赋税方面﹐可以见到自汉朝以来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响﹐但也有其本地区的特点。 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某些官府机构的土地也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亦有若干件。在朝晚期还出现了“指节印”在契约上的运用。从买卖契及私人遗嘱中﹐我们还见到一种可以买卖﹑继承的“作人”。文书中反映这时期寺院及其经济活动的发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均无异于世俗地主。经济生活中﹐银钱铸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个特点。朝延昌八年(568)写本带注《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残卷﹐多是今已失传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萧道成具衔的《普门品》写经残卷。这时还出现有道教符箓。这都表明高昌虽称王建国﹐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就目前所知﹐流散于日本﹑英国﹑苏联﹑德国及其他各国的文书中﹐绝大部分属于唐代。唐平氏高昌后﹐将行之于内地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实施于本地区。因而大批官文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史籍记载的真实含义﹐而且补充了李唐一代文献记载的缺漏。大量的籍帐文书﹐包括手实﹑户等簿﹑貌阅文书﹑户籍﹑点籍样(见彩图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 新疆吐鲁番出土 )﹑籍坊(库)牒﹑诸乡户口帐等﹐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要依据。各类田制文书﹐如勘田﹑欠田﹑给田﹑退田﹑请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资料。文书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关文书是研究差科﹑色役﹑杂徭制度的宝贵资料。唐在西州先后建立前庭﹑天山﹑岸头﹑蒲昌四个折冲府﹐文书中有府兵名籍﹑卫士资装簿﹑领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还有征发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军的记载。各处要道﹐还设置了镇﹑戍﹑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许多文书还反映了为维护统一所进行的战争﹐垂拱年间的汜德达告身澄清了文献中关于安西四镇设置含混不清的状况。文书反映镇﹑戍之类军事机构屯田的情况﹐有关白涧屯纳粮帐反映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长行坊文书及其他馆驿文书﹐反映了交通组织管理情况﹕各种馆驿的分布﹐运输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粮供给。我们不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踪﹐也见到汉﹑胡商人和行旅的来往。大量私文书中的各类契券﹐形式较前代更为严谨。“指节印记”的普遍施用﹐五人联保的出现﹐都是为了增强契券的可靠性。文书中属于土地买卖的契券虽未见到﹐但借贷等券揭示了地主﹑债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土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互换佃种的契券。大量辞﹑启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是研究阶级关系﹑赋役剥削的重要资料。文书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还有一种依附者叫“家人”。
1【著作部分】本人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 版，1978年4月第4次印刷。唐书兵志笺正 科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第1版，1978年11月第2次印刷。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中国古代史讲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部分） 求实出版社1987年11月版（196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稿）。山居存稿 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 月第1版主编魏书、北齐书、周书标点校勘（与陈仲安先生合作） 中华书局1971一1974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 期 内部发行1979年5月版。吐鲁番出士文书1一10册 文物出版社1981年一1990年版（第10册待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3册（修订本） 中华书局1983年1月第2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史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2论文部分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 齐鲁学报，第2期， 1941年7月。辽史天祚纪证释 史地教育特刊（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编），1942年10月，《山居存稿》收入。金代行省建置述（一）、（二）、（三） 湖南中央日报史地副刊，1944年3月、4月。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6年12月9日、16日。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杞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3月14日。记阻卜之异译 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5月16日。《山居存稿》收入。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晌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6月23日《山居存稿》收入。评《中日经济史纲》（朱伯康、祝慈寿著） 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7月16日。论五朝素族之解释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12月8日，经修改后名《素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第249页一253页。清淡与清淡 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收入。红楼梦中的几出冷戏与南府剧本 申报文史，1948年5月1日。 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 学原，第2卷第7期，1948年11月，《山居存稿》收入。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复刊后第9卷第1 号，1948年12月。白衣天子试释 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读《帝日主义与中国政治》（胡著著） 长江日报，1952年10月31日。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 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入。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西晋田制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魏晋杂胡考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拓跋族的汉化过程 历史教学，1956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入。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 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9月）转载。西晋占田制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其作用如何？ 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南朝士族的衰落 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 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南朝寒人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关于评价曹操的几点意见 文汇报，1959年5月8日。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 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 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山居存稿》收入试论魏末北镇慎民暴动的性质（与黄惠贤合写） 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朝，《山居存稿》收入。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义（与黄惠贤合写） 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山居存稿》收入。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 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 文物，1978年第6期，《山居存稿》收入。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期，《山居存稿》收入。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1979年5月。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与黄惠贤合写） 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北魏沃野镇的迁徙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 武汉大学学报， 1980年第4期，《山居存稿》收入。贞观十四年（640 ）手实中的合受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期， 1980年12月。《汪笺隋唐史论稿》序言 汪笺隋唐史沦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考（与李涵合写） 文史，第11辑， 1981年3月。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 （日）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2号，1981年9月）川胜义雄译，汉文稿名《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修改后名《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收入。高昌郡纪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入。隋唐客と部曲 （日）东方学，第63辑，1982年，竹内实译。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 （日）东方学报，第54期，1982年3月，《山居存稿》收入。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山居存稿》收入。跋《敬史君碑》 魏晋南北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12月，《山居存稿》收入。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北魏和青齐土民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史藉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读史释词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唐贞观十四年手买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6期，1984年12月。以上两篇修改后名《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收入。跋明张璁书扇 学林漫录，第11集，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读《僧○传》论两晋南朝的吏力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 1985年12月。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 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王梵志诗校辑偶得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木兰诗》补正 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晋郭休碑跋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12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 江汉论坛， 1988年第8期。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 北朝研究， 1989年第1期。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 （日）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3月版，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转载《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序 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转载。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的客户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色役管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读隋书札记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吐鲁番文书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期。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金初皇位继承制度及其破坏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金代收继婚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张万公谏开筑界壕及东北壕堑毕工年月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贞祐南迁后的河北砦寨与九公分封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补元史张易传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 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唐先天二年（713 ）西州军事文书跋 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太平经》与太平道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吐鲁番。提起吐鲁番，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西部歌王”王洛宾，他那“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美妙的歌词，动人的旋律，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吐鲁番，共同去感受一下它的神奇魅力吧! 吐鲁番的地理特点→气候特征“最热、最低、最旱、最甜”，这是人们对吐鲁番的形象描述，也准确地概括了吐鲁番的地理和气候特点。 游客们，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部，东面与哈密接壤，西、南面与巴音郭楞接壤，西北距乌鲁木齐市183、公里，北面与昌吉毗邻。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宽约240公里，面积6．四万平方公里，占全疆总面积的4．2％。地形特点是两山夹一盆，博格达山和库鲁克塔格山南北夹峙，中间是吐鲁番盆地。地区下辖二县一市，即都善县、托克逊县和吐鲁番市。总人口约52万。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汉、回、哈萨克、满、俄罗斯等。 吐鲁番盆地是天山东部一个东西横置的形如橄榄状的山间盆地，四周环山，北高南低，西宽东窄。由于距今约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塑造了奇特多样的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北面有常年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峰，中部有横卧东西绵延100公里的赤热的火焰山，还有火焰山脉中闻名天下的7公里长的葡萄沟，最奇特的是低于海平面154米的盆底艾丁湖，是我国最低的盆地，在世界上也仅次子低于海平面391米的约旦死海，为世界第二低地。吐鲁番盆地集雪山、河谷、沙丘、湖泊为一体，犹如一幅巨型的风景画卷，让人驻足流连。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吐鲁番成了中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地方，每年6—8月，这里平均气温为35℃一37℃之间，极端最高气温达49．6℃，而地表温度超过70℃，所以人们形容这里“沙窝里能烤熟鸡蛋，石板上能烙熟大饼”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又称“火洲”，地理坐标在北纬41°12′~43°40′，东经87°16′~91°55′之间，东临哈密，西、南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和硕、尉犁、若羌县毗连，北隔天山与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县相接。是中国内地连接中国新疆、中亚地区及南北疆的交通枢纽。面积70049平方千米，辖吐鲁番市、鄯善县和托克逊县，共26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72个行政村。人口63万，其中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70%；非农业人口8万人，农业人口2万人。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有四千年文字记载。文化积淀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现有国家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6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32处
吐鲁番，又称“火州”，位于中国新疆天山东部山间盆地，是中国内地连接中国新疆、中亚地区及南北疆的交通枢纽。吐鲁番位居丝绸中路要冲，是名闻遐迩的历史重镇，自两汉以来，长期是我国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 文化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历史悠久，有四千年文字记载。文化积淀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现有国家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6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32处。 吐鲁番风光美丽，市郊有火焰山，千佛洞，苏公塔，葡萄沟，交河故城坎儿井，阿斯塔纳古墓等美丽的景观和古迹，市内有博物馆，博物馆里面还有新疆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巨蜥化石呢。市内还有高昌公园，在建的水上乐园和民俗度假区，可谓是民俗古城。 历史 “吐鲁番”之称，最早见于明人陈诚所著《西域番国志》一书。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富庶丰饶的地方。据《西域同文志》：系回语“蓄水”之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通名大辞典》释为维吾尔语，意为“都会”。 吐鲁番古称“姑师”（《史记·大宛传》），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汉时期是东师前王庭地。《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西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设置戊已二校尉屯田。东汉和帝三年（公元前91年）戊已校尉驻地由交河城迁驻高昌。晋置高昌郡，北魏属“蠕蠕”（亦称“芮芮”或“茹茹”），称高昌国。唐设安西都护府治，称西州。唐末吐蕃军队进入西域，开始了与唐长年的西域争夺，吐鲁番被吐蕃占领。宋号称辉和尔，即畏吾儿。元设畏吾尔都护。元末明初分设柳城（今鄯善县的鲁克沁）、火州、吐鲁番三部，皆设万户府“达鲁花赤”（即长官）。清朝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设吐鲁番领队大臣，始筑广安城（今老城）。光绪12年（1886年）置吐鲁番直隶厅，隶属迪化府，辖今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范围，治所在吐鲁番。民国2年（1913年）直隶厅改为吐鲁番县。1984年12月撤县设市。 资源 吐鲁番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65种矿产，石油、天然气、煤炭、黄金、铁、铜、芒硝、花岗岩、钾硝石、钠硝石、硼润土等矿产储量大、品位高，极具开发价值和潜力。其中：石油总资源量为75亿吨，天然气总资源量为3650亿立方米。预测煤炭资源储量为5651亿吨，占全疆煤炭预测资源总储量的8%。铁矿探明储量5亿吨，占全疆铁矿总储量的近30％，保有储量25亿吨。钠硝石是我国仅有的硝酸钾、硝酸钠资源，为世界第二大钾硝石、钠硝石矿产地。花岗岩储量大、成色好，保有储量94万立方米，“鄯善红”已成为全国名牌产品。蒙皂石矿是我国唯一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矿床。膨润土居全疆第二位，且为我国为数不多的钠基膨润土。丰富的资源禀赋使吐鲁番成为了“天然聚宝盆”。 从吐鲁番市遥望火焰山，赤砂灼灼，草木不生。但火焰山峡谷中距市区约15公里的葡萄沟，却别有洞天，景色秀丽。与沟外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进沟口，铺绿叠翠，茂密的葡萄田漫山遍谷。溪流、渠水、泉滴，给沟谷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桑、桃、杏、苹果、石榴、梨、无花果、核桃和各种西瓜、甜瓜及榆、杨、柳、槐等多种树木，遍布沟中，使葡萄沟又成了“百花园”、“百果园”。春季，繁花似锦；盛夏，硕果累累。沟中藤蔓交织，曲径通幽，串串葡萄，举手可及。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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