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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上册），俞敏、陆宗达合著，群众书店1954年7月出版《语法和作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语言学概论讲义》，俞敏、黄智显编，北京师范大学1956年出版《名词、动词、形容词》，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6月初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重版。《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年6月出版《经传释词札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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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美国] 诺姆·乔姆斯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8fr5书名：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作者：[美国] 诺姆·乔姆斯基豆瓣评分：5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2006-4页数：602内容简介：诺姆·乔姆斯基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语言学和哲学系，是该校为数不多的学院教授之一。他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乔姆斯基以其诸多论著而成为当代语言学、政治、认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中的核心人物。本书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文集，书中这些论著全面阐述了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本质和内容。希望这本选集有助于增进学界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进一步了解，并为一般读者深入阅读乔姆斯基的作品提供方便。
论语言和交际的关系[摘 要]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通过使用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便在认知现实、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协调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关键词] 语言 交际当你面对与他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当你需要拒绝他人无理请求的时候；当你调解纠纷，化干戈为玉帛的时候;当你想要说服别人同意你观点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能为你实现目标，那便是------语言。现实中，语言存在于说话和所说出来的话中，说明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不会说话人就失去了它的本质，与动物无异。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便在认知现实、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协调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所以，语言是人们的一种交际工具。“虽然人类的交际工具不止语言一种，其它如文字、手势、表情等也都能实现交际的任务，也是交际工具，但它们与语言相比重要性就要差多了。根本上说人类各种辅助性交际工具，都是在语言基础上制定的，没有语言基础，这些工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总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他交际工具，可以说是语言的补充，是用来辅助语言交际的。”那么什么是语言？一、语言的概述“按照常人的理解，语言就是说话。”[1]然而这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定义。语言不是说话，也不是所说的话。说话是运用语言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本身不等于语言。“语言是说话和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而说话是运用语言进行思想交流的行为，说出来的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2]（二）语言的组成部分:语言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部分组成。（三）语言的特性:社会性、全民性、符号性。（四）语言的起源:“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惟一正确的解释……”——恩格斯语。（五）语言发展的特点：语言发展是缓慢的、渐变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各个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言成分发展中的一致性，语言成分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学者曹志希、何玲梅认为“语言具有无限的表达和理解功能 主要原因之一是 ,与其它文际形式相比 ,它最具有系统化的特征语言学家认为 ,语言之最惊人的特点是它能够帮助编造或理解以前从未有过的句子。” [3]二、语言与交际的关系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有的人在竞争中失败，有的人在合作中成功，这其中奥妙何在？生意场上有“金口玉言”，“ 利言攸先”之说；政治场上有“领导过问了”，“ 一言定升迁”之说；文化界有“点睛之笔”，“破题之语”，生活中常有生死荣辱系于一言之说。可见，在现代交际中，能否成功运用语言的影响力，实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 在社会上，人们的能力有高有低，快速了解他们，不妨看看他们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其主要表现是说话的艺术，语言的力量能征服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人的心灵，通过成功的口才这一媒介，不熟识的人可以熟识起来，长期形成的隔阂可以消失，甚至单位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可以通过它得到解决，若是语言运用不当，也可能交际失败，甚至损害自身的形象。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不仅有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唐诗宋词等等所代表的辉煌的传统文化，而且在口才与交际艺术上也是世界上高度发达，首屈一指的，历史上，孔子运用口语艺术开展教育；苏秦以雄辩之才挂起六国相印；张仪四处游说建功立业；范睢说秦王；蔺相如“完璧归赵”；诸葛亮联吴抗曹，舌战群儒……到了近代和现代，也出了梁启超、孙中山、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闻一多等等许多能言善讲的大师巨擘。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确，跟那些有知识且具有口才的人交谈，比喝了壶酒更令人兴奋，比听交响乐更能振奋精神，良好的话语可以带给人愉悦和欢畅，帮助你增加知识和修养，激发你的创造力，也可以增进人们感情的融洽。 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是我们提高素质，开发潜能的至要途径，确实是我们驾驭生活、改善人生、追求事业成功的无价之宝，通观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把口才作为必备的修养之一，如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西塞罗，是一们雄辩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美国总统林肯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口才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是用口语表示思想感情的一种巧妙的形式，懂得语言艺术的人，懂得相处之道的人，他不会勉强别人与自己有相同的观点，而巧妙地引导他人到自己的思想上来，那些善于用口语准确、贴切、生动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人、办事往往圆满，反之，不懂得语言艺术的人，最后自己也会陷入困境。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4]，人才也许不是口才家，但有口才的人必定是人才，口才是现代智能型人才的基本素质、思维敏捷、能言善辨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一个善于说话的人，首先必定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深刻认识事物，只有这样，说出话来才能一针见血，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次，还必须有严密的思维能力，懂得怎样分析，判断和推理，说出话来才能滴水不漏，有条有理，最后，还必须有流畅的表达能力，间接来说，知识渊博，话才能说的生动通顺，正因为口才具有综合能力的特征。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与交际相互影响，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其表现在：第一、交际中用语言打破尴尬美国前总统里根第一次访问加拿大的时候，遭到了反美的人群示威反对，他的演说不得不时时中断，让陪同的加拿大总理觉得很难堪。 可是，面对如此难堪的场面，一向幽默的里根总统却仍是一脸的轻松，他满面笑容的说：“这种事在美国时有发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交际中用语言捍卫尊严周恩来总理接待记者来访。一美国记者发觉总理拥有一支派克钢笔。便问：“请问总理阁下，连您也拥有一支派克钢笔，是否说明中国人都喜欢我们美国的钢笔呢？” 周恩来一听，顺手拿起派克钢笔，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 这支钢笔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做纪念的，他说这是抗美战争的战利品。它让我们想起那并肩战斗的年代。这样，我便有了一支贵国的钢笔。” 第三、“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人类的生活、劳动、社会斗争、人际关系协调、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授等等，都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就要解体。 第四、“语言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无论什么阶级、阶层、团体，语言同样地为之服务。语言在人们的使用中会发生变异，出现种种社会方言。 第五、“个体学习和运用语言均受到社会的制约。”其一，人离开社会无法掌握语言；其二，人生长在不同的社会就能掌握不同的语言；其三，个人使用语言必然打上特定社会的烙印。第六、“语言依赖社会而存在。”其一，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语言；其二，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社会如果消亡，语言也随之消亡。[2]我认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我的发展、心理的调适、信息的沟通、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协调，都离不开交际。每一个人，都希望善于交往、都希望通过交际建立起和睦的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同事关系…而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使个人在温馨怡人的环境中愉快地学习、生活和工作。那么如何有效的运用我们的语言来达到良好的交际，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探索语言与交际的关系，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参考文献] [1]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3]曹志希 何玲梅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6 期 总第90 期[4]杨茂平感悟生活:帮你能说会道九州出版社,2008年10月
（共计300余篇）1981-2001年拟声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4]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变换和分化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3]基础短语析句法[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2]“动+个+形/动”结构分析[汉语学习1984．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两种不同性质的虚语素“头”[中国语文通讯1984．3]句型的分类及其原则[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4]说“又”——兼论副词研究的方法(与人合作)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评《汉语语法学史》[徐州师院学报1985．3]辞典编写和ABB式形容词的处理[辞书研究1985．4]汉语句型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汉语语法研究现状述略[语文导报1985．5]关于歧义结构的研讨[语文导报1985．1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同语式探讨[语文研究1986．1]“要了白要，不要白不要”是悖论吗? [汉语学习1986．5]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语文导报1987．3/人大复印资料1987．4]吕叔湘语言风格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3]评《语法研究和探索(二)》[中国语文1987．3]从语序的三个平面看定语的移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4/语法求索/人大复印资料1987．11]把字句研究纵横观[语文导报1987．7]状语后置的条件制约[汉字与文化(一),光明日报出版社]“V成”结构的性质[汉语学习1988．1]“非X不Y”及其变式[中国语文天地1988．1]毛茸茸的感性和下意识的力量[修辞学习1988．3]《现代汉语》教材改革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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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里乾坤》北京大学出版社]歧义——语法研究的突破口[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1999]关于疑问句的研究[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1999]“阿V”及其相关疑问句式比较研究（徐烈炯合作）[中国语文1999．4/人大复印资料1999．8]上海方言与北京方言疑问代词比较研究（徐烈炯合作）[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1999]动词重叠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吴吟合作）（汉语学报1，湖北教育出版社）《HSK对外汉语水平考试词典》编写的原则与方法（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3，人大复印资料10）“一面P，一面Q”的语义类型及相关句式（王伟丽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3]2001（6篇）试论名词重叠AABB式语法意义及其他（吴吟合作）（语文研究1）“v+满”的句法语义分析（税昌锡合作）（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2）《现代汉语口语句法特点研究序言》（香港鹭达出版公司5）汉语语法研究必须走向世界（胡建华合作）（世界汉语教学2）名词的动态性及其鉴别标准（刘焱合作）（汉语学习6）说新崛起的汉语语法学史评学（税昌锡合作）（浙江教育学院学报6）2002（5篇）1．“或者”单用、双用与多用的条件制约（周有斌合作）（语文研究3）2．“是不是VP”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朱彦合作）（世界汉语教学3，人大复印资料1） 比字句强制性语义要求的句法表现（刘焱合作）（汉语学习5） 现代汉语课程教材的实践与创新意识（中国大学教学12）5．谈中学语文课程的目标以及语言点的设置（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香港教育学院出版2002）2003（6篇）1．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王鹏翔合作）（方言1）2．汉语虚词研究的新起点——评现代汉语虚词丛书（汉语学习4）3．“宁可”格式研究及方法论意义（周有斌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5）4．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几点思考（语言科学4）《标题语法》述评（周娟合作）（语文研究6）6．“人家”的指代功能与语义分析（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商务印书馆2003）2004（8篇）1．现代汉语通论教材编写的创新意识（语文论丛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2．“语义语法”说略（暨南学报1，人大复印资料5）3．建立“理解语言学”刍议（赵春利合作）（修辞学习1）4．动宾组合中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1）5．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罗晓英合作）（汉语学习5，人大复印5）6．“别”字句的语法意义及其对否定项的选择（罗晓英合作）（世界汉语教学4）7．“也”字句与相似性原则（刘焱合作）（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国际研讨会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2）8．当前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5）2005（9篇）1．从语义到形式的研究新思路（罗晓英合作）（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2．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周芍合作）（暨南学报1）3．语义特征的界定与提取方法（周芍合作）（外语教学与研究1）4．“致使把字句”与“省隐被字句”的语用解释（赵春利合作）（汉语学习4）5．“好”的话语功能分析（朱晓亚合作）（中国语文5）6．香港词语比较研究（浸会大学《人文中国》第11期，8）7．语法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周芍合作）（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4）8．“副+名”组合与语义指向新品种（吴立红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6，复印2）9．香港社区英文词语夹用现象剖析（吴立红合作）（语言文字应用4）2006（11篇）1．关于语义范畴的理论思考（赵春利合作）（世界汉语教学1）2．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周芍合作）（语文研究1）3．论语义特征的语法分类（税昌锡合作）（汉语学习1）4．副词“可”的语义分化及其语用解释（罗晓英合作）（暨南学报2）5．汉语谓宾动词的配价研究（王伟丽合作）（语言学问题论丛，三联书店2）6．语义的多维研究序（《语义的多维研究》，语文出版社2）7．港式中文与语言变异（石定栩合作）（华东师大学报2）8．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序言（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1）9．含动名词组合的语义分析（周日安合作）（湘潭大学学报5）10．“把字句”“被字句”的认知解释（邢福义主编《汉语被动表述问题研究新拓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5）11．浙江学者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特色（汉语史学刊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2）2007年（11篇）“V一把”中V的泛化与“一把”的词汇化（中国语文1）2．论“太”修饰形容词的动态变化现象（汉语学习1）3．汉语递进范畴研究序言（汉语递进范畴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4．汉语方言正反问比较的几点思考（周娟合作）（暨南大学学报2）5．港式中文的变异特点及其形成机制（石定栩合作）（《山高水长——丁邦新70寿庆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2007）6．美英式原型标记“门”的类化和泛化（周日安合作）(外国语4)7．“NP1有NP2很AP”歧义格式的分化规则（赵春利合作）（语言研究2）上海方言的话题疑问句和命题疑问句（华东师大学报4）建立以语义特征为标志的汉语复句新系统刍议（世界汉语教学4）10．林焘先生追忆（《林焘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0）生成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序言（《生成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0）2008年（12篇）1．探索新的理论方法，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修辞学习2）2．网络时代汉语嬗变的动态观（马喆合作）（语言文字应用3）3．“动+介+宾”结构的语义模式及认知场景（周娟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3）由“是”构成的三种附加问比较研究（甘肃社会科学4）“连A也都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语言科学4，复印11）6．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刘杰合作）（语文研究4）（新华文摘3全文转载）7．试论“责怪”义标记格式“都是NP” （郑娟曼合作）（汉语学习5）“好不好”的否定功用（郑娟曼合作）（暨南学报4）9．教材的精品意识与精品课程建设（中国大学教学5）10．徐通锵先生二三事（《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7）几回回梦里回北大……（《未名湖之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佛山技术师范学院学报4）2009年（9篇）从准定语看结构重组的基本原则（山西大学学报1）21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宏观思考（澳门语言学学刊1）论反义方位复合词的约量表达（马喆合作）（学术研究3）说框式结构“想x就x”（丁倩合作）（华文学院学报3）新兴组合“X一下”的泛化趋势及其修辞价值（马婧合作）（修辞学习2）香港地区大学普通话教学与考核的互动（王玲玲合作）（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8期）上海方言疑问句近百年来的演变和特点（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11）从“V给”句式的类化看语义的决定性原则（语言教学与研究6，复印3）“美女”面称的争议及其社会语言学调查（语言文字应用4）2010年（9篇）1．析一种新兴的主观强加性贬义格式（刘杰合作）（语言与翻译1）“A到O”结构的语义类型及认知模式（王宜广合作）（暨南学报2）“没A没B”框式结构的语义增值及贬义倾向（袁志刚合作）（语文研究3）非真值性判断“不是A，而是B”句式研究（王宜广合作）（世界汉语教学3）“一A一B”框式结构的位序原则及其构式语义（崔少娟合作，当代修辞学3）6．《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自序（汉语学习4）7．汉语反递句式的语义信息结构分析（周静合作）（宁夏大学学报6）《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研究》序（周日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北大，我心中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的学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2011年（9篇） 1．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和趋势（汉语学习1）“半A半B”框式结构及相关格式比较（黄燕旋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3．“幸亏”类副词的句法语义虚化轨迹以及历史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3） 汉语框式结构说略（中国语文3）5．评《汉语语法论》的历史地位兼论其“句型”学说（新疆克拉玛依学刊3）上海话句末助词“快勒”新解（石定栩合作）（《南方语言学》3，暨南大学出版社）汉语社区词的典型性及其鉴定标准（刘宗保合作）（语文研究3）社会与认知视角下的歧义研究新探索——评《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当代修辞学4）两岸汉语“男生”“女生”的指称比较（杨海明合作）（语言文字应用4）2012年移动动词“来”的会话策略与虚化假设（张寒冰合作）（暨南学报1）语言服务业与语言服务学（北华大学学报2012）估测副词群的功能比较（《汉藏语学报》2012）4．论汉语语法研究的北大精神（商务印书馆2012）是非问内部类型的特点及其比较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2）说新兴框式结构“X你个头”及其语义的固化（汉语学报2012）“罢了”的语法化进程及其语义的演变（刘晓晴合作）（古汉语研究2012）
一、选题：要在自己的专业方向里面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或者方向，一般应具有独创性、新颖性。 二、搜集相关资料：包括相关的书籍、期刊资料等其他资料，可以通过期刊网、图书馆等搜集 三、拟写论文提纲，这个与选题一般是同步进行的，提纲就是论文的主体结构。 四、开始拟写论文。这个与搜集资料调整论文提纲同时进行。 五、反复修改论文，征求导师意见。 六、定稿 还有啥疑问，也许我们帮助你。
语法是语言表达的规则。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包括人类语言和计算机语言等。人类语言的语法是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的语言逐渐发展健全，人们发现按照一定的方式来交流可以更好的使对方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图，久而久之，这种方式就演变成了今日的语法 人类语言的语法是千百年来的产物，是语言体系之中最稳定的部分。语法比词汇的变化慢得多。但语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处于缓慢的演变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变化还是看得出来的。 语法的历史演变主要表现在类化、异化、实词虚化等方面。类化是指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几种形式由于其中一种形式的影响而统一起来的过程。词序的改变是类化的主要表现。在古汉语中，“动——宾”组合方式占优势，而“宾——动”式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由于类化的作用，现代汉语中“宾——动”式已基本上消失了。再如，在古代日语中，“宾——动”组合方式占优势，“动——宾”处劣势，也是由于类化的作用，但现代日语已经几乎看不到“动——宾”组合方式了。此外也有类化还在进行之中的现象，例如英语修饰语按传统语法一般放在中心词前面，而在当代英语中，修饰语却可以移到中心词后面。这就出现了“教师的书”既可用“the teacher’s book”表示，也可用“the book of the teacher”表示。用“of”表示原来属格所表示的意义，使修饰语后置，是类化规律的作用，但这种类化并未完成。 与类化相反，异化是指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某一种形式，在其他几种形式的影响下，发生异化的过程。例如，俄语动词“дать”(给)、“есть”(吃)，在古代现在时的第一人称是： 单数第一人称复数第一人称 дамдамим емедим 后来由于异化的作用，复数形式分别变成了“дадим”和“едим”，因为现代俄语中“ь”已消失，“ь”单独也就不起作用了。再如，法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来的，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语音的演变，重音之后的语音部分消失，词形变化大量减少，原有的某些词形变化消失，终使语法结构失去平衡。这就要求有新的语法形式予以补充，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就是人称表示法的异化过程。以上事例告诉我们，异化实际上是一种补充，即创造新形式以弥补“空缺”，使失去平衡的语法结构再度平衡，进而使语法结构体系更加严密。 实词虚化是指表示词汇意义的实词逐渐变成单纯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这是词汇补充语法的例证。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时态助词“了”“着”“过”在古代汉语里是没有的，它们是隋唐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了”最初是“完了”的意思，南北朝时，“了”已经半虚化为“终了”之意。到了唐代，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了”已完全虚化为表示动作完成的时态助词。“着”最初写为“著”，表示“附著”“著落”意思。到唐代以后，“著”已作“着”，完成了实词虚化过程。“过”是从“过去”的“过”演变而来的。又如，古代汉语中只有少数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而现在的“因为”“所以”“不但……而且……”“即使……也”等，都是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关于”“对于”“通过”以及“——上、——下、——起、——住”等，也都正在实词虚化，逐渐成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助词。再如，英语里的助动词“have”，俄语系词“быть”也都是实词虚化的结果。 语法规则的民族性决定了每一种语言语法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发展的趋势是雷同的。未来的语法将日益精密和完善，抽象性和概括性将大大增加，规律也将更为整齐，以之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语法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现代语法学包括语音学、音系学（见音韵学）、形态学（词法）、句法学、语义学。
《现代汉语语法》（上册），俞敏、陆宗达合著，群众书店1954年7月出版《语法和作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语言学概论讲义》，俞敏、黄智显编，北京师范大学1956年出版《名词、动词、形容词》，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6月初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重版。《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年6月出版《经传释词札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出版《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学习英语语法的方法因人而异，方法很多，专家学者也各有其独到的见解。实际上学校的学生学习英语语法，绝大多数其学习的目标是要能讲写通顺无误的一般英语就可以，而不是将来要成为一个英语语法专家。所以语法书上所提出来许多规则或语法资料实在没有理由全单照收。因此学校学生学习英语语法的基本有效的方法有下列三点。 （1）对语法的规则或句型应力求充分的了解，不必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练习都以句为单位，口头练习与书写练习并重，更应培养思路与表达趋于一体的自然语言习惯。（2）多阅读文章，如故事、寓言、童话、小说、甚至诗歌等。阅读时要切实朗读，不可有eye-reading。阅读材料以切合自己能力或程度为佳。在阅读中并注意引证自己已学习过的语法规则，或利用自己所学过的语法规则来了解文意，体会文体，模仿英语的表达句式或习惯。记住，读过10本语法书你不一定能说写流畅的英语，但是阅读了10本小说（或文学作品），你的英语的说写能力必定能顺畅自如。（3）不要怕犯语法上的错误。有错误，表示你已跑上了学习的道路，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自己。敢犯错误的人一定会发现，他自己已更加接近成功的目标了。一、白话文的提倡与写作当代书面语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产物。白话文流行以前，中国知识分子惯用文言，所以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虽然白话口语的报纸早在清末就已出现，甚至提出过 “我手写我口”的主张（黄遵宪），但直至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白话文才最终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的运动可以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为起点，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不模仿古人”是反对文言，“不避俗语”是提倡白话。胡适认为：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近百年来，汉语的书面文字经过这场文学革命的洗礼后，如今已“普天之下，莫非白话”了。 现在，书面汉语白则白矣，然而其所谓“白话文字”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不妨从早期白话的比较谈起。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千百年来的产物，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语法比词汇的变化慢得多。但语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处于缓慢的演变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变化还是看得出来的。 语法的历史演变主要表现在类化、异化、实词虚化等方面。类化是指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几种形式由于其中一种形式的影响而统一起来的过程。词序的改变是类化的主要表现。在古汉语中，“动——宾”组合方式占优势，而“宾——动”式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由于类化的作用，现代汉语中“宾——动”式已基本上消失了。再如，在古代日语中，“宾——动”组合方式占优势，“动——宾”处劣势，也是由于类化的作用，但现代日语已经几乎看不到“动——宾”组合方式了。此外也有类化还在进行之中的现象，例如英语修饰语按传统语法一般放在中心词前面，而在当代英语中，修饰语却可以移到中心词后面。这就出现了“教师的书”既可用“the teacher’s book”表示，也可用“the book of the teacher”表示。用“of”表示原来属格所表示的意义，使修饰语后置，是类化规律的作用，但这种类化并未完成。 与类化相反，异化是指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某一种形式，在其他几种形式的影响下，发生异化的过程。例如，俄语动词“дать”(给)、“есть”(吃)，在古代现在时的第一人称是： 单数第一人称复数第一人称 дамдамим емедим 后来由于异化的作用，复数形式分别变成了“дадим”和“едим”，因为现代俄语中“ь”已消失，“ь”单独也就不起作用了。再如，法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来的，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语音的演变，重音之后的语音部分消失，词形变化大量减少，原有的某些词形变化消失，终使语法结构失去平衡。这就要求有新的语法形式予以补充，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就是人称表示法的异化过程。以上事例告诉我们，异化实际上是一种补充，即创造新形式以弥补“空缺”，使失去平衡的语法结构再度平衡，进而使语法结构体系更加严密。 实词虚化是指表示词汇意义的实词逐渐变成单纯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这是词汇补充语法的例证。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时态助词“了”“着”“过”在古代汉语里是没有的，它们是隋唐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了”最初是“完了”的意思，南北朝时，“了”已经半虚化为“终了”之意。到了唐代，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了”已完全虚化为表示动作完成的时态助词。“着”最初写为“著”，表示“附著”“著落”意思。到唐代以后，“著”已作“着”，完成了实词虚化过程。“过”是从“过去”的“过”演变而来的。又如，古代汉语中只有少数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而现在的“因为”“所以”“不但……而且……”“即使……也”等，都是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关于”“对于”“通过”以及“——上、——下、——起、——住”等，也都正在实词虚化，逐渐成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助词。再如，英语里的助动词“have”，俄语系词“быть”也都是实词虚化的结果。 语法规则的民族性决定了每一种语言语法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发展的趋势是雷同的。未来的语法将日益精密和完善，抽象性和概括性将大大增加，规律也将更为整齐，以之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然西洋之思想与我中国之思想，同为入世间的，非如印度之出世间的思想，为我国古所未有也。（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的上述文字，虽不可谓之文言，但也决非口语白话。可以说这是文言转向白话时 “非白不文”的过渡文体。其特征就是“文白掺杂，非文非话”。再看陈寅恪的文字：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这也不是文言，同样不是口语白话。真正接近口语的白话要属俞敏的文字。单分析‘彼其’或者‘夫己’，是有点儿为难。可是一翻到臧语里去，可就找着对点子了。臧语里的p‘agi是个指示字，意思是‘那边儿的’或者是 ‘那边儿’。用他的时候儿，可以放到让他规定的那个字头里，可是放到后头也行。要拿‘彼其’伍的跟他一比，咱就可以懂了。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这种文字，不仅接近口语，直可谓京味十足（参画线部分）。可惜的是，俞敏先生的白话不是当代书面白话的典型。最典型的当代白话文当属毛泽东、费孝通等的一类文字。尽管毛费二人的文章已奉为白话文的典范，其中也有未尽涤除的文言痕迹。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汉族所扩及的地区，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民族都被吸收为汉族了。事实并不如此，即在目前，汉族聚居的地区里还是有少数民族杂居在内。（费孝通《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 仅仅这六七十字，其中就有“所扩及”、“吸收为”、“并不如此”、“即在目前”、“聚居”、“在内”等文言遗迹。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时下坊间流行的白话文体，很多都是下面这类文字： 写文章，偶尔引一两句子曰诗云之类，以增强内容的分量，当然可以，但这引文还是以文言的面貌出现，没有“化入”现代文，并不是本文所谓借鉴。另一种情况是，兴之所至，随手抓来一些文言词语，放在现代文里，圆凿方枘，文白不能水乳交融，更不是本文所谓借鉴。借鉴，要取其神而遗其形；或者偶尔采用少数词语，这虽然是取形，放在现代文里却顺理成章，能够更恰当地表意，像鲁迅先生的有些作品那样，当然也未尝不可。总之，要把来自文言的东西融会到自己的笔下，而不是搀杂在自己的文章里。（张中行《文言津逮》）这段文字不仅代表了当代书面语普遍流行的文体，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文体的来源与根据，亦即：文白交融 —— 当代书面语体是文白交融的产物。其中的“文”是涤除未尽呢？还是“不得而已”呢？我认为，典型的书面正式语体，不能没有文言的成分。像俞敏先生那样的“说话文字”，写学术论文尚有不够正式之嫌，若以之为报刊社论、国际公告，就不免有失大雅了。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也只有先生一人为之而已的原因所在吧。不管怎样，事实是：正式语体必须化有文言。文言白话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分家。这是本文所欲指出的第一点。 二、文白的关系与界线 ==5Fd$o3 g9:t9qM_N< ]'n*P|'y 无疑，有的白话文太文，有的则太白。太文则文言味过重，太白是口语成分太多。二者都将造成交流的困难：太文不易懂，太俗更不懂（方言的障碍，如“伍的”）。更重要者：太文则不像“话”，太白则不庄重。这是本文所欲阐明的第二点。严格地说，白话不能有文言。可是文与白分得开吗？当然，文言和白话是有分别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自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够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故《乐府》歌词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於白话，唐人的诗歌 —— 尤其是乐府绝句 —— 也有很多白话作品。胡适的定义确乎很“白”，但也难以解决问题。张中行驳难道：“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不加粉饰的。” 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难怪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说： T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古代的文白难以分界，当代的白话是不是很清楚呢？前引费孝通、张中行的文章是白话，但他们的白话里仍搀有文言。其实，其他人的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吝啬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自然不够伟大；即使不是十足的小人，至少该说是具体而微的小人。但是，如果小气的人就算是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实在太少了。一个人舍不得钱，叫做小气。本来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捐借固然不能轻易答应，就是送礼请客，又岂能毫无盘算，使它等于“白花”的冤枉钱? 积极方面，应该是能积谷时先积谷；消极方面，应该是得揩油处且揩油。气越小，肚皮越大；量越大，肚皮越瘪。一毛不拔自有一毛不拔的哲学。今日拔一毛，明日拔一毛，名声传开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人都希望来拔一根，这还得了吗？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轧不灵了，得修一下了。” hL,Y@_Wz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轧不灵了，??必须加以修理了” !@|RV?l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轧不灵了，???必须进行修理了” +;5 iMg8H (U"aby~Y 但是，在正式的场合（如交通规则），同样的事情可以表述为： !q2#7T82v a(//I%1f 轧皮失灵，必须加以修理！ ) 俞敏（1916~1995）著名语言学家。1916年11月生于天津。1936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受到罗常培的赏识。抗战爆发后，转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40年毕业。后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南奔，在山东滕县教中学。1995年7月2日逝世，享年79岁。夫人杨藻清女士。 只知道一些近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历史语言学论文集作者:周及徐；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作者:周祖谟著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作者:周有光著语言研究所卷(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作者:王远新 这种专业性的题目应该找你的导师，导师会给你一个课题让你写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摘要]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关键词] “五四”文学革命;语言观;白话文;话语权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文学改良的中心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这是历来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著作都曾指出过的。实际上,与此同时文学革命者所理解的语言本身,是与人的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等相依相生的,人的生存是语言性的生存,所以欲新民,必先新语言,白话文运动有其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一、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五四”文学革命者对文言的反对,具有推翻权力象征体系、革新民族心理的重要意义。文言是中国古代上流阶级使用的书面语,权力话语、正统的道德话语、教育都是采用文言,它是通往权力大厦的大门之一,一般下层人民无法掌握。语言文字也是权力资源,文言是权力、权威的神圣的象征符号体系,权力系统必须垄断它。[1](P168)“五四”时人们已意识到文言话语体系是权力建制的工具,是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生产的武器,因此他们常常痛陈自己对于文言的憎恶,利用语言学、民俗学知识对神圣的文言话语进行除魅的手术。钱玄同认为中国古代文字脱离语言,形成“文言文”,源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制:“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2](P87)权力系统在语言文字、服饰礼仪等各方面都着手权力等级体系的建构,渗透主尊奴卑的规训。许多字词、文章体式、书写款式都是只有皇帝、贵族才能应用的,还要附会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朕”、“宫”、“钦”、“御”等,本是社会通用的词语,最终却被专制皇帝霸占了专用。“制”、“诏”、“上谕”等文体和其中的专用句式,都是为了建构权力的象征体系和秩序,为神化权力而服务。从现代军阀不惜动用武力卫护文言,更可看出文言话语的权力象征和建构的功用。河南军阀李倬章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绝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蔡元培)知道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3](135)军阀竟然也来反对白话文,可见他们从文言符码体系的坍塌、平民话语的被承认,嗅出权力基础也随之动摇了。文言使用者垄断了社会的话语资源,下层人民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因此鲁迅称之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在《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里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对于文言的毒害,鲁迅确有切肤之痛;对于白话的倡导,鲁迅发自肺腑地欢迎。也许鲁迅比任何一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都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白之争的意义,但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参与主要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以痛切博大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中国人所受的文言话语体系的压榨和中国人语言生存的悲剧。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刻画的一般国民,无不深受文言话语的压制,被剥夺了一切言说的途径和能力,无法参与起码的政治、风俗、伦理生活,形成了一系列的“木头人”、“哑子”、“鬼魂”的国民灵魂群像。(一)话语地位的彻底丧失如阿Q,在文言话语的压榨下,一切言说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连姓都不配有。他因自己是个癞头而忌讳“光”、“亮”等词,但群众却愈加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暗示、讽刺,因为话语权是与政治、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而阿Q是个受损害的孤独者;孔乙己也因为早已一无所有,所以他所拥有的文言资本,完全丧失了权力价值。经过几次话语权争夺战的失败,在未庄的话语等级体系里,阿Q渐渐丧失了所有的话语资格和机会。(二)伦理风俗上话语权力的匮乏如乡绅勒索阿Q:“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在乡绅阶层的文言话语的敲诈下,阿Q在本乡无法生存了。再如《风波》中,八一嫂被赵七爷吓得“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赵七爷说的是:“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你能抵挡他么!”这样语无伦次的几句话,因为杂糅着权力象征、文言符码,便触及了平民内心深处世代遗传的恐怖原型意象。祥林嫂则因伦理话语权被剥夺,被群众判为一个克夫克子、不祥不洁的犯人,承受着精神上的酷刑。话语资源的贫乏使得乡人任人恐吓,长期处于恐慌无主的心理状态。(三)政治上话语权力的匮乏新起的革命话语似乎给了阿Q机遇,他跑到假洋鬼子那里去了。“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在这新起的“洋”式话语、革命话语面前,阿Q“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之后才发现,他在这里比在文言统治的世界中更无地位,在那里他还可以在正统文言的边缘,以“毛虫”、“晦气”等话语去侵犯更弱者。(四)法律方面话语权力的匮乏阿Q受审后,最终作为文言话语资源上的彻底贫乏者而被冤杀:他不识字,因而在死刑判决书上画了押。《离婚》中的爱姑仗着礼教敢言敢闹,然而最后因为缺乏文言话语能力,还是慑服于七大人身上所笼罩的文言恐怖气氛之下:“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的错。”二、渗透在汉字中的荒谬思想“五四”文学革命者也敏锐地发现,文字中积淀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言词汇与传统的荒谬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江绍原等曾先后作出分析,汉字是巫术思维、野蛮风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上谙熟中国道教传统,他们指出中国人有崇拜文字的野蛮心理。钱玄同以翻译用词为例说:“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2](P164)“共和”等文字中沉积着国人驯服于专制统治的集体无意识;“伦理”等汉字中遗存着以群体压制个体的规训。诸如“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婴儿姹女”、“丹田泥丸”等等,这些汉字都遗传着极重的毒素:专制权力的规训、道教野蛮荒唐的迷信等。“妖魔丑类”、“食肉寝皮”等则富含着嗜杀、施虐狂等野蛮根性。因此周作人说,传统中的“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4](P171)连年月之类的时间名词都被古老的势力支配着。汉字本产生于巫术,甲骨文即是上古巫师占卜的道具。傅斯年等指出:“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5](P149)比如“也”等字,代表着生殖器崇拜,这类荒谬思想和野蛮信仰通过文字沉积在集体无意识中。与文字相关的崇拜和迷信是传统中国的“国教”之一,渗透到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胡适后来的《名教》一文承“五四”反对文言文的余绪,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文字巫术。“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极古老迷信的影响。”“(老祖宗)深信‘名’有不可思议的神力。”[6](P91)在底层社会的风俗迷信里,道教文化流传的法术里,普遍流行着对于文字魔法的信仰。民间戏剧的舞台上,通俗小说的描写里,又将这些妖术加以宣扬传播。文字巫术在传统社会的势力很大,权力系统也趁机加以利用,宣扬文言的神圣恐怖,造出各种禁忌,来建构权力的神圣象征体系。正因为这样,《离婚》中的爱姑会被七大人吓得魂不附体。这类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批判,并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批评遵循历史科学的原则。他们认为对于文字的崇拜、汉字的神秘化,在古代是很自然的,野蛮风俗和巫术都是人类发展必经地阶段里曾有的文化观念。但是,时代既然已经发展到20世纪了,再停滞在上古的迷信中就是错误的了。因此“五四”时人必须大力革除这类早已过时的习俗和信仰,它们不独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也渗透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三、白话的建立有助于个体生命的解放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批评胡适的白话文改革是形式主义的,胡适自己的表述也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因为他一贯强调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第一步是工具的革命。其实胡适等人非常深刻地涉及到了白话所具有的生命解放的价值。反对文言文,即是将国人从专制权力的符号体系的威压、文字巫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它也是语言生存的革命、心理的革命、个性的全方位解放。人的生存是语言生存,他的思想、人格、感情、欲望、社会政治生存等等,全都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承认白话的价值,主张白话使用的权力,事实上即意味着白话话语主体地被发现和确立。由于现代人即语言动物,语言在生命各层次渗透的深刻性、根本性,所以白话文革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以白话生存的人民的革命:从心理、思想感情、欲望到社会政治生存,全都得到独立的权力。从此,个体有可能无所顾忌地自由表现和传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印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借语言直接表述出来,再也没有不必要的障碍。外部的社会革命里,“民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被承认;与之相比,白话文革命带来的心理、感情、人格等全方位生命解放的可能,则具有更重大深远的意义。语言与生命合一,“立人”“首在”“立言”。由于白话文革命关涉到诸如民族个体生命的全方位独立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林纾会跑出来,反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使用的语言有作为书面语、文学语言的价值,正可见林纾等维护权贵即有地位的潜意识,根深蒂固的独享文化特权的保守性,这些特权和权威的魅力便首先集结在神圣的文言符号体系上。章士钊称文化的精华只“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3](P198)则更是暴露了士人的国师情结,他们仍然幻想掌控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专制分享权力。所以吴稚晖一针见血批评反对白话者,“只有那班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借着他那种提倡‘上圣德颂’的精神,暗暗欢喜,可以巩固他们的老局面……保固‘学士大夫’的局面……”[3](P208)平民口中的语言既然可以取代过去上流阶级的文言,也就意味着上流阶级在权力身份、心理优越感、文言所建构的权力的神圣氛围等各方面的丧失。白话文革命由此歌颂平民的语言和平民阶级,同时,也利用日渐“当权”的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构造自己的合法性。胡适力斥文言是枯死的,而“乡曲愚夫、闾巷妇稚”的语言却是活的。谈的虽然是语言的变迁,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重估:普通平民的精神生活价值、文化生产能力,其实是高于贵族、文人学者的!胡适所谓言语必须“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多少利用了平民主义话语来为白话文壮威。早年胡适总是不忘对平民大唱颂歌,“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5](P232)“五四”白话文革命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胡适等人对于现代国民的想象:人格独立的、有文化、富理性的公民。其中暗含着对现代民族个体的构想,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到后来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产生影响,新作家便更企图以人人都懂的白话文学来消融个体之间的隔阂,以创造人人平等独立的大同社会。自然,白话文话语权力的确认,只是带来了生命解放的部分可能性,因为一则生命解放是系统的、多方面的,不是单有语言、文学革命就能竟全功的;二则白话本身虽然具有重大的生命解放价值,但它也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它的词汇、实际的言语应用,同样是传统的结晶,也可能充斥着负面信息,并没有一种“纯洁的、正确的”的白话;三则“五四”时所谓的“平民”有很重的幻想色彩,白话文运动的主体和受众里实际上少有下层平民,而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参考文献[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2]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3]玄珠·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A]·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4]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5]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A]·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6]胡适·胡适文存三集·一[M]·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八大概念，和一条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学派同仁把这概括成为“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任何一种学派不是凭空想产生的，是沿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逐步发展形成的。继承，是汲取前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优秀成果；发展，是推陈出新，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创新，是提出新理论、新方法，解决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面临的新问题。继承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创新是目的，对于一个新兴学派来说，三者缺一环不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的。王希杰师从我国语言学宗师，南派开创人方光焘教授。学人们认为，王希杰的语言学理论是继承、接受经过方光焘改造后的德•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这话总的说来不错，但具体说到他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理论，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言语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就太简单化甚至是误解。我们知道，人称索绪尔语言学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因为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与传统语言学截然相左，为理论语言学的建立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是，索绪尔语言学说又存在诸多矛盾以致被人误解，引起后学者不同毁誉。方光焘毕生致力于索绪尔语言学说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改造和发展，推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促进汉语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2）对于王希杰“三一语言学思想，我已写了一篇《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3）拙文，现再作一些简要概括和补充，从而可以看清从索绪尔到方光焘再到王希杰的学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语言学论文集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