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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的时候就要选择导师。古文字学是中心招的，文字学是系里（殷寄明老师）招。复试没有明确的范围，主要是根据你的专业方向，由老师测试相关的专业知识。当然一般集中在文字学、上古语言方面。据个人所知，中心对学生基础知识和能力要求极高。如果报考古文字学的话，建议仔细读一下裘锡圭先生的书，陈剑、刘钊诸位先生的文章最好也看一些。另外多熟悉基本的出土文献材料。
这可以说是近期的一件大事了。如果辛追夫人的名字错了，应该读成“避”，其实就是一项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过去40多年的认识。从墓中随葬的印章、封泥、器皿上的铭文证实，在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苍”三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轪侯利苍。据史料推算：长沙相利苍于应于高后三年（公元前186年）卒。1号墓内陪葬物有一枚“妾辛追”的名章，墓主是利苍之妻；3号墓墓主遗骸为30多岁的男子，是利苍的儿子，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已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三个墓其实是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家族墓地。刘邦既要笼络长沙国，又要防止长沙国叛乱，便施谋略派利苍到长沙国监督吴芮，利苍被封相且封侯，因利苍的封地在轪县（今河南信阳地区），故称轪侯。利苍死后他的儿子利豨继任爵位（3号墓墓主即利仓的儿子）辛追之墓应是孝子利扶所修。史载：最后一代轪侯名为利扶，因其触犯汉朝法律，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轪侯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这次对避字和辛追之争，让我们看一下，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别避字的演化追字的各种写法，大家可以单单通过这追字和避字写法上来自己有一个看法现在对考古研究不是单一的对一点的研究，而是要系统的看，好比后母戊方鼎似的，也是被郭沫若定义为司母戊大方鼎的，后来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才重新调整为后母戊大方鼎同理今天就是辛追还是单字避的考究并不是单一的从一个字的考究的来了，而是系统的从当年的书写习惯，印章的磨损，以及其他文档的佐证来全方位的确定究竟是辛追还是避！
是奇才，大家不应该忽略他数10年来不断的钻研。
我认为这真的算是奇才，而且我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这是别人的努力所结的果。另外这样的精神才更值得我们学习。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原来有臧克和、刘志基、张再兴等本校学者，后来有吉大出身的董莲池、白于蓝（华南师大近年调入）、汤志彪等。有《中国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先生主持，培养鲁家亮、何有祖等，还有原北大李家浩先生弟子宋华强，吉大林沄先生弟子李天虹，黄锡全先生弟子刘国胜。近年以秦汉简帛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先秦古文字部分相对较少。经营简帛网，和《简帛》，也是出土文献一方重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先生带头，拥有岳麓秦简，秦汉简新兴研究单位，不过先秦古文字方面好像还不太强大。中山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与吉大一样历史悠久，积累比较深厚，容庚商承祚的学统。目前以陈伟武先生为首，有陈斯鹏、田炜、杨泽生等年轻新锐。古文字研究偏向于语言方面，老师不少能临池。
马王堆汉墓因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被列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如今我们可知，马王堆汉墓的主人是西汉开国功臣，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利苍的夫人及儿子。1972年，考古人员对马王堆汉墓进行挖掘后证实，马王堆一号墓主人是利苍之妻，二号墓主人是利苍，三号墓主人则是利苍之子。其中在挖掘一号墓时，从该墓中出土了一枚印章，经过专家考证，该印章上刻有“妾辛追”字样，于是利苍之妻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知晓，而“辛追”这个名字也一直被人们广泛认可。但是，近日，《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迟到的解读与颠覆》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写道：近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过对更清晰的文物相片的研究发现，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墓主的名字并非辛追。文字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证，认为一号墓墓主应该叫‘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如果按照这篇文章所说的话，我们曾读了四十多年的“辛追”是错的，利苍的妻子不叫辛追而是叫“避”，“辛追夫人”成了“避夫人”。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并没有被震惊到，因为像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还记得出土于殷商废墟的那尊青铜鼎吗？当初专家对鼎内所铸的三个字进行研究后得出“司母戊”三个字的结论，以致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尊鼎都被叫做“司母戊鼎”，但后来专家再次考证后得出这三个字应该是“后母戊”，所以被叫了七十多年的“司母戊鼎”正式改名成了“后母戊鼎”。在我看来，考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件件承载了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文物时，必须要秉持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研究曾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实真相，不容有丝毫的放松与懈怠，而这些文物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信息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后人研究古人难免会出现各种差错。但是真相一定会有重现之日，考古允许我们出错，但也强制我们必须承认错误，这是对历史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如果说“辛追”真的是“避”被误读后的结果，那么尽快的改正过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来看，“辛追”究竟是不是“避”的误读还是缺乏可靠的依据，起码目前我个人认为，将“辛追”强行解释为“避”的误读是不可取的，为何这么说呢？西汉立国之初，在书写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小篆与秦隶，但西汉后期，隶书得到极大发展，到了东汉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的书写字体。所以，如果“辛追”是“避”的话，那么当时从马王堆里出土的那枚印章应该是“避”的小篆体，即那么这枚印章上的“辛追”二字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来看通过两张照片的对比，乍一看确实很像，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面说过，考古是一件严谨的事情，不容有半点勉强或将就之意，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西汉时期的“避”字还有这种写法的话，那么“辛追”是“避”的误读就无从谈起。
1972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考古学者在湖南马王堆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墓，令考古专家感到十分惊喜的是，这座汉墓竟然没有丝毫被盗窃的迹象，因此在这座墓葬之中出土了很多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而更为关键的是，当考古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材时，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了，因为历经两千多年之后，马王堆墓主人的尸体依然保存完好，甚至面部表情都栩栩如生，这在中国墓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那么墓主人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在马王堆1号墓的出土文物之后，专家找到了一件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上面的三个字明确地写着“妾辛追”。但是40多年以来，学者们对这枚印章上字的含义争论不，因为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那就是以前对于这枚印章的解释是错误的，所谓“辛追”两个字应该合起来念做“避”，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中国古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字狱”案件频发，很多统治者能够捕风捉影，将几个字拼合起来从而为难那些饱读诗书的儒者。并且汉字的这些问题也让考古学家十分苦恼，比如说被郭沫若命名为“司母戊鼎”的国之重宝，经过后来学者的确切考证，它的名字实际上是“后母戊鼎”，那么马王堆的情况会不会也是如此呢?首先，这件“妾辛追”的印章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她的丈夫正是西汉初期长沙王丞相利苍，作为生前最受宠爱的小妾，她的墓葬规格之高令学者感到奇怪。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明确记载她的名字是“辛追夫人”，如今却有学者唱反调说应该是“避”夫人，理由是因为他们研究过中国古代“避”字的写法，按照古代写法来说，印章上的字从我们现代人的目光来开根本就是一个“避”字。那么马王堆的主人到底是“避”夫人还是“辛追”夫人呢?实际上，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只需要一点就能够推翻这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古代汉字都是从右往左书写的，如果古人真的想在印章上写下一个“避”字，是绝对不会用这么出格的方式在印章之上留下如此巨大的空隙的，我们仔细看辛追夫人的印章就会发现，那个“追”字的偏旁明显是在“辛”之上的，因此念“辛追”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这可以说是近期的一件大事了。如果辛追夫人的名字错了，应该读成“避”，其实就是一项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过去40多年的认识。从墓中随葬的印章、封泥、器皿上的铭文证实，在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苍”三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轪侯利苍。据史料推算：长沙相利苍于应于高后三年（公元前186年）卒。1号墓内陪葬物有一枚“妾辛追”的名章，墓主是利苍之妻；3号墓墓主遗骸为30多岁的男子，是利苍的儿子，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已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三个墓其实是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家族墓地。刘邦既要笼络长沙国，又要防止长沙国叛乱，便施谋略派利苍到长沙国监督吴芮，利苍被封相且封侯，因利苍的封地在轪县（今河南信阳地区），故称轪侯。利苍死后他的儿子利豨继任爵位（3号墓墓主即利仓的儿子）辛追之墓应是孝子利扶所修。史载：最后一代轪侯名为利扶，因其触犯汉朝法律，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轪侯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这次对避字和辛追之争，让我们看一下，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别避字的演化追字的各种写法，大家可以单单通过这追字和避字写法上来自己有一个看法现在对考古研究不是单一的对一点的研究，而是要系统的看，好比后母戊方鼎似的，也是被郭沫若定义为司母戊大方鼎的，后来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才重新调整为后母戊大方鼎同理今天就是辛追还是单字避的考究并不是单一的从一个字的考究的来了，而是系统的从当年的书写习惯，印章的磨损，以及其他文档的佐证来全方位的确定究竟是辛追还是避！
马王堆汉墓因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被列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如今我们可知，马王堆汉墓的主人是西汉开国功臣，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利苍的夫人及儿子。1972年，考古人员对马王堆汉墓进行挖掘后证实，马王堆一号墓主人是利苍之妻，二号墓主人是利苍，三号墓主人则是利苍之子。其中在挖掘一号墓时，从该墓中出土了一枚印章，经过专家考证，该印章上刻有“妾辛追”字样，于是利苍之妻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知晓，而“辛追”这个名字也一直被人们广泛认可。但是，近日，《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迟到的解读与颠覆》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写道：近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过对更清晰的文物相片的研究发现，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墓主的名字并非辛追。文字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证，认为一号墓墓主应该叫‘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如果按照这篇文章所说的话，我们曾读了四十多年的“辛追”是错的，利苍的妻子不叫辛追而是叫“避”，“辛追夫人”成了“避夫人”。其实咸鱼第一次看到这则消息后并没有被震惊到，因为像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还记得出土于殷商废墟的那尊青铜鼎吗？当初专家对鼎内所铸的三个字进行研究后得出“司母戊”三个字的结论，以致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尊鼎都被叫做“司母戊鼎”，但后来专家再次考证后得出这三个字应该是“后母戊”，所以被叫了七十多年的“司母戊鼎”正式改名成了“后母戊鼎”。在小编看来，考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件件承载了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文物时，必须要秉持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研究曾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实真相，不容有丝毫的放松与懈怠，而这些文物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信息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后人研究古人难免会出现各种差错。但是真相一定会有重现之日，考古允许我们出错，但也强制我们必须承认错误，这是对历史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如果说“辛追”真的是“避”被误读后的结果，那么尽快的改正过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来看，“辛追”究竟是不是“避”的误读还是缺乏可靠的依据，起码目前小编个人认为，将“辛追”强行解释为“避”的误读是不可取的，为何这么说呢？西汉立国之初，在书写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小篆与秦隶，但西汉后期，隶书得到极大发展，到了东汉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的书写字体。所以，如果“辛追”是“避”的话，那么当时从马王堆里出土的那枚印章应该是“避”的小篆体，即那么这枚印章上的“辛追”二字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来看通过两张照片的对比，乍一看确实很像，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面说过，考古是一件严谨的事情，不容有半点勉强或将就之意，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西汉时期的“避”字还有这种写法的话，那么“辛追”是“避”的误读就无从谈起。
本科读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心浮气躁，大学期间的甲骨文造诣并没有多大提升。
是个逗比
当然是奇才，虽然他是一个三轮车夫，但工作之余却一直在钻研着古文字。
195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从师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亦随其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裘锡圭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朱德熙教授影响下，对战国文字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开始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曾侯乙墓文字资料、江陵望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还有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等
是的。清华楚简是古书大发现。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一批走私到香港文物市场的珍贵竹简，依惯例命名为“清华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这样评价：“近年出土材料中，清华简最为重要，以后还能不能出这样的资料，还能不能出更重要的资料，这都很难说；清华简出来以前，谁也想不到有这么一批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竹简，2008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李学勤先生带领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十载光阴，倏忽而逝，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也在此期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11月17日，纪念清华简入藏暨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本刊简要梳理回顾围绕这批竹简而展开的工作，以纪念“清华简”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来一批珍贵的竹简。7月15日，一批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共计2500余枚，运抵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尽管此前已在香港见到过其中几枚，清华大学的专家们依然激动不已。在李均明老师带领下，文物保护专家马上对竹简进行抢救性保护，用了三个月时间，首先对2500余枚竹简逐枚进行清洗、杀菌。根据竹简形制和字体特征，初步判定为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与以往发现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近似。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即被埋藏地下的竹书，逃过了“焚书坑儒”，也逃过了秦汉战火。因此，清华简就其内容而言，大多为古书佚籍，这就意味着，清华简为了解、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新增加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抢救保护清理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当年8月，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10月14日，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等单位的11位相关专家对这批竹简作了全面鉴定。出具的《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鉴定意见》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