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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vol57〕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3]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4]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
学校位于成都温江区，现在已经是二本大学（貌似是12年才升的），第一批设有六个二本专业，其余基本都是一专，条件要求不大，学校总体还是不错的，学校卫生是很好的，图书馆在川内算是非常好的！成都师范学院是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院校，前身为创建于1955年的四川教育学院，学校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腹地成都市。2012年3月，经教育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四川教育学院改建更名为成都师范学院，正式由一所成人本科师范院校改制为普通本科师范院校。2012年6月16日，成都师范学院正式揭牌。截至2012年，学院有温江、人南、白果林三个校区[1] ，温江是主校区，设有中文、史地与旅游、政教、外语、初等教育、学前教育、汽车工程、传媒艺术等19个系，有固定的校外教师教育实习基地200多所，校内外机械、建筑、物流、汽车、旅游、动科研建设截至2012年，学院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省科技厅规划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16项;公开发表科研成果1426项，其中专著、教材189部，SCI、EI收录论文73篇，核心期刊论文222篇。37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5]科研机构校内研究机构：教师教育研究所、四川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农村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所、职业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所、四川中小学教师师德研究中心、四川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省级研究机构：四川省心理学会、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国际研究机构：东南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5-7]学术资源馆藏资源截至2013年，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馆藏纸质图书128多万册，各类报刊2200余种，电子文献2TB。[6] 该馆已与国家科技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四川大学图书馆等签订馆际互借的协议，可通过原文传送、代查代检的手段帮助读者获取资源。[8]学院学报《成都师范学院学报》是四川省教育厅主管，成都师范学院主办的省级公开学术月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和《中国数字化期刊群》(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大型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学术交流对外交流合作学校对外合作交流，先后与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1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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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去这个学校很烂
普通期刊。学报无特色栏目。发表论文起点低，要求硕士及以上。收费对外400版面费一篇，特约稿除外。学报整体格式规范，版面设计适中。
四川大学学报由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和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组成。《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学校之一——四川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医药学学术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双月刊、大16开本。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是由四川大学主办的工程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其前身为《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957年创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被认定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的核心期刊；并被多家国内外权威检索系统和数据库收录和引用，如美国《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剑桥科学文摘(CSA)》，俄罗斯《文摘杂志(AJ)》等；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反映本校的两个文明建设，刊发学术文章，反映科研成果，指导教学实践，交流科教学术信息，促进科教学术的繁荣发展。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奖 四川省优秀期刊奖 《CAJ－CD规范》执行优秀奖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索引核心期刊 CSSCI中文社科索引来源期刊 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国家教育部主管, 四川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 国内外公开发行在国内, 已被《中国数学文摘》,《中国物理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中国生物文摘》和《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等长期列为指定的收录对象;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从创刊起就将本学报列为自然科学综合类及数学类的源刊之一, 并一直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在国外, 本学报被美国《数学评论》,《最新数学出版物》及《化学文摘》, 德国的《数学文摘》和俄《文摘杂志》等收录和评论 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自然博物馆, 康乃尔大学, 英国大英图书馆, 英国大英科技图书馆, 日本名古屋大学,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等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和大学列为馆藏期刊《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学校之一——四川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医药学学术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双月刊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是中国科学技术核心期刊之一，也是我国医学学报中最早取得ISSN和CODEN号的期刊之一，自1981年起，相继被国外著名的生物医学文摘及检索系统作为收录刊源之一，其中有美国《医学索引》（IM/Medline）、《生物学文摘》（BA）、《化学文摘》（CA）、荷兰《医学文摘》（EM）、俄罗斯《文摘杂志》（AJ）等，并被中国医学文摘中的多数分册以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开展国内外医学学术交流、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享有一定的声誉。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投稿不容易被收。多从自身找问题，还有就是期刊本身风格特征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是系统投稿，但因为地处蜀地，他们收稿很多具有地方特色，所以很多稿子大家可能写得还不错，但不符合该刊物风格，所以未予采用！《成都师范学院学报》创刊于1985年，是成都师范学院主办的学术月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数字化期刊群”“维普资讯”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以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获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扩展期刊、RCCSE中国准核心学术期刊（B+）、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全国教育院校名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等荣誉。本刊主要聚焦教育学科领域具有原创性、前沿性、学术性和探索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来稿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稿件字数须在8万字以上。本刊2022年重点选题包括：“双一流”建设与高教改革研究、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研究、新发展格局下的各类教育研究、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双减”背景下的基础教育研究、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研究、教育心理学研究、“五育并举”、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相关选题的研究。
荣誉奖励（1) 工作获奖1975年 参加实战演习训练荣立个人三等一次1976年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78年 评为三台县民兵先进个人1981年 川北教育学院评为优秀党员2011年 西南交通大学优秀党员2011年 西南交通大艺术与传播学院优秀党员1992年 获四川大学优秀博士生及光华奖学金一等奖1993年 评为四川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获光华奖学金二等奖2010年 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2012年 获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 科研获奖1986年 《郝疏尔雅及声训初探》获西南师大研究生优秀论文三等奖1990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通假字分析》获楚雄师专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2年 《银雀山汉墓竹孙膑兵法用韵研究》四川大学优秀研究生学术论文一等奖1995年 《论政府公共关系》获四川省政治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1995年 《扬雄方言中的东齐考辨》获中国文化语言学会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1995年 《电影与人生》获四川省电影评论学会二等奖1996年 《图书市场调查初探》获四川省新闻出版科研三等奖1998年 《版权三论》四川省版权局优秀论文奖1999年 《选题二谈》获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科研一等奖1999年 《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四川省最佳图书奖2000年 《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年 《推十书·已刊稿》 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2年 《出版通论》 西南交大第七届优秀本科教材三等奖2012年《考据学论稿》 四川省政府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编辑工作获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三国志校笺》（策划组稿）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三国志校笺》（策划组稿）全国版权贸易优秀成果奖《传统文化与经营哲学》（组稿、责编）四川省最佳图书《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作者、组稿）四川省政府社科奖二等奖《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史》（组稿）《中国教育史要略》(责编)四川省政府社科奖三等奖《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作者、组稿）《中论校注》（责编）《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制度研究》（组稿）《道教斋醮符咒仪式》（组稿）《楚辞文化研究》（组稿）省优秀图书奖：《宋词精华》（责编）《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责编）《文化视野中的诗歌》（组稿、责编）《贾岛诗集笺注》（组稿）《三国志校笺》（组稿）《甲骨文动词语法研究》（组稿）优秀川版书《怎样做个好公民》（组稿）《文化力论》（组稿）科学研究1、主持科研项目(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上古蜀语考论(2)主持全国高校古委项目：华阳国志系年考校(3)主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国考据学研究(4)主持教育部、四川省共建重点科研基地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华阳国志系年考校(5)主持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郭沫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郭沫若文字学方法论稿 主持（已结）(6)主持四川省文化厅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文官管理研究(7)主持西南交大研究生创新教材项目：中国语言学史(8)主持西南交大本科教材编写项目：古代汉语2、参加科研项目（1）主研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四川民族文学的传播模式研究（2）主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 （已结）（3）主研教育部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 （已结）（4）主研四川省重大委托项目：四川文化产业走廊论证报告论文成果一 论文（一）CSSCI来源、中文核心及重要学术期刊1、《周礼·考工记》齐语拾补——《考工记》为齐人所作再证 古汉语研究 42、“东夷非夷新诂”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论文集 53、黄色·黄帝崇拜与道教起源 宗教学研究 1-24、汉代的图书和图书馆 文史知识 125、目录学史二题 四川图书馆学报 36、扬雄《方言》中的“东齐”考辨 四川大学学报 37、章太炎的语言学和佛学(香港) 《中国语文通讯》 78、《管子》诸家韵读献疑 管子学刊 29、古合韵评议 汉语史研究集刊 710、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补订 汉语史研究集刊 111、“齐东野人”之语 文史知识 12、千种典籍惠学林 出版发行研究 813、高扬学术出版大旗 人民日报（海外版） 414、选题策划已进入定位 出版发行研究 315、从信息到选题到资本的飞跃 编辑之友 316、版权的贸易属性探论 中国版权 317、《周易参同契》作者新证(一) 周易研究 118、《周易参同契》作者新证（二） 周易研究 219、东夷非夷证诂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720、赵振铎先生辞书学思想述学 汉语史研究集刊 1021、周易参同契作者地望的文献学初探 宗教学研究 122、“蜀语”名义阐微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23、开辟比较宗教学的新视野 宗教学研究 124、天才学者刘咸炘易学初解 周易研究 225、黄侃方言学思想表微 汉语史研究集刊 626、辞书之钤键在大众化精品 辞书研究 227、中上蜀语研究三题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628、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思考 光明日报 1129、中国语言学·文献方言学的研究与思考 商务印书馆 830、中国音韵学·郝疏尔雅转语研究述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 631、二重证据法不始于王国维论 台湾《经学研究集刊》第9辑 1032、大众化精品辞编纂出版简论，《中华字典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3、考据学：辞书编纂的津梁，《中华字典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4、“蜀左言”新解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435、“《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商兑” 台湾大学经学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3（二） 学术论文（普通期刊）A文献与语言研究1、郝疏《尔雅》及其声训初探 楚雄师专学报 32、“远”非“还”之讹(二则)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13、《六书音韵表·四》合韵字研究 楚雄师院学报 24、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通假字分析 楚雄师院学报 35、试论章太炎的右文观 楚雄师院学报 16、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上） 楚雄师院学报 27、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中） 楚雄师院学报 48、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下） 楚雄师院学报 19、汉民族文化学的滥觞 楚雄社科论坛 210、古汉语中的“以为” 语文教学阵地 411、“救时宰相”杨廷和 巴蜀史志 312、章太炎“假借引申说”述略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313、嘉惠后学的好书：评《音韵学纲要》 太行学刊 314、临沂汉简《孙膑兵法》韵例 曲靖师院学报 415、《研究生论丛·临沂汉简<孙膑兵法>用韵研究》川大出版社 316、先哲精神·章太炎的转注理论述评 杭州出版社 1217、读《先秦两汉医学用语》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018、小话古籍出版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219、一部特色鲜明的地方信史 巴蜀史志 120、开拓汉语史研究新领域的力作 新书报 321、眠眩同源词谱 楚雄师院学报 522、古籍出版：机遇大于挑战 新书报 2023、《中国图书年鉴（1997） 名家名著导读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 124、《中国图书年鉴（1999） 汉语史研究集刊（1）》湖北人民出版社 125、《中国图书年鉴（2001） 汉语史研究集刊（2）》湖北人民出版社 1026、近十年四川方言市县话研究综述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727、近十年四川方言研究综述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828、近十年四川方言专书专著研究综述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1029、中上古时期蜀语文献资料综述 文史杂志 530、蜀茶与古蜀语 文史杂志 631、再说蜀茶与古蜀语 文史杂志 232、《推十书导读·刘咸炘论辨伪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33、赵少咸和他的《广韵疏证》 中华书局《书品》 134、“和谐”释义考源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43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方言偏误及预应理论试说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736、赵少咸《广韵疏证》简介 台湾《声韵学会通讯》20辑 637、中上古蜀语诸家论述纂要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38、活字典笺译《论语》：博而返约 中华书局《书品》 439、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版本考据学条例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10B传播学研究1、当代公关的大趋势1、―中国公共关系的文化透视（上） 四川财贸经济 42、―中国公共关系的文化透视（中） 四川财贸经济 53、―中国公共关系的文化透视（下） 四川财贸经济 64、谈天说地话广告：广告特点面面观 四川财贸经济 85、广告的形形色色 厂长经理日报 236、一条短新闻的价值 厂长经理日报 7、“鸽子事件”与制造新闻 厂长经理日报 158、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 厂长经理日报 189、拒绝欺：公关广告的制作要求 四川财贸经济 1110、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公关广告的策略 四川财贸经济 1211、广告的形形色色：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 四川财贸经济 912、CI策划与公关策划形相似，实不同 四川财贸经济 413、茶+酒=广告人 广告大观(综合版) 114、人品与文品 蜀报 3115、四川省出版科研论文选·图书市场调查初探 四川民族出版社 816、版权三论 新书报 817、论政府公共关系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18、策划不能没有是非 市场与消费报 2119、策划不能愚弄公众 市场与消费报 2820、策划不能离开国情 市场与消费报 421、策划不能鼠目寸光 市场与消费报 1122、不说话的黛安娜王妃 市场与消费报 1323、四川省出版科研论文选?选题二谈 四川教育出版社 1024、出版人语 出版参考 325、礼仪文化教育中应重视的两个领域 教育改革与发展文论 826、学术出版简论 楚雄师院学报 1127、大学写作与中学作文之比较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528、策划编辑简论 楚雄师院学报 1129、学书谫话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2三、著作：出版著作22部,其中独著、主编11部,参编11部1、《先秦两汉齐语研究》（独著） 巴蜀书社 82、《白居易诗选注》（独著） 巴蜀书社 73、《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独著） 巴蜀书社 44、《周易集解》（整理，第二） 巴蜀书社 55、《经史百家思辨小品感悟》（第一） 巴蜀书社 16、《古代汉语读本》（第一） 巴蜀书社 17、《华阳国志译注》（第一） 四川大学出版社 58、《出版通论》（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49、《推十书·已刊稿》 （主编）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110、《道教征略》（第二）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311、《考据学论稿》（独著） 巴蜀书社 612、《济公全传》（整理，第一） 巴蜀书社 513、《公共关系实务》（主编，第一）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214、《古汉语精要》上、下册(合作) 云南大学出版社 315、《世界文学发展纲要》(合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916、《世界文学作品选》(合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917、《经纪人策略方法与技巧》(合作) 四川大学出版社 718、《现代公共关系学》(合作) 中国商业出版社 1219、《骈文精华》（合作） 巴蜀书社 1020、《张献忠剿四川实录》（整理，合作） 巴蜀书社 421、《中国野史集粹》（整理，合作） 巴蜀书社 622、《说唐全传》（整理，合作） 巴蜀书社 6主持出版项目 类 别 名 称 个人作用全国古籍规划办资助项目 三国志校笺 策划组稿全国古籍规划办资助项目 贾岛诗集笺注 策划组稿全国古籍规划办资助项目 广韵疏证 全国古籍规划办 策划组稿全国古籍规划办资助项目 蕙风词话·蕙风词笺证 策划组稿全国古籍规划办资助项目 樊川文集 策划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