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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和满腔热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就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大地风雨如磐，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奏响起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7日，就迅速得到江西的声援，先从九江开始，5月12日蔓延至省会南昌，进而遍及全省专区城市，并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1927年后，江西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中心地区，也是一大批平均年龄才20几岁的青年革命志士实现强国理想的伟大试验场，崎岖的 井冈山路，终于走出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瑞金苏维埃政权的幼苗，终于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参天大树。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指引下，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我们当代青年来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优势，大力弘扬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冲破一切束缚思想的牢笼，努力走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传播的伟大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迈向了更大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 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正信仰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牢固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在举办北 京奥运会、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年青一代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证明，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实现富民兴赣的历史重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准确把握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继承光荣传统，展望美好前景，加速江西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向全省青年提几点希望。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理想，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古往今来，凡有作为者，无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一生之中。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引领革命航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也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五四时期的 刘和珍，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赵醒侬；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到江西工人运动的先驱陈赞贤，还有在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赣东北根据地、赣南苏区，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青年英烈，他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全省广大青年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高识别能力，善于明辨是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切实做到把个人命运同党、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要勤奋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19世纪初，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20世纪初，这一速度变成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60年代，知识翻番的周期是8年，70年代减少为6年，80年代缩短为3年，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1年就翻一番。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本科生毕业两年内，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个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这就使得广大青年学习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广大青年要继承五四青年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精神和品质，把学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和第一任务，内化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毕生追求，以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劲头，努力做到率先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既要钻研专业知识，提高岗位技能，又要开阔视野思路，优化知 识结构，不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学习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金融等各种知识；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既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又要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未来属于青年，更属于有知识的青年。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置身其中的每一个青年人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网络、平台、数字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截至2009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16亿人，较去年年底又增加了1620万人，普及率达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7亿，比去年增长了3倍。特别是随着3G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状、立体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将给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具有很强的聚集、“放大”效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去年6月2日我与网民互动交流活动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整个“问计”活动得到了包括大学生朋友在内的许多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建言2万条，网络跟帖6万多条。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努力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手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之才、栋梁之才。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勇于和善于创新，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业绩。牛顿23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迈尔28岁时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贝尔28岁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电话机，爱迪生32岁时发明了电灯，莱特兄弟32岁时发明了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诺贝尔27岁时发明了炸药，比尔•盖茨20岁时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国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一线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挑起了大梁。我省的江铃汽车集团袁政海班组平均年龄也只在35岁以下，短短几年间,共48人 次分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广大青年一定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充分激发自身蕴藏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勇于破除一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努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投身创新实践，为实施科教兴赣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青年时期是人生创业的大好时光，也是最易出创业成果的时期。近几年省里出台了许多政策推动全民创业，一大批有为青年抓住机遇艰苦创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年仅34岁的彭小峰，最初学习国际贸易专业，2003年才接触光伏产业，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仅用6年时间，他所创立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就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光伏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他本人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绿色百富榜。前不久省里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报告活动，其中有许多青年的创业事迹值得大家学习。当今时代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崭新舞 台，拓展了广阔空间。广大青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磨练才能，勇于创业，创成大业。只有每个青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涌流、活力迸发，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时期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是引领社会风尚之先的积极力量。青年时期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身的成长将会产生深远的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品德的养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家的孔孟学说为基础，主张“仁德”修养，提倡仁爱、明礼、守信、和义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古代的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知识教育。《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礼记》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启蒙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党中央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于素质教育之中，作出了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一部分青年道德缺失，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青年不讲文明礼仪，甚至把放肆当作潇洒、把粗俗当高雅、把随便当随和；有的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甚至坑蒙拐；有的青年不敬老、不孝亲，甚至虐待老人，等等。青年中存在的这些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青年的道德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我们广大青年继承五四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我省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江西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江西又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广大青年去传承、去弘扬，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全省广大青年，要带头倡导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奉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努力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成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中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树立新一代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形象。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的辉煌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先辈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漫长岁月里，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从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途中的吃草根、煮皮带；从抗日战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边打仗边垦荒种地，到抗美援朝一把炒面一把雪，以及到和平年代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宝贵的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造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西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不愿过艰苦奋斗的生活。有的青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贪图安逸、厌恶劳动；有的讲究排场,互相攀比,吃要美味,穿要名牌,玩要高档；有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暴殄天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仍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没有任何 理由高消费，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比阔气，更没有任何理由奢侈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越是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是一所大学校。艰苦可以磨练意志，艰苦可以陶冶情操，艰苦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司马迁在其《自序传》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伟大的人物与作品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作者在经历巨大挫折与磨难之后，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奋斗是实现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广大青年要深刻认识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省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做到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忘我奉献，始终走在江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畏惧，在挫折面前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和矛盾当作挑战自我的机会，不断增强奋起直追、赶超一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开辟崭新的天地。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广大青年更要知难而进，自立自强，脚踏实地，主动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省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勇挑重担、奋发有为，用奋斗创造永恒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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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 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 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 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 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 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 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 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 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 (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 (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 (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 (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共识。 (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你准备给我加多少分啊
中西医根本不能结合，至于我们现在发展的中西医结合，也只不过是中西药的结合，两个理论体系是很难融合的，但是中西药却大有互资互助的趋势，很有好苗头
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给结核病患者提供的免费抗结核药品是6—8个月的化疗药物，但是有90%的患者是不能治愈的，只有10%的人能够达到病情痊愈的目的。因为这个项目是日本提供的，而他们项目的目的是控制结核病，只是要把传染性结核病控制在非传染期就可以，也就是说痰涂片涂阳的肺结核病人转阴了就算达到目的。但现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结核病患者大多数在农村，在我国的最基层，在老少边穷地区，农民一旦患了结核病以后只能依靠政府的免费药物，但是现在免费的药品只有6—8个月，而且输液和一些抵抗结核病化疗药物副作用的药物还需要自己购买，有一大部分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民在吃完免费药物后，身体自觉良好，以为痊愈。其实，最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部分患者因为病情只是暂时得到控制，而没有痊愈，身体内的结核菌还没有被完全杀死，在半年至2年的时间后他们的病情复发了，现在他们身体内的结核病菌已经具有一定的耐药性了。在农村卫生条件十分不好，农民自身健康知识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患结核病的几率远远大于城市，一旦被这样的复发患者传染后，新发的结核病患者虽然是新发病的，但是身体内的结核病菌已经具有耐药性，而在结核病防治机构治疗的时候属于新发患者，只能得到6个月的免费化疗药物，治疗效果肯定是十分差的。如果这些患者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他们会重复我上面说的事情，耐药患者传染给身边的家人、亲属、邻居、朋友，而他们又会继续传染给身边的人，最可怕的是被他们传染的患者都属于耐药性结核病患者，是极难治愈的。所以，在农村现在结核病疫情十分严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十分严重，越有病，家庭越困难，越困难，越容易患病，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补充：我说的这个是我国现在结核病疫情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但是你要写论文是不能这样写的，因为这些是上不得台面的。有帮助请给予最佳答案！
好的，，给你，，，，，，，，，快速。，，。。，。，。。
年轻人现在呈发病高峰
又一不学者
1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和内容体系1我国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2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3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体系3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原则4土地利用规划可行性论证5土地利用规划管理6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土地质量评价7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这里有一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中的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建议》，你可参考一下。_htm
毕业论文的论文题目，一般都是学校规定好了的吧！
石油科研----》石油技术---》支撑油田开发----》卖出原油产生效益----》科研分成---》科研机构产生效益----》投资科研发展----》一流工程技术研究院这就是我的论文思路企业目标：一流工程技术研究院企业定位：服务石油开发企业创收工程院是石油开发的技术支撑工程院要发展，必须用技术推广去创收技术要能推广出去，必须站在石油生产前面，满足生产需要，不能脱离油田开发的需要技术好不好，主要在于用户要不要用户要不要，关键在于技术是否多产油，提高了采收率油田内部开发市场，是根本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油田不出油，油田就跨了油田要存在，只有用新技术进行勘探，寻找新的石油资源但工程院自身是一个法人，追求利润是本质所以油田外部市场不能放弃，必须参与国际化竞争我正在看中国石油报作为科研企业，参与竞争，首先是技术水平，其次是技术管理，然后是技术人才外部创收挣钱，不但可以投资进行技术研究，改善科研环境，而且为石油资源勘探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撑所以，科研单位的市场：就是油田内外勘探开发市场，但以内部市场为主导
石油工程可以写的题目很多啊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进入能源资源消费的高增长期。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一）国内供求矛盾日益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原油消费年均增加77%,2004年石油消耗增长7%，石油消费量达到92亿t，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67%。2004年国内生产原油只有75亿t，目前，年产油在8亿t，到2020年最多能达到0亿t。预计201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将分别达到5亿t和2 000亿m3左右，而国内油气产量预计只有2亿t和1 200亿m3左右。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由1996年的2 622万t增加到2002年的6 941万t,2003年我国原油净进口超过9 112万t。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石油净进口量增加了7倍，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30%。保守估计，在2010年和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原油大致为5亿t和0亿t。（二）原油供给受制于人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取决于原油进口来源地的政治经济稳定和进口海上通道的安全，这两方面的现状让中国石油安全问题受到挑战。目前，中国90%以上进口的石油需要从海上船运，其中90%的海上船运由外轮承担。中石油、中石化、中石化龙禹公司三大石油公司的油运业务，大多是从国际油轮联营体、环球航运、韩国现代等海外油轮公司租船承运。这使得中国的原油运输受制于人，一旦遇到战争、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从目前中国同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美、俄、日等国在能源领域已对中国构成了较大牵制，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环境并不十分理想。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我国目前人口现状就是老龄化在逐渐严重，出生率逐渐降低，估计在20年后人口会出现负增长，那个时候老龄化会达到一个顶峰。
现状：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地区多，山地、高原地区少；农业地区多，林牧业地区少；沿江、临海公路，铁路沿线地区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人口分布这种不平衡状况，是旧中国多年来生产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的产物。1、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2、全国人口在省、区的分布，其所占的比例和密度差异很大。影响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人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于农业生产活动，东部地区的湿润区域及平原、盆地与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最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而集聚和分布了较多的人口。反之，在自然条件较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人口分布稀疏得多。 趋势：会越来越像城市，大城市集中，以及东部地区，或者说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集中 但是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空间和品质的要求，城市交通的方便快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往乡村扩散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