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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送你句话,要做事 先学会做人!我和你一样也是学计软的,大学毕业后发现这行并不吃香或者说有太多的人比我们更加优秀 这是正常的 但是兄弟别气馁转眼看看别的行业有没有适合你的或者自己再增加点知识像你现在的处境是最痛苦的,我可以体谅你,但你必须自强!
我25岁了，其实按现在的情况来说就别找专业对口了，什么都可以干，只要能够学习人际交往。如果还有上进的心态，就拿回课本多学习，来年成考个本什么的。我高中毕业，现在也在学，从最基础的开始。 朋友，第一步都很难，如果你迈过去了后边就容易得多~
是你给自己定的起点太高了,不如给自己的起点定的低一点然后在工作中慢慢的培养起来,比如你可以从电脑销售的工作做起!!
SSN: 2789-5521(print)《教育研究前沿进展》（英文刊名：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Progress, JERP）为双清学术出版社(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出版的一本学术期刊，接收主要是和教育、教学（理论、方法等）等相关的文章，本刊对文章形式不限，无论是实证、综述等均可。本期刊征稿范围包括：教育理论前沿、教材教法、教学经验、教育案例、教学设计、教学管理、考试评价、大学论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幼教教育、教育经济等相关研究等。期刊现面向教育学者，在读研究生，各界教育工作者，老师，专家学者，还有博导，硕导等教育导师，课程研究者，课题研究者，教育科研学者等征稿。对于本刊认为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期刊会提供多轮修改机会，直到修改为可发表程度。支持在线投稿和邮箱投稿。百度搜索： 《教育研究前沿进展》中英文双版本期刊征稿了，就可以看到投稿方式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 维普网、万方数据库、知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新视角、党建文化、文化传媒与教育、科技信息文化、文化产业与法、区域文化纵览、企业经营与管理、工程建设、金融与财经、综合论坛等栏目。国家对于国家级和省级 是没有严格规定的，一般认为是省级期刊！我是杂志社的编辑，
我的答案是 思想决定 文化决定
朋友你好，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投稿更有针对性，命中率会更高一些。这就关系到，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写的稿件是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如果说投稿的话，最好投当地的报刊、网络或者是你从事的职业报刊发表，要投哪个媒体首先要研究哪个媒体，看它需要什么内容、什么体裁、什么格式的稿件，“对症下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具体情况（干什么工作，哪里的，写的小说的大致内容等），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1993年开始在部队时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的，到目前，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法制文萃》《半月谈》《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转业军官》《中国人事》《道路交通管理》等报刊发表的大约5000篇左右吧，有40多篇获奖。另外：投稿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投对报刊媒体，这两点非常重要。祝你成功！
不太清楚，没听过
《文化产业导刊》创刊于2010年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承办，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大社科名校联袂打造的我国第一家服务于文化产业的行业杂志。《文化产业导刊》是一本以传播政策、指导发展、引导投资为主要手段来服务文化产业的行业杂志。《文化产业导刊》秉持权威性，前沿性，学术性，实证性的宗旨，及时传递和权威解读党和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详细介绍国内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科学评价各类文化产业项目和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全面反映国际文化产业发展动向，它关注创新举措，直面核心问题，倡导学术争鸣。 《文化产业导刊》读者定位：各级党和政府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文化产业各领域高层管理者以及有志于文化产业投资的各类投资家和专业人士。 《文化产业导刊》以传导政策、指导发展、引导投资为传播宗旨，主要研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产业组织、企业行为、市场绩效、盈利模式、管理经营等文化产业领域热点问题。 《文化产业导刊》致力于及时传递和解读国家文化产业相关政策，介绍国内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科学评价各类文化产业项目和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全面反映文化产业发展动向。 《文化产业导刊》为国际流行的大16开本，每月10日出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7534；国内统一刊号：CN11-5860/F。 编辑部：010—88598407 发行部：010—88598949 51986161 编辑部：010—88598407 办公室：010—51980789 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1月，是中国政法大学从事传媒经济与文化产业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的宗旨是，秉持全心全意探求科学真知的精神，组织和协调校内外力量，推动传媒经济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并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提供科研和实习基地；面向政府，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各界，开展研究工作，提供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研究中心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实践第一性的原则，鼓励开展原创性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尊重任何人的学术观点并给予其发表的机会。 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综合传媒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在以下三个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1、开展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及应用性研究； 2、开展在文化产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基础性及应用性研究； 3、开展文化与传播领域的制度、法规和产业政策、行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为党和政府制度政策提供依据。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3万场；国内观众达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47万个，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继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明确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当今时代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依靠政府主导、政府补贴的传统“文化交流”模式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化出口的意义变得更为重要。 发达国家在依靠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早在“一战”期间，美国便极力推动本国电影占领世界电影市场；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在《关于文化外交的新构想》中，明确提出“动漫外交”战略；2006年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的是“韩流”产品世界化问题。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流”电视剧等等，都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依靠的恰恰是文化出口的方式，它们能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其中当然有着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强大竞争力。 第二，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在一国文化影响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吉布森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文化生产在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就业、投资、产业集结等方面，大都市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首都城市远远高于非首都的其他都市。在美国，50％以上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集中在人口100万以上的都市里，更严格地说，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中心：纽约和洛杉矶。1998年，悉尼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0％以上，而悉尼文化产业的产值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2%。 从就业方面看，伦敦占整个英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9％ 。瑞典的文化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国职位总数的9％）大多集中在斯德格尔摩 。在日本，东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占日本文化产业就业总数的16％。进入21 世纪以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是呈现出跨国资本运作、产业结构高度提升、产业分布组群化态势，在一些国际性的大都市周边产生出带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未来的工作重点。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812亿元，占GDP比重3％，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首都城市，北京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正确选择。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会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北京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明显 （一）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800 多年建都史、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丰富的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更有京剧、曲艺、美术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北京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有了可供挖掘的历史文化金矿。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北京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处，并在这种多元交汇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北京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数字等高科技文化，有全国最大规模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市场，更有全国最高水平的文体演出盛事。 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北京诸多文化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音像制品占1/3，期刊占1/4，报纸占1/5，电视剧出品（部）集数和电影产量占全国1/3 以上。在出口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规模也日益扩大，尤其是软件、图书、影视等行业的产品出口量居全国前列。2001年北京文化产品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2004年约占40%，年增幅20%以上。2006年北京实现海关软件出口56亿美元，占全国海关软件出口的1/3。 （二）创新能力全国领先 创新能力是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不仅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方面也都位居全国前列。在专利授权量方面，2000年北京的专利授权量为5905件，2006年为11238件，增长了2%，其中发明专利2000年为1074件，2006年为3864件，增长了8%；在科技奖项获得方面，2005年，北京地区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5项（通用项目），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总数247项（通用项目）的4%。 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在R&D投入上，2005年，北京科研机构共获得科技活动经费735亿元，占全国科技经费的14%，高居全国各地区之首。另外，北京的R&D投入逐年递增， 2006年达到8%，超出了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科研项目上，北京地区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各项研究项目排名和经费使用均为全国第一。2004年承担的基础研究计划158项，占全国的7%，使用经费8亿元，占全国的1%；承担的863计划1227项，占全国的 1%，使用经费9亿元，占全国的0%；承担攻关计划716项，占全国的1%，使用经费0亿元，占全国的4%；承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76项，占全国的12%，使用经费1亿元，占全国的4%。总之，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强大，在全国的优势十分明显。 （三）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创意资源丰富, 聚集了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文化名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大量创意人才。全国有400多个科技信息类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拥有独立信息机构50多个，占全国的7%。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北京地区拥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机构350所，有科研活动的单位数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有254家。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资源占全国总科技人力资源的24%，其中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人员数量高居全国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北京每10万人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两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拥有全国1/3的研究生院、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北京培养的博士后占全国的1/3。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为北京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四）首都优势 北京作为首都，意味着被赋予了一个代表中国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给北京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首都优势是北京所特有的财富，是国内任何城市不可比拟、无法相争的无形资产。首先，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注意力”资源，这种“注意力”资源在当代社会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资产。其次，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庞大的各种消费人流，其中，国内外高端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庞大的高端人员流动数量，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再次，首都优势为北京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契机。如北京近年来兴起的会展业、总部经济，包括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带来的奥运经济，主要是靠首都优势实现的。 （五）文化创意机构数量众多，文化创意集聚区初具规模 《北京蓝皮书》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在全国573 家出版社中，有237 家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36%，而从出版量、种类上，北京市的图书出版业所占比例将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提高。由于北京拥有全国最集中的作者资源、媒体宣传资源和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发行集团都纷纷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贝贝特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北京发行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世纪文景图书公司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此外，相当一批外地的民营图书公司，也将企业总部迁往北京或在北京开展业务，如山东世纪天鸿、广东天时音像、福建厦门光合作用书房，以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文化工作室等。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海淀园的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石景山数字娱乐产业基地、雍和文化园、电子城798 文化基地、北京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等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另外，东城区文化产业园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朝阳公园文化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六）奥运机遇 加拿大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奥运会已经远远不只是（像始创时那样）关乎运动技能，至少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它已经变成了一桩大买卖。奥运会不仅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主办城市，而且正如所期盼的那样，在当地零售商、旅店以及其他服务者的口袋里留下了上亿的美钞。”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不仅能够为北京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有长远的后续影响。奥运会使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北京，为展示北京传统和东方文化神韵，扩大国际交流，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国际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不足与隐忧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战略定位有待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以世界大都市作为参照与直接竞争对象。因此，面向全球的、整体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战略布局非常重要。目前，北京市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定位尚不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区域、全球应处于何种位置？面对伦敦、纽约、东京等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应采取何种战略步骤以应对其竞争？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等等，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步骤。 （二）文化创意产业主体实力较弱，国际竞争力不足 企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推广者，也是文化市场的开拓者，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和跨国经营的承担者。没有名牌的企业就不可能打开国际文化贸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国际文化的竞争力。竞争，实际上是企业实力和创造力的一种较量，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创意企业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唯有下工夫培育一批文化的名牌企业，才能担当起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的重任。目前，北京的部分文化创意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作为比照对象，这些企业无论在规模、效益还是品牌方面，都难以与之直接竞争。 （三）配套服务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将眼光放在国内市场，原因有三：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市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仅面向国内市场便可获得足够利润；第二，由于文化历史悠久和前期市场培育不足的原因，我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往往遭受较大的文化折扣，文化企业采取外向型发展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第三，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外向型文化出口企业至今仍难以形成规模，难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是文化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这些企业在北京市场也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有很多企业迫切需要立足北京、面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使得它们在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资源、渠道、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三、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一）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 全球化时代，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营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视。“城市营销”概念来源于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概念。科特勒认为，国家其实是由消费者、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实际行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国家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由国家营销概念衍生而来的城市营销也力求将城市视为一个企业，将城市各种资源、产品和城市整体形象以现代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推广。 城市营销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包括城市资源、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投资环境乃至城市形象的全方位的营销。城市营销有三种主要的营销方式：一是“景点”营销，二是“项目”营销，三是系统整体营销。无论“景点”还是“项目”，都是静态的、局部的城市营销方式，只有系统整体营销才能真正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和特征。 当今时代，在城市系统整体营销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至关重要的产业型态。第二，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体现城市风貌和城市精神。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可以形成相关产业链，从而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营销。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对良好创意的孵化作用，也会为城市营销方式的更新产生推动。 目前，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将其与城市营销的整体进行整合。我们认为，在政策指定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应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解决观念、机制和策略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观念层面，应该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观与城市营销观念结合起来。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城市”的整体意识和“营销”意识。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的核心地位，强调它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形象提升过程中的整合效应，这是它与文化产业概念不同的关键所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始终贯穿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意识。“营销”意识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真正把城市整体形象“营销”出去。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营销和贸易环节的忽视是一个普遍问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充分贯穿营销意识，将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作为重要战略环节。 在机制层面，应充分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推动表现北京城市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在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出于严重逆差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既关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建立鼓励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防止内部企业恶性竞争的制约机制。鼓励充分体现北京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对好的文化创意产品给予奖励或补贴。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打破行业间、产业间的各种壁垒，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以相关产业链为主体，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创造力为目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牢固树立“北京创意”的品牌。 在策略层面，在挖掘本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应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和现代市场策略。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北京城市营销过程中的重点所在。在大众文化成为主要文化型态、文化贸易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这种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必须与现代媒体相结合，以此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并通过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使之为世界所认知和了解。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策略上，应强调以现代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策略上，应变被动的“请进来”为“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品牌策略上，应变单纯的产品品牌为“北京品牌”，以体现北京城市形象为核心，形成相关的系列品牌。 （二）尽快落实各项鼓励政策 自北京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来，出台了各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在2006年10月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对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出口采取了出口退（免）税、奖励优秀出口企业、培育营销网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鼓励政策。从现有情况看，这些鼓励政策仍存在着规定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种种不足。有关部门应根据产业、企业的现实，尽快落实资金、税收、法律援助、咨询服务等有关政策，使得各种鼓励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三）整合产业资源，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形成合力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的优势。在走向国际市场的初期，其背后往往存在政治和经济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力推动。在政治推动方面，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政治压力促使目标市场国开放本国文化市场，比如，美国便是利用WTO谈判等手段极力推动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在经济方面，那些国际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创意产品背后往往有着其他产业资本的推动，索尼、哥伦比亚、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它们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使得文化创意产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依托，文化创意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一枝独秀”。 由于综合国力和中国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借助政治压力不太现实。较为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接，吸纳其他产业领域的资金、营销网络等资源，形成合力。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走出去过程中急待解决的各种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火车头”作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双赢。 （四）完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为国际贸易人才转轨提供便利 龙永图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有国外生活、工作背景，取得过成功经验的，比较熟悉国外的制作方式、营销渠道、发行放映的人才” 。相关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北京也不例外。 目前，北京有多家高校开设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文化贸易等相关专业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专业的设置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注重相关文化、传媒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在与经济、贸易对接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今后，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应着力解决文化与经济、贸易的对接，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在完善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同时，也应为外贸人才的交流、转向提供便利。与文化贸易相比，我国在其他产品贸易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更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拥有大量能够熟练从事国际贸易和应对相关问题的高端人才。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充分利用其他领域已经成长起来的贸易人才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捷径。对内，可联合文化、外贸等有关部门，对优秀贸易人才进行登记备案，根据其意向选择对其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关培训；对外，可由政府部门牵线，促成国内机构与国外文化企业的联合、交流，邀请有关人员为国内非文化产业方面的高端贸易人才进行培训。另外，也可设立专门的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定期组织其他领域的国际贸易人才参加。 （五）明确目标市场定位，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人类共通性，比如，中国纺织品物美价廉，这一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落后国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按照同一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不同国家。然而，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则并非如此。文化创意产品以其中蕴涵的文化内容为根本，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容若与目标市场国的价值观、审美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该文化产品就不可能在目标市场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首先明确目标市场定位，并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早在1927年，美国商务部便发布过一份由驻华使领馆人员提供的中国市场调研报告，该报告对“中国电影趣味”的把握相当细致，特别提醒制片人“三角恋爱和两代人冲突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而不受中国人欢迎”，还将“大团圆”、“善恶分明”等归纳为美国电影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原因。对目标市场国文化习惯、文化市场的深入了解，是美国文化产品能够风靡世界的原因之一。 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目标市场国的文化习惯和文化市场状况，做到有的放矢，根据目标市场国的实际情况制作、发行文化产品，从而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在具体措施方面，可组建专业性调研机构，对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定期发布各国市场调研报告，供业界参考；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也可将归国后提供演出总结报告、参展总结报告等国外市场信息作为条件，收集国外文化市场的有关情况，既方便管理部门的宏观统筹，也能在以后的有关申请中向申请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中国古人云：“借势胜于造势，借力强于发力。”加强与目标市场国的合作，挖掘合作方的资源优势，为我所用，将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开始从一国政府转向跨国公司。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文化集团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这些大型跨国集团可以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链，然后以多种形式向全球的文化市场大量推出，获得竞争的优势。在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文化贸易真正主体的今天，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也成为一种“巨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文化公司，将难以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鉴于北京市文化创意企业规模普遍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的问题，应鼓励本地企业之间、本地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集团。在企业整合充足的过程中，应将行政性整合与市场整合加以统一，使企业整合之后真正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改变国内文化企业整合的政府运作模式，以免形成“大而不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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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就普通的。
朋友你好，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投稿更有针对性，命中率会更高一些。这就关系到，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写的稿件是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如果说投稿的话，最好投当地的报刊、网络或者是你从事的职业报刊发表，要投哪个媒体首先要研究哪个媒体，看它需要什么内容、什么体裁、什么格式的稿件，“对症下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具体情况（干什么工作，哪里的，写的小说的大致内容等），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1993年开始在部队时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的，到目前，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法制文萃》《半月谈》《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转业军官》《中国人事》《道路交通管理》等报刊发表的大约5000篇左右吧，有40多篇获奖。另外：投稿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投对报刊媒体，这两点非常重要。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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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明确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当今时代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依靠政府主导、政府补贴的传统“文化交流”模式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化出口的意义变得更为重要。 发达国家在依靠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早在“一战”期间，美国便极力推动本国电影占领世界电影市场；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在《关于文化外交的新构想》中，明确提出“动漫外交”战略；2006年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的是“韩流”产品世界化问题。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流”电视剧等等，都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依靠的恰恰是文化出口的方式，它们能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其中当然有着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强大竞争力。 第二，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在一国文化影响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吉布森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文化生产在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就业、投资、产业集结等方面，大都市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首都城市远远高于非首都的其他都市。在美国，50％以上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集中在人口100万以上的都市里，更严格地说，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中心：纽约和洛杉矶。1998年，悉尼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0％以上，而悉尼文化产业的产值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2%。 从就业方面看，伦敦占整个英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9％ 。瑞典的文化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国职位总数的9％）大多集中在斯德格尔摩 。在日本，东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占日本文化产业就业总数的16％。进入21 世纪以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是呈现出跨国资本运作、产业结构高度提升、产业分布组群化态势，在一些国际性的大都市周边产生出带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未来的工作重点。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812亿元，占GDP比重3％，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首都城市，北京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正确选择。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会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北京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明显 （一）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800 多年建都史、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丰富的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更有京剧、曲艺、美术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北京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有了可供挖掘的历史文化金矿。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北京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处，并在这种多元交汇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北京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数字等高科技文化，有全国最大规模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市场，更有全国最高水平的文体演出盛事。 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北京诸多文化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音像制品占1/3，期刊占1/4，报纸占1/5，电视剧出品（部）集数和电影产量占全国1/3 以上。在出口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规模也日益扩大，尤其是软件、图书、影视等行业的产品出口量居全国前列。2001年北京文化产品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2004年约占40%，年增幅20%以上。2006年北京实现海关软件出口56亿美元，占全国海关软件出口的1/3。 （二）创新能力全国领先 创新能力是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不仅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方面也都位居全国前列。在专利授权量方面，2000年北京的专利授权量为5905件，2006年为11238件，增长了2%，其中发明专利2000年为1074件，2006年为3864件，增长了8%；在科技奖项获得方面，2005年，北京地区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5项（通用项目），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总数247项（通用项目）的4%。 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在R&D投入上，2005年，北京科研机构共获得科技活动经费735亿元，占全国科技经费的14%，高居全国各地区之首。另外，北京的R&D投入逐年递增， 2006年达到8%，超出了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科研项目上，北京地区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各项研究项目排名和经费使用均为全国第一。2004年承担的基础研究计划158项，占全国的7%，使用经费8亿元，占全国的1%；承担的863计划1227项，占全国的 1%，使用经费9亿元，占全国的0%；承担攻关计划716项，占全国的1%，使用经费0亿元，占全国的4%；承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76项，占全国的12%，使用经费1亿元，占全国的4%。总之，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强大，在全国的优势十分明显。 （三）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创意资源丰富, 聚集了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文化名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大量创意人才。全国有400多个科技信息类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拥有独立信息机构50多个，占全国的7%。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北京地区拥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机构350所，有科研活动的单位数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有254家。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资源占全国总科技人力资源的24%，其中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人员数量高居全国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北京每10万人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两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拥有全国1/3的研究生院、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北京培养的博士后占全国的1/3。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为北京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四）首都优势 北京作为首都，意味着被赋予了一个代表中国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给北京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首都优势是北京所特有的财富，是国内任何城市不可比拟、无法相争的无形资产。首先，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注意力”资源，这种“注意力”资源在当代社会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资产。其次，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庞大的各种消费人流，其中，国内外高端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庞大的高端人员流动数量，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再次，首都优势为北京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契机。如北京近年来兴起的会展业、总部经济，包括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带来的奥运经济，主要是靠首都优势实现的。 （五）文化创意机构数量众多，文化创意集聚区初具规模 《北京蓝皮书》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在全国573 家出版社中，有237 家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36%，而从出版量、种类上，北京市的图书出版业所占比例将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提高。由于北京拥有全国最集中的作者资源、媒体宣传资源和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发行集团都纷纷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贝贝特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北京发行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世纪文景图书公司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此外，相当一批外地的民营图书公司，也将企业总部迁往北京或在北京开展业务，如山东世纪天鸿、广东天时音像、福建厦门光合作用书房，以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文化工作室等。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海淀园的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石景山数字娱乐产业基地、雍和文化园、电子城798 文化基地、北京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等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另外，东城区文化产业园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朝阳公园文化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六）奥运机遇 加拿大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奥运会已经远远不只是（像始创时那样）关乎运动技能，至少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它已经变成了一桩大买卖。奥运会不仅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主办城市，而且正如所期盼的那样，在当地零售商、旅店以及其他服务者的口袋里留下了上亿的美钞。”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不仅能够为北京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有长远的后续影响。奥运会使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北京，为展示北京传统和东方文化神韵，扩大国际交流，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国际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不足与隐忧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战略定位有待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以世界大都市作为参照与直接竞争对象。因此，面向全球的、整体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战略布局非常重要。目前，北京市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定位尚不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区域、全球应处于何种位置？面对伦敦、纽约、东京等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应采取何种战略步骤以应对其竞争？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等等，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步骤。 （二）文化创意产业主体实力较弱，国际竞争力不足 企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推广者，也是文化市场的开拓者，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和跨国经营的承担者。没有名牌的企业就不可能打开国际文化贸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国际文化的竞争力。竞争，实际上是企业实力和创造力的一种较量，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创意企业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唯有下工夫培育一批文化的名牌企业，才能担当起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的重任。目前，北京的部分文化创意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作为比照对象，这些企业无论在规模、效益还是品牌方面，都难以与之直接竞争。 （三）配套服务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将眼光放在国内市场，原因有三：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市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仅面向国内市场便可获得足够利润；第二，由于文化历史悠久和前期市场培育不足的原因，我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往往遭受较大的文化折扣，文化企业采取外向型发展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第三，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外向型文化出口企业至今仍难以形成规模，难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是文化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这些企业在北京市场也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有很多企业迫切需要立足北京、面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使得它们在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资源、渠道、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三、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一）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 全球化时代，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营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视。“城市营销”概念来源于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概念。科特勒认为，国家其实是由消费者、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实际行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国家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由国家营销概念衍生而来的城市营销也力求将城市视为一个企业，将城市各种资源、产品和城市整体形象以现代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推广。 城市营销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包括城市资源、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投资环境乃至城市形象的全方位的营销。城市营销有三种主要的营销方式：一是“景点”营销，二是“项目”营销，三是系统整体营销。无论“景点”还是“项目”，都是静态的、局部的城市营销方式，只有系统整体营销才能真正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和特征。 当今时代，在城市系统整体营销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至关重要的产业型态。第二，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体现城市风貌和城市精神。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可以形成相关产业链，从而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营销。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对良好创意的孵化作用，也会为城市营销方式的更新产生推动。 目前，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将其与城市营销的整体进行整合。我们认为，在政策指定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应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解决观念、机制和策略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观念层面，应该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观与城市营销观念结合起来。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城市”的整体意识和“营销”意识。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的核心地位，强调它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形象提升过程中的整合效应，这是它与文化产业概念不同的关键所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始终贯穿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意识。“营销”意识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真正把城市整体形象“营销”出去。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营销和贸易环节的忽视是一个普遍问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充分贯穿营销意识，将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作为重要战略环节。 在机制层面，应充分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推动表现北京城市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在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出于严重逆差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既关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建立鼓励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防止内部企业恶性竞争的制约机制。鼓励充分体现北京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对好的文化创意产品给予奖励或补贴。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打破行业间、产业间的各种壁垒，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以相关产业链为主体，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创造力为目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牢固树立“北京创意”的品牌。 在策略层面，在挖掘本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应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和现代市场策略。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北京城市营销过程中的重点所在。在大众文化成为主要文化型态、文化贸易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这种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必须与现代媒体相结合，以此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并通过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使之为世界所认知和了解。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策略上，应强调以现代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策略上，应变被动的“请进来”为“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品牌策略上，应变单纯的产品品牌为“北京品牌”，以体现北京城市形象为核心，形成相关的系列品牌。 （二）尽快落实各项鼓励政策 自北京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来，出台了各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在2006年10月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对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出口采取了出口退（免）税、奖励优秀出口企业、培育营销网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鼓励政策。从现有情况看，这些鼓励政策仍存在着规定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种种不足。有关部门应根据产业、企业的现实，尽快落实资金、税收、法律援助、咨询服务等有关政策，使得各种鼓励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三）整合产业资源，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形成合力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的优势。在走向国际市场的初期，其背后往往存在政治和经济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力推动。在政治推动方面，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政治压力促使目标市场国开放本国文化市场，比如，美国便是利用WTO谈判等手段极力推动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在经济方面，那些国际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创意产品背后往往有着其他产业资本的推动，索尼、哥伦比亚、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它们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使得文化创意产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依托，文化创意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一枝独秀”。 由于综合国力和中国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借助政治压力不太现实。较为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接，吸纳其他产业领域的资金、营销网络等资源，形成合力。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走出去过程中急待解决的各种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火车头”作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双赢。 （四）完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为国际贸易人才转轨提供便利 龙永图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有国外生活、工作背景，取得过成功经验的，比较熟悉国外的制作方式、营销渠道、发行放映的人才” 。相关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北京也不例外。 目前，北京有多家高校开设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文化贸易等相关专业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专业的设置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注重相关文化、传媒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在与经济、贸易对接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今后，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应着力解决文化与经济、贸易的对接，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在完善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同时，也应为外贸人才的交流、转向提供便利。与文化贸易相比，我国在其他产品贸易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更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拥有大量能够熟练从事国际贸易和应对相关问题的高端人才。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充分利用其他领域已经成长起来的贸易人才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捷径。对内，可联合文化、外贸等有关部门，对优秀贸易人才进行登记备案，根据其意向选择对其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关培训；对外，可由政府部门牵线，促成国内机构与国外文化企业的联合、交流，邀请有关人员为国内非文化产业方面的高端贸易人才进行培训。另外，也可设立专门的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定期组织其他领域的国际贸易人才参加。 （五）明确目标市场定位，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人类共通性，比如，中国纺织品物美价廉，这一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落后国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按照同一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不同国家。然而，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则并非如此。文化创意产品以其中蕴涵的文化内容为根本，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容若与目标市场国的价值观、审美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该文化产品就不可能在目标市场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首先明确目标市场定位，并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早在1927年，美国商务部便发布过一份由驻华使领馆人员提供的中国市场调研报告，该报告对“中国电影趣味”的把握相当细致，特别提醒制片人“三角恋爱和两代人冲突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而不受中国人欢迎”，还将“大团圆”、“善恶分明”等归纳为美国电影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原因。对目标市场国文化习惯、文化市场的深入了解，是美国文化产品能够风靡世界的原因之一。 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目标市场国的文化习惯和文化市场状况，做到有的放矢，根据目标市场国的实际情况制作、发行文化产品，从而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在具体措施方面，可组建专业性调研机构，对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定期发布各国市场调研报告，供业界参考；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也可将归国后提供演出总结报告、参展总结报告等国外市场信息作为条件，收集国外文化市场的有关情况，既方便管理部门的宏观统筹，也能在以后的有关申请中向申请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中国古人云：“借势胜于造势，借力强于发力。”加强与目标市场国的合作，挖掘合作方的资源优势，为我所用，将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开始从一国政府转向跨国公司。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文化集团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这些大型跨国集团可以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链，然后以多种形式向全球的文化市场大量推出，获得竞争的优势。在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文化贸易真正主体的今天，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也成为一种“巨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文化公司，将难以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鉴于北京市文化创意企业规模普遍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的问题，应鼓励本地企业之间、本地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集团。在企业整合充足的过程中，应将行政性整合与市场整合加以统一，使企业整合之后真正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改变国内文化企业整合的政府运作模式，以免形成“大而不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