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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陕西财经学院编辑部工作，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当代经济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主编；6-11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选派的高访学者赴德国中央银行学习；6-12 作为国家教育部选派的高访学者赴英国SUSSEX大学学习；1-1999 陕西财经学院工作，任工商学院院长、兼学报编辑部主任、《当代经济科学》杂志主编； 1997年起担任产业经济学博士生指导教师；9 至今 西安交通大学工作，任经济与金融学院（即原陕西财经学院）院长，继续担任《当代经济科学》杂志主编；7----10 曾作为学校高访学者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访问学习并担任MBA导师。
夏康达，上海人。中共党员。历任天津南开区业余大学教师、五七中学教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及主任，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天津师大学报》主编，教授。天津市社联常委，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天津文学学会副会长，天津杂文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鲁迅著作难句解》、《蒋子龙小说赏析》，主编《文史分科词典》，论文《蒋子龙小说的艺术》、《新时期小说：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等。1983年评为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86年起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现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委、文联委员、天津文学学会副会长、天津杂文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和当代文学研究。曾撰写与主编著作6种，发表论文几十篇。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及天津市社科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1946年1月，数九寒天。一个面容黄瘦，身穿黑色学生服的年轻人，来到平西延庆县的岔口。他是北平辅仁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为了追求光明和自由，他逃脱了国民党兵的盘查，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一踏上这块自由的土地，他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那边的好地方》这支歌。这一天，正好是他16岁的生日，从此，他开始了革命征途的新生活。历史风帆，转眼驶过了35年。198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们看到一位中年人在讲台上宣读学术论文，受到与会者，特别是老一辈鲁迅研究家的称赞。从相貌上不难辨认出他就是当年投奔解放区的那个中学生，只是两鬓霜白，身体微胖，举止动作也俨然是一位学者了。他就是鲍昌。从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鲍昌，曾用过白桦树、李兰陵、谷梁春等笔名。他于1930年1月21日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在社会动荡中不断破产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本是山东胶县的一个石匠，在前清的饥年馑月里，逃难到辽宁的凤城县农村。他的祖父是个佃农，但他的父亲却当了军人。20年代，成了东北军张学良属下的少校衔军官。母亲读过中学，爱好文学。1931年9月，鲍昌出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家随军移居北平。鲍昌在上小学前，也曾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日子。那时他父亲在北平军分会里有个小差事，能在北平租几间房子住，生活还过得去。“七·七”事变的前一年，父亲因患伤寒病而退役，全家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父亲病愈后，依靠摆小摊为生，成了谋业无门的城市贫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语）。鲍昌在少年时代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北宏庙小学里，他是个贫寒的学生，对于那些“有钱人”，本能地怀有敌意。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关外流亡者的子弟，心田里早就滋长了鲜明的民族意识。所以，在考中学时，尽管他一向功课很好，完全能考上敌伪的公费学校，他却宁愿考进辅仁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不愿去受敌伪的奴化教育。辅仁中学是个贵族化的学校，学杂费比较昂贵。好在鲍昌每学期都能考中前两名，得到免费待遇，才得以坚持学习。鲍昌从小就很聪颖，学习也很刻苦，并且对文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家里没钱买书，他便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去看“蹭儿书”，为此常遭到卖书掌柜的白眼。进中学后可以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消耗在那里．早上，图书馆大门一开，他就抢先进去，一直看到闭馆。中午休息时，就着馆里供给的白开水，啃自家带来的窝头、咸菜。偶尔也到附近的小饭摊上买碗老豆腐吃。生活虽然清苦，但他感到乐趣无穷。几年之内，他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中外作家的名著都涉猎了，还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写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有的还登在《小朋友》杂志上。邻居中有个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见他聪慧好学，就教他写旧体诗词。他在三、四岁就写了这样的诗：“青鹰傲空角，白虹行日周。万里挟奇物，披风列殿游。呵斥若雷动，挥刃若光流。奇计虽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飞门外，与子共赴仇。磨骨长城窟，漂尸深海沟。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诗为心声”，这些诗虽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刘琨，但也不难看到这个风华少年的抱负和志向。鲍昌读书的兴趣是广泛的。文学之外，他也爱好历史、哲学和其他的一些“杂学”。在他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就把《万有文库》中三分之一的书籍浏览过了。他几乎没有和同学们玩耍的时间，顶多是在“黑猫足球队”当个守门员；或者有时参加学校合唱队，演唱几支象《菩提树》、《你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之类的外国歌曲。1945年日本投降时，鲍昌15岁了。他原来对“大后方”还抱有幻想，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美军吉普车的横冲直撞，加上物价飞涨，百业凋零，使他大失所望，政治上愈为早熟。这年秋天，他读到《民主》、《文萃》等进步书刊，开始倾心“山那边的好地方”了。他自己办了一份壁报，贴在教室里，第二天就遭到级任老师的制止。对此，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又和几名同学秘密组织了“北国青春学会”，还借了台油印机，编印了六期题为《反攻》的小报，大都是政治抗议性的内容。不料这事被训育主任察觉。训育主任的威胁、恐吓，不仅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信念，于是他离家出走，决心投奔革命，哪怕是前途充满了艰险。后来鲍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政治上，我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生活是绝对命令”到达张家口后，鲍昌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刚学了几个月的政治课，自卫战争爆发了。他随着学校从张家口辗转地撤到了冀中。在这里没上几个月的课，便到农村参加土改。他带着一把“独一角”枪，和区武工队员一起搞武装土改，也曾在荒僻的山地和政治土匪打过几次遭遇战。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磨练了他，考验了他，于1947年8月1日，他被接纳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段生活经历，似乎与他上中学时想当个文学家的宿愿无期相遇。然而，他行军、战斗过的漠北沙幕、太行烽烟、滹沱激浪、平原晓日，却使他读了一部“无形的书”。这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开拓了生活视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跨到新时代来，鲍昌开始写“有形的书”了。1949年1月15日，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起初，他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文艺团体中当队长和政治指导员。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活逐步地安定下来，他的创作激情又萌发了。从1949年5月起，他开始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诗歌、剧本、散文和评论，到1951年出版了剧本集《为了祖国》。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一个评论集。于是，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新港》文学期刊的名称就是他取的）。鲍昌50年代初期，鲍昌的行政工作很忙，但他仍然挤时间，深入生活，去读那本“无形的书”。他曾率领文工团，多次到农村、工厂、部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也曾几次请创作假，到厂矿企业、基建工地去体验生活。1954年，他到内蒙草原上的勘探队生活了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1957年，他的长篇小说和另外两个集子已经付排，突然一场政治风暴卷来，他象一现的昙花，从文坛上消逝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62年被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搞文学研究。但只有两年多，就被派去搞四清运动，后来是“文化大革命”，进干校劳动。1969年又被下放到天津地毯厂，当了五年工人。命运迫使他在痛苦的条件下，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毁灭，也可以使人奋发。鲍昌选择了后者。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乡劳动。这个水田如织的村庄，曾是义和团的一个战场。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纳凉时，农民们常向他讲今述古。有一位70多岁的郭老汉，是义和团的一位师兄，给他讲了不少义和团的故事，还鼓励他说：“你不是会写书吗？把咱们这一段写写吧！”老汉的话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里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间，一颗耀眼的流星滑过，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他决心写一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要用一双艺术美的眼睛，去观照‘世界苦’的历史”（鲍昌：《关于二三语》）。此后，他就秘密地搜集人民的口碑材料，并利用节假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借阅文献资料。当时，他头上有顶政治帽子，不能断定何年何月才允许他发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准备，把自己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工程当作是“名山事业”。
袁卫平，字和庵。室名润心斋。1964年10月生于天津。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天津美术学院。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民族书画院院委会委员、艺委会委员，文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书画中国网首席执行，《中国当代书画家辞典》编委会秘书长、执行主编，《中国书画报》编委会秘书长、编辑部主任，《中国书画》杂志特约编审，《美术观点》杂志编委，北京大成逸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北京大得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艺术顾问，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天津盛世国风艺术馆馆长。
一、著作《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二、论文：《秦代婚姻初探》，《历史教学》1999年第7期。《略论汉代士大夫阶层的母子关系》，《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中国古代贞节观念的结构、演变及其实质》，《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文摘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论点摘编。《中国古代的贞节：并非仅对女性的规范》（郭玉峰、王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中国古代女性恪守贞节的类型与条件》，载《明清人口婚姻家庭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版。《“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生育权的嬗变：“生父”身份的确认与父系制的确立》，《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版。《中国传统社会妻妾之家艰嗣的医学史考察》（郭玉峰、王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科研项目。一、主持项目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先秦秦汉时期的婚姻及婚姻观念”（2002年），已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学科视野下的明清家族人口史研究——以湖南地区为中心”（2009年），在研。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死亡与社会：明清家族人口死亡行为研究”（2009年），在研。二、参加项目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1年），已结项。天津师范大学马俊民教授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历朝‘盛世’对比及启示研究”（2005年），在研。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2006年），在研。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科技引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1/6/20广告语言的语境，《中文自学指导》2002/1《说文》的词例研究，《中文自学指导》2001/10《说文解字》蕴涵的古代天文意识，《中文自学指导》/2001/2《说文解字》里象用字考释，《中文自学指导》2001/4广告语言的风格，《中文自学指导》2001/4广告语言的风格（续），《中文自学指导》2001/6《徐写本·木部》残卷与大徐本小篆比较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7/25说文解字重文声符替换类型及其对应规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5日藏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原件与大徐本小篆形讹字，《文史》2003/10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淄衣》引《诗》异文考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4《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3/12 转载 1、《中韩通用汉字的字形比较》，《汉字研究》（韩）第四辑，2011年6月。本文将中国通用汉字7000与韩国机用汉字4888、韩国一级考级用汉字3500、韩国教育用汉字1800的字量字种字形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指出：中国7000字与韩国4888的共有字量是4387个字。4387个共有汉字中有336个字在字形上存在差异。字形差异情况归纳为以下几类：繁简、异体、新旧字形、古今字、正俗。韩国4888字有233个字未包含在中国7000字中。当前韩国汉字使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调整4888汉字字表，将中国的高频常用汉字而不见于4888字表的，尽快补进。明确教育用汉字字形选定的标准、尽快制定出考级用汉字统一字表。本部分还对中韩同形汉字词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2、《字典部首的传承与变化研究》，《汉字研究》（韩）第五辑，2011年12月。3、《韩国考级汉字的共有字种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14辑，2011年3月。目前对韩国现代汉字的字量、字种等方面,尚缺乏系统、微观、定量调查和资料统计,这是韩国汉字研究的一个缺憾,也是汉字文化圈内汉字研究的一个缺憾,应当引起汉字学界的重视。字种是汉字标准化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韩国8家汉字考级机构公布的汉字字表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析,得出韩国汉字考级共用汉字字种3382字。毫无疑问,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数据,将对韩国汉字考级用字表的标准化研究、对韩国考级用汉字基本字的提取、对汉字文化圈内通用汉字共通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4、《韩国写本俗字的类型及其特点》，《中国文字研究》第15辑，2011年12月。俗字是汉字发展的一大特点。俗字伴随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韩国俗字谱》中贮存的俗字，为我们研究韩国汉字的使用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对这些俗字进行归类、考源、对比等研究，无论是对汉字传播史的研究，还是对韩国汉字传承变异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韩国俗字谱》辑录的1712个正字之下的俗字为研究对象，从正字和俗字的构形差异入手，对该书所收俗字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和分析。归纳出《韩国俗字谱》所收俗字类型，对其类型来源进行了考察，并对韩语俗字之特点和成因进行了探讨。5、《<说文>与中国古代的医疗技术》，《人文学论丛》（韩）第25辑，2011年4月。本文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特殊的科技文献，佐以先秦两汉典籍及后世之研究成果，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对古代医学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与归类、分析与论证。6、《韩国考级用汉字基本字研究》，《人文学论丛》（韩）第26辑，2011年6月。本文对韩国8家汉字考级机构用汉字字表的字量字种字形的调查；韩国考级用汉字基本字的研制。字量、字种、字形等是汉字考级标准化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韩国目前8家汉字考级机构公布的汉字字表建成数据库，通过对8家考级机构公布的考级汉字资料的整理，首次将这种源于考级字表的汉字资料与数据库字量字种字形字频统计相结合，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研究结论指出，韩国8家考级机构所公布的汉字字表中有4家字表的字量与实际不符合。8张字表的共有字种为3382，这个数据可以成为韩国各汉字考级机制定统一考级用汉字字表的基础标准。根据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从3382个共有字种中提取的478个基本字，该资料为汉字教材的编写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材料，在中韩汉字教学领域填补了空白。7、《说文研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中心王平教授新著《〈说文〉研读》已于2011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王平教授多年从事《说文解字》教学及研究的总结。《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其课程一直是高校文科的重要课程之一。本书为高校文科专业学习《说文解字》提供了一种教学用书，也可供文科硕士博士研究学习使用。
马廉祯，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廉祯，男，回族，1978年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召集人、运动训练学系副主任、香港中华国术总会会长、甘肃省马氏通备武学学会会长、《武学》主编和天水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等。
秦国有个叫雍齿的
编辑部部长 官大
还有雍正帝哦 我三爹就行雍
郭小川，男，原名郭恩大，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笔名：郭苏、伟倜、健风、湘云、登云、丁云、晓船、袖春等。父母均系教师。他幼年在家乡读书，随父读过两年私塾。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全家逃亡到北平。1933年夏，他取名克什格（蒙语：吉祥），考入官费的北平蒙藏学校。1934年春，用郭恩大名，考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1935年夏，取名郭伟倜，考入该校高级师范班。1936年夏，取名郭健风，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到达太原，同年9月20日报名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一二○师三五九旅。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学习，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1948年到1954年，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55年到1961年，任中央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10月18日，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不幸逝世，终年57周岁。郭小川创作作品极多，主要著作有：《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还有一些政论、杂文作品。
郭小川 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 都过得 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 每一块沙石 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富有的 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村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郭小川不傀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个人简介：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详细见：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