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随着“当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有80余年历史的学术期刊《当代》也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代》杂志由罗依·坦普尔·豪斯博士在1927年创办，最初名为《海外书览》，1977年改用今名。这份杂志主要刊载当代世界文学评论，也发表各国优秀作家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会受到它的关注。早在1935年，《当代世界文学》冬季号就登载了署名Chih Meng（陈蒙）的《转折时期的中国新文学》。文章纠正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错误认识，强调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文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以为载体的新文学代替了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文学。文章还介绍了新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传记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至1967年，《当代世界文学》还刊登过8篇文章，介绍、总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其中夏季号上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和1967年冬季号上的《中国：鲁迅》是介绍鲁迅的专文。前一篇文章称鲁迅“”，是“绝望的”，认为他的作品批判了人性的弱点。后一篇是一组诺贝尔文学奖专题讨论文章之一，赞《》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文章提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鲁迅的神化，但作者指出，即便没有这种神化，鲁迅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代世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描述虽，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也显示了这种认识由不断调整到更符合实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面对陌生的中国新文学，秉承了刊头语所引述的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理想的论述，致力于促进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理解和包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世界文学》立刻嗅到了新的气息。1979年秋季号发表州立大学Howard Goldblatt教授的《当代与新〈文艺报〉》，围绕《文艺报》复刊展开评论，认为复刊是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学重获生机的“充满希望的信号”。1981年冬季号又刊载Howard Goldblatt的《重放的鲜花：中国文学松绑》，继续传播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获得解放的消息。较之前一篇文章，作者对中国文学能否持续解冻的态度有了根本改观，表示“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的未来的繁荣保持乐观”。 随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当代世界文学》追踪、关注中国文学动态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发表文章的数量、论题所涉范围、探讨的深度都史无前例。从1991年起，《当代世界文学》更开始用专刊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文学。当年夏季号刊发了11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和访谈，如《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变革中的中国小说》《从王蒙看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妇女作家的》《余光中访谈录》等。2000年之后陆续推出中国作家的专刊和研究论文。2007年6-7月号又推出“当代中国文学专刊”，发表中国学者张柠的《的基本格局》，张颐武的《近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张清华的《狂欢与悲戚：21世纪中国文学印象》，以及食指、陈东东等中国诗人的诗。这种模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学的途径，也把中国当前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推向了世界。纵观1978年至今的《当代世界文学》杂志，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享受过如此尊荣。 2008年10月，《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创刊。第一期精选了原版2007年6期中的内容，保留了原版最有特色的三个栏目：文学、濒危语言文学、。 “中国版”把西方的世界文学类期刊的理念、观察世界文学的角度、以及当前世界文学的最新信息带到了中国，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未来还规划扩大“中国版”稿源范围，直接在世界范围内约请学者撰稿，并固定开辟“中国文学与世界”栏目，真正把“中国版”办成一个世界文学交流的窗口。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除每年出版6期杂志（2006年之前是季刊，之后改为双月刊）外，还评选两年一届的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该奖创设于1969年，是第一个在美国设立的世界文学奖项，授予被公认为在诗歌、小说或戏剧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并仅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依据。由8到10名作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负责评奖。奖项包括5万美元、一个银铸奖章和证书。这一奖项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 纽斯塔国际文学奖与中国的渊源也很深。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聂华苓、萧乾、等中国或作家先后担任过该奖的评委，、戴厚英、莫言等作家被提名为该文学奖的候选人。通常《当代世界文学》杂志都会对重要的评委和候选人加以介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或中国作家获得这一奖项。 2008年刚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把首届奖项授予莫言。纽曼奖由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世的对华语写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纽曼奖以文学价值作为惟一标准，由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通过特定程序提名候选人并遴选出获奖者。纽曼奖的总协调人葛小伟说：“纽曼奖是第一个基于美国的华语文学奖。我希望该奖能加深美国读者对当代华语文学的繁荣及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80余年的发展历史，见证了中国文学的百年沧桑和巨变。《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戴维斯—昂第亚诺说，杂志关注中国文学的模式已经发生转型，“即从带有判断性的遥远的学术视角变成了一种参与和合作的视角。”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力量，以及它在21世纪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找的，你看看，我没看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会员
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较为复杂，经济运行中仍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下半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就显得尤为紧要。一、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二是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物价总体上温和可控，基本稳定。三是就业形势较好。四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四大收入基本保持较快增长。五是重点领域的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国际上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欧洲的债务危机仍在蔓延，国内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多发的重大挑战，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样一个良好的发态势。据此，对当前经济形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今年整体经济走势将呈前高后低态势；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脆弱，不确定因素增多。三是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政策刺激驱动向市场内生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二、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两难”：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存在着“两难”。二是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是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难”。四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出现二次探底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把握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为：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三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四、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落实随着政府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出台，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总之，对房地产业，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房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地治理房地产市场混乱的现象。五、继续做好管理通胀预期各项工作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六、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一是应在促进消费方面储备一些接续政策。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抓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四是正确处理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问题。此外，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小论文，首先先说说发展对外经济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罗列好处，若干点，罗列弊端，若干点，比较好处与弊端、权衡那一种对民生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如何做，使人民得益。最后做出总结陈词结论。一千多字，很容易写出来的。
嘿嘿h h h h h
打造健康中国当代大学生应怎么做论文 应该提出论据 打造健康中国的重要意义 然后围绕这个这个论据去展开议论
偶不会
您这是论文啊？20分也忒小气了，呵呵~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一、我国周边概况和海洋国土观念 （一）周边概况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线总长2．2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我国陆地与15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国等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型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大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疆域辽阔，美丽富饶。 旧中国在长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国弱民贫。从元末明初起，帝国主义先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20余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前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列强四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就割让国土160余万平方公里，赔款7．1亿两白银。由于外敌人侵，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2600公里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公里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严酷事实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濒临黄海、东海、南海，不仅拥有内海渤海，而且拥有漫长的海岸和 6500多个岛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洋国土，除内海，领海，毗连区外，还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开发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权力。199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祖国沿海地区时，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人民对于祖祖辈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和保卫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而对海洋和海洋权益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资源被掠夺，缺少应有的“疼痛感”，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海权是国家的一种综合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门户，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新中国成立之前100多年我国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海权唇亡而齿寒，国家无安宁可言；海洋及海洋国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在海洋经济时代，谁拥有海洋，谁能在海洋开发中占有优势，谁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生存权力。事实上当今世界为争夺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上的经济争夺，军事斗争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一滴海水，但也决不容许他人侵占我国的滴水、寸土！这就要求我们全国人民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争端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特点与区别
中国国防是我们伟大祖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不侵略
给一篇我拼凑的资料吧。记得要在里面再加上一些你的军理书的这一章的主要观点，因为老师喜欢在文章里看到课上讲过的内容！！！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信息时代和科学技术是改变战争形态的两大推手 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攻歼战……这是我们常在战争片中看到的战斗场景。在那个烽火年代，我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经典镜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战场上，无外乎就是机枪大炮加飞机，为争夺阵地而冲杀。 近几年来，美国战争大片开始冲击我们的视野，不仅宏大的战斗场面吸引我们的眼球，其崭新的战争理念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军围绕“斩首行动”实行联合作战，其综合集成、一体化作战模式让我们耳目一新。无论是虚幻的战争大片还是真实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这种作战模式跟我们意识中那些战争模式不一样。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萌发于1980~1983年美国提出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信息化武器装备，比如卫星、GPS等，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信息化战争初露端倪。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打赢高科技战争，并提出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就是说，我军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 1999年科索沃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全球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它的特点是，第一次完全使用空中力量进行作战，地面部队自始至终没有进入，信息化装备大量应用，最后实现战争零伤亡。其后是阿富汗战争，实现了网络化、互联互通，前方不再有大的部队，而是一个个小战斗分队，指挥官在后方通过网络监视大屏幕进行指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信息化水平非常高的战争，实现了战争直播，死伤人数很少，进展速度很快。这三场战争都是信息化战争的初期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变革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当前我们指的这场新的军事变革，主要是以信息化为核心，以信息化战争为主要目标的一场新的军事变化，这场新军事变革究竟效果如何？可以通过实战验证。美国发动了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都是新军事变革创新成果的验证，所以战争验证也是推动军事变革的一大动因。 我个人认为，推动战争形态的变化，主要有这么几个大的因素。先是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对战争形态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催化作用，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化战争，是受信息时代推动。二是科学技术的推进。科学技术向来是推动战争样式、战争形态发展和变化的助推器，是原动力。我们都知道，没有核技术就没有核武器，没有核武器也就没有火箭部队和导弹部队，当然也就没有核作战理论。另外一个动因就是军事变革的孕育。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武器装备的变化要求编制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编制体制的改变，也要求军事理论进行创新，进而要求整个军队进行变化，这样的一切变化我们叫做军事变革。 信息化战争就是要综合集成，技术融合，一体化作战，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信息化战争不是孤立于冷兵器、热兵器之外的，它主要是讲究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我们说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实现新军事变革的方法和措施，就是进行精确控制。什么是精确控制，精确控制就是像水龙头那样，一开哗哗的水流不断，一关就滴水不漏了。什么是综合集成呢？坦克、飞机、航空母舰、卫星、导弹这些都是相互分离的武器装备，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现在的新军事变革，就是要把互不关联的武器装备联成系统，只有形成系统才能综合集成，综合集成的目的就是集成为强大的战斗力。 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军历次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未来战争中，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会不会越来越小？“人民战争思想”是否过时？ 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依然按照人民战争的理论，与时俱进，建设信息化军队，准备和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变化可以赋予人民战争更多新的内涵。未来新的作战空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海洋、外空和信息空间。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依然将继续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比如信息战、网络战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这些东西的优势在民间，民用信息技术领先于军用信息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因特网的路由器和宽带技术、手机通信和短信技术、卫星通信和导航技术等等，都是民用技术领先于军用。还有就是网络黑客技术、网络病毒技术等等，就更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信息作战。 信息化战争，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机会更多了。今后军队发展的方向是继续大量减少正规军，增大战争动员的潜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通过快速动员体系把战争潜力迅速转变为战争实力，支持和打赢战争。所以人民战争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增加新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 还有一点要注意，人民战争不是人海战争。未来战争没有前线后方，所以不存在上不上前线的问题；未来战争很难分清军人和民众，所以不存在直接参战和间接参战的问题。当然，这是一般战略意义上的划分，就直接作战部队而言，未来战争讲究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作战，这些则是在联合作战层面上的问题，联合作战层面要用联合作战的概念去解释，不要与人民战争相混淆，人民战争是指导联合作战的。 我们要和平崛起，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就是要忍，韬光养晦，永不称霸、不轻易言战。尤其是年轻人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被国外的一些有目的的说法和谣言蛊惑，人家说航母好，我们就跟着炒作航母；人家说你中国要称霸，我们就盲从。实际上，这全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蛊惑和挑拨中国的国际关系。 纵观中国，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沉浮。今天，我们面临信息化战争的机遇，这次机遇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从1840年到1949年经历了百年的沦落史，从1949年建国之后到2050年我们又将经历百年建设史。未来的五十年，我们要实现强国梦。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当前的世界眼光就是新军事变革，战略思维就是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运用。把信息化应用到国家的建设，进行电子政务，进行广播电视的网络化，通讯的网络化，对军队来讲就是打赢信息化战争，把信息用在战争准备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网络系统，把它融为一体。一体化的核心是什么？综合集成，技术融合。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就是C4ISR系统，信息战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化平台。 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化军事变革中的国防信息化是依托国家信息产业的强大支撑作为其发展动力的，并植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中。我国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积累了雄厚的自主创新和生产能力，这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军民一体化的加速实施，中国的国防实力将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