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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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半月刊 人文历史 邮发代号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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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但是清朝是一个二百多年的朝代,必须要有一个史书做史料研究,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所以这部未定稿的《清史稿》就暂且作为清朝的正史了。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齐、南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很多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二十六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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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北方的学校大部分是以政治史为主,南方的学校经济史相对要强些,看你自己的了
您可以投稿一些国家级的文章 投稿要求只要是文章原创性合格 还有就是切勿一稿多投 您可以投稿到这个邮箱里
核心刊物查询网站: 中文核心期刊2004版htm 到这可以找到中国所有核心刊物~~ 在给你点:: 从严格意义上说,期刊杂志并无国家级、省级的区分标准。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声明:中国的出版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没有所谓国家级、省级等的等级区分。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通常将某刊物说成是国家级的,某刊物是省级的或市级的。这种划分,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用处。这种划分的标准,大致是: 所谓“国家级”期刊,一般即指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的会刊; 所谓“省级”期刊,一般即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与本科院校的学报; 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也可视为国家级。 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名称目录 (此刊物级别目录执行时间为2001年1月起) 国家级学术刊物 1、《哲学研究》 4、《管理世界》 7、《政治学研究》 10、《教育研究》 13、《中国语文》 16、《中国图书馆学报》 19、《历史研究》 22、《新闻与传播研究》 25、《高校理论战线》 28、《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经济研究》 5、《经济管理》 8、《社会学研究》 11、《心理学报》 14、《外国文学评论》 17、《音乐研究》 20、《中国史研究》 23、《中国社会科学》 26、《光明日报》 29、《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英文版 3、《财贸经济》 6、《法学研究》 9、《民族研究》 12、《文学评论》 15、《外语教学与研究》 18、《美术》 21、《世界历史》 24、《求是》 27、《人民日报》 30、《体育科学》 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文章1500字以上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刊物目录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重 点 刊 物 出 版 单 位 1、哲学 1、哲学 1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3 《哲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4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5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6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7 《宗教学研究》 社科院宗教所 2、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1 《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3 《经济法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4 《中国劳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5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6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 7 《保险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8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9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10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11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与财政部主办 12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学会 13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4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主办 应用经济学 1 《国际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 《当代经济研究》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3 《国际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出版社 4 《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5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6 《价格理论与实践》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国价格学会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8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9 《国有资产管理》 经济科学出版社 10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企业管理》 国家经贸委 12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所 13 《市场营销导刊》 中国市场学会与国家经贸委主办 3、法学 法学 1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2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3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中外法杂志 4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政治学 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 2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5 《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 社会学 1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杂志社 2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科院 3 《妇女研究论丛》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 4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华书局 6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7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国际共运史学会 民族学 1 《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2 《世界民族》 世界民族所 3 《日本学刊》 中国社科院 4、教育学 教育学 1 《中国教育学刊》 教育部 中国教育学会 2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教育部 3 《学前教育研究》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4 《课程 教材 教法》 教育部 5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6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7 《教育研究与实验》 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 8 《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部 9 《人民教育》(2000字以上) 教育部 10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教育部 11 《思想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所 12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13 《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 1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教育部 3 《心理学探新》 中国心理学会 5、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1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 《古汉语研究》 湖南大学 3 《古文字研究》 中华书局 4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5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6 《语言文字应用》 国家语委 7 《中华文史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 《文学评论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1 《读书》 三联书店 12 《语文建设》 文字改革委员会 13 《辞书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14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所 15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字理论研究会 16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7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8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 《中国典籍与文化》 国家教育部 2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作家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 1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5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编译研究中心 6 《中国俄语教学》 中国俄罗斯研究学会 7 《日语学习与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语学院 9 《外语研究》 解放军外语学院 10 《中国英语教学》 中国英语研究会 11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12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 1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 2 《中国记者》 新华社 3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4 《国际广告》 中国对外经贸企业协会 5 《中国广告》 《中国广告》杂志社 6 《编辑学刊》 学林出版社 7 《中国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 8 《中国图书评论》 中宣部出版局 9 《大学出版》 教育部 10 《图书发行研究》 中国发行协会 1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12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 艺术学 1 《音乐创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 2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3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学院 4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5 《钢琴艺术》 人民音乐出版社 6 《舞蹈》 《舞蹈》杂志社 7 《艺术教育》 文化部 8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9 《美术观察》 美术观察编辑部 10 《中国美术教育》 教育部 南京师大 11 《装饰》 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出版:中国装饰杂志社 12 《中国油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3 《水彩艺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 14 《中国版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5 《国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 16 《连环画报》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17 《雕塑》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 18 《艺术与设计》 出版总署 19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21 《中国音乐教育》 教育部 6、历史学 历史学 1 《史学理论研究》 历史所 2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科院 4 《考古》 中国社科院 5 《军事历史》 军事科学院 6 《民国档案》 中国第二档案馆 7 《抗日战争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 8 《中国地方志》 北京 中国地方志办 9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10 《当代中国史研究》 国史学会 11 《欧洲》 中国社科院 12 《当代亚太》 中国社科院 13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14 《考古学报》 考古杂志社 15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档案馆 16 《台湾研究》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17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 18 《南亚研究》 中国社科院 19 《西亚非洲 》 中国社科院 20 《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7、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教育部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2 《管理现代化》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公共管理 3 《中国行政管理》 人事部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4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 5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6 《国家图书馆馆刊》 中国国家图书馆 7 《图书馆杂志》 上海图书馆 8 《情报学报》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会刊 9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中国人民大学 1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1 《中国信息导报》 国家科技部信息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12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 8博物馆学 图书情报文献学 1 《中国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会 9、综合类 1 《文献》 国家图书馆 2 《文物》 国家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 3 《文史》 中华书局 4 《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论点摘编 5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6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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