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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结婚
那就写安娜 卡列尼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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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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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发展是比较晚的。文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十七世纪以前，除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之外，俄罗斯文学是一片空白。十七世纪末彼得大帝向西方开放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俄罗斯文学才发展起来。 十九世纪初，随着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俄军一直打到了巴黎。一些俄军中出身贵族的年轻军官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反而成了拿破仑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十二月党人。他们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给了农奴制俄国以最初的沉重打击。 这一切都为普希金登上俄罗斯文学舞台准备了条件。 早期的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把他的浪漫主义叫做“积极浪漫主义”以别于卡拉姆辛那样的“消极浪漫主义”。普希金的浪漫主义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不再是西欧文学的复制品。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他的创作更从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由于它具有转变期特色，史论中一般将小说《红与黑》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最早的作品，但《奥涅金》的发表比《红与黑》还要早些。可见这时的普希金已经站在时代的前列了。 从普希金开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浪接着一浪，形成了欧洲文学中一个突出的高峰。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峰，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课题。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由于1812年卫国战争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贵族革命的准备，加上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一1852)。他的诗歌不接触社会主题，有迷惘朦胧的神秘色彩，但诗歌语言纯正、优美，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良好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早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一1826)等。十二月党人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专制暴政，揭露统治阶级对农奴的野蛮剥削，进行了革命的鼓动。 1825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萌芽、形成到完全确立的时期。头二十五年中，克雷洛夫(1768一1844)以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寓言，格利鲍耶陀夫(1795一1829)以揭露贵族当权者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但现实主义的真正奠基者是普希金，上半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大的代表是果戈理，以文学批评帮助确立批判现实主义的是革命民主主义前驱别林斯基。 亚·谢·普希金（1799－1837）是俄罗斯现代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写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当代先进青年追求自由，失志贵族革命的思想。他的小说，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表现了同情人民命运的民主思想，显示了作家朴素简洁的创作风格。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塑造了俄国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第一个典型，被公认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米·尤·莱蒙托夫(1814一1841)是十九世纪的著名诗人兼小说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多半表达贵族革命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悲愤情绪，塑造由对现实不满而发出抗议的叛逆性格。他的著名诗歌有《诗人之死》、《帆》等。在小说《当代英雄》里莱蒙托夫描绘了三十年代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肖像。 尼·瓦·果戈里（1809一1852）在确立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中起过特殊作用。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揭露了俄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官僚和地主。果戈理的作品由于辛辣的嘲讽和幽默的讽刺相结合，收到明显的艺术效果。 维·格·别林斯基(1811一1848)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倡导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俄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促进了文学同解放运动更紧密的结合。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文章有《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论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九世纪中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文学杂志最为活跃的时期，最享盛名的杂志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办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期间著名俄国文学家创作的文学名著以丰富的语言，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俄国社会生活。 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改良的办法废除俄国的农奴制，在艺术创作上忠于现实主义原则。两位作家都通晓俄罗斯文学语言，擅长描写自然景色和俄罗斯优秀妇女形象。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反映 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全生活。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的《罗亭》、《前夜》、《父与子》等长篇小说描写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伊·亚·冈察洛夫(1812一1889)则熟悉俄国外省宗法制农村生活，以《奥勃洛莫夫》等长篇小说描绘出俄国农奴制解体的图画。后者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杂志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一1878)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全面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情绪。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1826一1889)发扬果戈里的讽刺传统，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大的讽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以暴露没落贵族阶级的粗野、残暴、假仁假义、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为内容。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促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一1861)继承先驱者别林斯基的传统，利用《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美学论著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宣传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捍卫文学的批判倾向，揭示文学在教育和改造社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杜勃罗留波夫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惨透的程度》和评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四篇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新型革命家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 七十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作家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们心灵的观察，创作技巧也更加成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走向高峰阶段。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同代和后代西欧作家有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穷人》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六十年代以后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描述了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又痛苦的感受，显示了作家洞察和刻画人们心理活动的才能。但他的作品也表露了他思想上的矛盾——真挚地同情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热烈地向往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却找不到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只希望凭借宗教信仰的威力，在容忍和顺从中去寻求解脱。 列·尼·托尔斯泰(1828一1910)是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的名著丰富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分别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家庭关系和贵族地主同农民的矛盾展示俄罗斯生活的画面。作家的晚年作品写出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蕴藏在俄国农民心中的愤懑情绪，也表现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俄国贵族地主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但又宣传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帕·契诃夫（1860一1904）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文笔精炼，形象鲜明，思想深刻，通过细小故事情节，或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苦恼》、《万卡》等)；或揭发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变色龙》等）；或讥笑小市民的庸俗习气；或暴露知识分子生活的空虚；或反映社会的黑暗（《第六病室》、《套中人》等），都能收到以小见大的社会效果。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大多反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对健康生活的憧憬和朦胧追求。契诃夫的戏剧朴素而含蓄，具有哲理性，受到剧坛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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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师命题，自主选题。2）自己选题，向导师申请。喜欢文学选文学！喜欢语法选语法！喜欢社会论题选民族习惯之类的！论文很自由，关键是要有亮点。比如说我的论文是：《俄罗斯外来词辨析》。
这问题也太难了。。。看看契诃夫的小说吧，我这有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这是我自己写的 有没有一支笔，起伏跌宕后仍然静静喧嚣？ 有没有一出戏，活色生香却激流暗涌？ 有没有一个灵魂，曲终人散后却永远不会寂寞？ 只有在契诃夫的笔下，悲剧才会那么浪漫，残酷才会那么凄美，狼狈也会那么从容，欢喜才会那么灵动，戏谑也会那么无奈。他的短篇小说，就像一场盛宴的觥筹交错。是文学秀，也是生活秀。谁的眼睛能够看穿真相？谁的心能明辩是非？谁又能治得了谁的罪？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像是我们自己热闹的影子，在最佳主角的幻想中，携着七情六欲，在华美的布景中寂寞穿行。 作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作品里，有当时俄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有广为传诵、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极富寓意、思想隽永的人生哲学。而用以表达这一切的，均得益于契诃夫极其凝练的形象化语言和独一无二的叙事手法。一般的说法是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他的小说却是对真实生活的客观还原，甚至可以说，是对真实生活某一场景或某一细节的细微提取。正如他在《初学写作者守则》中所说，“你只管在你面前铺开纸，拿起笔，调动起被你抓住的想法，写将起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李子干，写天气，写戈沃罗夫厂出的克瓦斯，写大西洋，写时钟的指针，写去年下的那场雪……”正因如此，契诃夫的文字行云流水，其人物信手拈来，占据人的灵魂，烧灼人的情感，妙语连珠，回味无穷。难怪有人称赞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般源源流出。也正是因为契诃夫对生活的高度还原，以至于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书中的人物时，仍觉得亲切鲜活，如同我们自己和身边的同伴。 从最平常的生活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和人性特征，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契诃夫在其短篇小说的写作原则中说：“我们必须写简单的事情：比如塞米诺维奇怎样和伊万诺夫结婚了，就是这样。”他在最寻常的生活中，挑出了这一点，那一点，外加一点细节，将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于是就构成了新的内容。他高度淡化情节，只言片语便得其故事精髓，任何一种时间、地点和场合，都可以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开始方式。而往往在你以为故事才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戛然而止。契诃夫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尤其是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并不像多数作家般仔细描述小说人物的心理变化，只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他的短篇小说中没有轰轰烈烈撼人心魄的革命或离现实遥不可及的战争，只是提取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凡的片段，用最形象生动的语言行动和最巧妙精致的细节，将一个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即使没有对白的人物也栩栩如生，从而在这短小的故事中揭示深刻的社会现象。 冲突与矛盾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一点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乞丐》，起初我们只是好奇乞丐卢什科夫是否能走上正途，在结尾处看到“在公证人那里工作，每天拿三十五个卢布”的乞丐时，我们还不及为其感到欣慰，文章便笔锋一转，让乞丐说出真正让他下决心改变的，居然是斯克沃尔佐夫家的厨娘。再如《恐怖之夜》，文章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巴尼希津之口，讲述其圣诞前夜招魂会回家后居然在家中发现一口棺材，而去其朋友家居然有相同的棺材，其文表述之真实仿佛使读者同样经历了毛骨悚然的夜晚，而在最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又一次中了契诃夫的“陷阱”。 国学大家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如此评判“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同样，以此来衡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也是很有裨益。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练，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他笔下的人物是孤独而且寂寞的，其生活状态是原生的、琐碎细微的。出租马车的车夫姚纳·波达波夫的儿子死了，他渴望让人了解，沟通情感。可坐马车的客人竟没有一个愿意听他诉说。最后，姚纳只能对着他的马倾诉自己失子的悲痛。里尔克说，灵魂没有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的确如此，《苦恼》这篇被列夫·托尔斯泰称这罚最好的小说，没有情节上的巧合，没有戏剧化的冲突，仅仅是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琐事，经过契诃夫的排列组合，就向读者揭示出了一种人间的寂寞。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去读寂寞，他会觉得，那种反映生活琐碎卑微的悲剧性，儿好悲剧的利箭突然冲我们的前额射来，让人猝不及防，心灵惧撼。原来，这种悲剧生隐藏在你的心底很久，而你又不忍正视的。 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多是个忧伤而善良的人，不满意于现在的生活，为幸福和理想而努力奋斗。小说中描写情感和苦恼，没有激烈的暴风雨式展示，对人物命运的分析也没有宏篇大论，有时你还想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告白，而小说却已经结束了。对人物感情的描写很节制。当描写到感情时，总是淡淡的表达一个人最表层的倾诉，其他的内容是作者的抒情描述和静止的风景衬托，所以读他的作品，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很大。能体会人生中的丰富的、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有一种“秋天的忧伤”的审美体验。这和作家的人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喜欢契诃夫的文学观：“文学之所以叫做文学，就因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老老实实的真实。”“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他认为高尔基的作品修饰语太多，难以理解，“把那些可以删去的修饰名词和动词的字眼删掉，”“这种描写一下子不能印入脑海，而小说却必须一下子、在一秒钟之内印入脑海。” 尤其是他对简炼的看法。契诃夫说短篇小说必须具有“双倍的简炼。”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中，没有多余之笔。就连偶尔的旁逸斜出，也在更深广的背景中，作了遥远的呼应。对细节的敏感、留恋、观照，都有深深地悲悯——因为人世间的每一事件，都浸透了人的血泪。 记得弗洛姆曾指出，令人悲哀的是，当我们在睡眠中听到自己良心的呼唤时，却不能马上有所行动；而当我们在醒后能采取行动时，又忘记了在梦中的觉悟。契诃夫如同一个造梦的旅人，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个斑斓而苍凉的幻梦。而在梦醒后却惊奇地发现，这幻梦竟是真实的生活。契诃夫的作品，总把人从迷梦的幻觉中拉回来，目击人世，扑面而来的现实——做逃避现实的胆小鬼，是一种耻辱。夜读契诃夫，如同欣赏一部黑白片的电影，让人仿若置身于俄罗斯白雪覆盖的石子街道。路灯清冷的光映衬出雪花透亮的光芒，“套中人”别里科夫、变色龙“”、佝偻褴褛的乞丐，仿佛生了锈似的不起眼的海军少将老头……一个个书中的人物纷纷向你走来，默默上演着一幕幕或滑稽、或悲凄、或幸福的故事。 世界如此残缺，给了人灵魂却不给人一颗爱人的心，给了人力量却不告知力量背后更深刻的无奈，给了人希望却不指出通向希望的道路，给了人生命却不说明生命的意义。然而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清醒的思考者，契诃夫正如《苍生》所说，在那个缺少忧患的时代。忧患是一种沉重，深刻而且痛苦的清醒。他宁愿选择一种痛苦的清醒，也不愿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为他知道，活着的痛比糊涂的死更有价值。更何况，忧患的痛是为了更多的不痛，人们逃不开一副担子，那就是自己的良心。你可以不相信这种良心，但你不可以亵渎它。人性正因如契诃夫这样的大作家不断做出悲天悯人的思考和探索，不断向“善”努力，才会显得美好。 契诃夫说自己的作品会在死后被遗忘，但五十年后又会崛起。我相信，再过多少年，他的作品都不会被遗忘。
题目倒是好弄的。我推荐几个：托尔斯泰笔下探索型人物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基督受难精神。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俄国文学史上的“小人物”形象。屠格涅夫人道主义局限性在其作品中的体现。关于参考的资料，第一，你可以参见相关的文学史。第二，如果你们学校购买了期刊网的数据库，你可以从学校网络进去，免费下载相关材料。第三，可以参见外国文学的参考书，到淘宝网搜一下就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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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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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发展是比较晚的。文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十七世纪以前，除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之外，俄罗斯文学是一片空白。十七世纪末彼得大帝向西方开放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俄罗斯文学才发展起来。 十九世纪初，随着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俄军一直打到了巴黎。一些俄军中出身贵族的年轻军官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反而成了拿破仑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十二月党人。他们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给了农奴制俄国以最初的沉重打击。 这一切都为普希金登上俄罗斯文学舞台准备了条件。 早期的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把他的浪漫主义叫做“积极浪漫主义”以别于卡拉姆辛那样的“消极浪漫主义”。普希金的浪漫主义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不再是西欧文学的复制品。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他的创作更从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由于它具有转变期特色，史论中一般将小说《红与黑》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最早的作品，但《奥涅金》的发表比《红与黑》还要早些。可见这时的普希金已经站在时代的前列了。 从普希金开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浪接着一浪，形成了欧洲文学中一个突出的高峰。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峰，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课题。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由于1812年卫国战争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贵族革命的准备，加上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一1852)。他的诗歌不接触社会主题，有迷惘朦胧的神秘色彩，但诗歌语言纯正、优美，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良好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早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一1826)等。十二月党人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专制暴政，揭露统治阶级对农奴的野蛮剥削，进行了革命的鼓动。 1825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萌芽、形成到完全确立的时期。头二十五年中，克雷洛夫(1768一1844)以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寓言，格利鲍耶陀夫(1795一1829)以揭露贵族当权者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但现实主义的真正奠基者是普希金，上半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大的代表是果戈理，以文学批评帮助确立批判现实主义的是革命民主主义前驱别林斯基。 亚·谢·普希金（1799－1837）是俄罗斯现代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写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当代先进青年追求自由，失志贵族革命的思想。他的小说，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表现了同情人民命运的民主思想，显示了作家朴素简洁的创作风格。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塑造了俄国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第一个典型，被公认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米·尤·莱蒙托夫(1814一1841)是十九世纪的著名诗人兼小说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多半表达贵族革命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悲愤情绪，塑造由对现实不满而发出抗议的叛逆性格。他的著名诗歌有《诗人之死》、《帆》等。在小说《当代英雄》里莱蒙托夫描绘了三十年代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肖像。 尼·瓦·果戈里（1809一1852）在确立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中起过特殊作用。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揭露了俄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官僚和地主。果戈理的作品由于辛辣的嘲讽和幽默的讽刺相结合，收到明显的艺术效果。 维·格·别林斯基(1811一1848)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倡导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俄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促进了文学同解放运动更紧密的结合。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文章有《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论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九世纪中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文学杂志最为活跃的时期，最享盛名的杂志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办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期间著名俄国文学家创作的文学名著以丰富的语言，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俄国社会生活。 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改良的办法废除俄国的农奴制，在艺术创作上忠于现实主义原则。两位作家都通晓俄罗斯文学语言，擅长描写自然景色和俄罗斯优秀妇女形象。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反映 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全生活。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的《罗亭》、《前夜》、《父与子》等长篇小说描写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伊·亚·冈察洛夫(1812一1889)则熟悉俄国外省宗法制农村生活，以《奥勃洛莫夫》等长篇小说描绘出俄国农奴制解体的图画。后者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杂志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一1878)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全面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情绪。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1826一1889)发扬果戈里的讽刺传统，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大的讽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以暴露没落贵族阶级的粗野、残暴、假仁假义、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为内容。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促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一1861)继承先驱者别林斯基的传统，利用《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美学论著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宣传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捍卫文学的批判倾向，揭示文学在教育和改造社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杜勃罗留波夫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惨透的程度》和评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四篇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新型革命家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 七十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作家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们心灵的观察，创作技巧也更加成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走向高峰阶段。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同代和后代西欧作家有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穷人》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六十年代以后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描述了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又痛苦的感受，显示了作家洞察和刻画人们心理活动的才能。但他的作品也表露了他思想上的矛盾——真挚地同情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热烈地向往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却找不到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只希望凭借宗教信仰的威力，在容忍和顺从中去寻求解脱。 列·尼·托尔斯泰(1828一1910)是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的名著丰富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分别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家庭关系和贵族地主同农民的矛盾展示俄罗斯生活的画面。作家的晚年作品写出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蕴藏在俄国农民心中的愤懑情绪，也表现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俄国贵族地主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但又宣传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帕·契诃夫（1860一1904）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文笔精炼，形象鲜明，思想深刻，通过细小故事情节，或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苦恼》、《万卡》等)；或揭发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变色龙》等）；或讥笑小市民的庸俗习气；或暴露知识分子生活的空虚；或反映社会的黑暗（《第六病室》、《套中人》等），都能收到以小见大的社会效果。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大多反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对健康生活的憧憬和朦胧追求。契诃夫的戏剧朴素而含蓄，具有哲理性，受到剧坛的推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俄语科学语体在科学技术情报和学术交流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苏联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在书面上都是用俄语科学语体表达的。所以,掌握好俄语科学语体是获取世界上先进科学与技术的可靠手段之一。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俄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俄汉语修辞格数量相差悬殊之原因浅析 2、“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俄语教学创新研究 3、语料库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科技风,2020(08):66- 4、杨柳青木版年画核心术语俄译研究 5、高校教学改革背景下的旅游俄语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6、俄语电影汉俄双语字幕在俄语学习中的作用 7、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前苏联的翻译及传播 8、汉俄网络广告中的语用预设浅析 9、俄罗斯文学影视作品名的汉译问题 10、大学公共俄语学习现状及策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为例 11、汉俄职业委婉语中的语言世界图景对比分析 12、俄语战争话语的特点与功能分析 13、如何在俄语课堂中融入学科素养 14、基于词汇联想的词块学习理论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15、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问题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