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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D9 法律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6号（100035） 2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沙滩北街15号（100720） 3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律系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四院（100871） 4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100088） 5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西北政法学院（710063） 6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中国政法大学（100088） 7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00872） 8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武汉市武昌珞珈山（430072） 9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400031） 10 法学 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200042） 11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200020） 12 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学院 武汉市洪山区政院路1号（430074） 13 公安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00038） 14 犯罪与改造研究 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 北京市德外祁家豁子9803信箱（100029） 15 人民检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甲4号（100043） 16 人民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100745） 17 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11号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100089） 18 中国监狱学刊 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 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东路41号（071000） 19 民主与法制 中国法学会 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63号（100034） 发稿都要半年以上，费用500-10000不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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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PI统计需要改进（中国经济观察3）（2）重视低收入居民价格指数及其政策含义（人民日报《内部参阅》6）（3）使用民生指标应明确统计概念和口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4）（4）最低工资标准与“副作用测算”（文汇报29）（5）讨论劳动者报酬占比问题应注意科学定位（探索与争鸣5）（6）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究竟是多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6，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4（7）对新一轮“调结构”要有新认识（文汇报14）（8）60年来上海发展战略的演进（文汇报1）（9）应当慎用“幸福指数”的概念（学习与探索1）（10）“人类发展指数”（HDI）：含义、方法及改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3）（11）索尼公司的公司治理变革与启示（外国经济与管理5）（12）“纽约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研究及对上海的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4）（13）“纽约市的GDP到底是多少——兼论上海市与纽约市的经济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14）“杜邦公司的安全信念及其实践”（外国经济与管理4。人大复印《管理科学》4）（15）“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领导能力建设”（青海社会科学4）（16）“我国中央公布GDP与地方统计之和差异的实证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5）（17）“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力资源障碍与突破”（学习与探索3）（18）“美国GE公司董事会的运作理念与模式”（外国经济与管理5；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转载7）（19）“对微软公司与福特公司的比较与启示”（外国经济与管理6；复印《W-F8国际经济文摘卡》3）（20）“领导者的思维弹性”（领导科学8）（21）“知识经济呼唤新会计体系”（上海会计10）（22）“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光明日报30；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转载9）（23）“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劳动力资源的适应”（经济研究参考4）（24）“构筑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梯队”（南开管理评论1）（25）“美国经济调整中的劳动力问题研究”（经济学动态1）（26）“人力资源开发谬误举要”（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27）“跨世纪领导干部的思维和视野及其特征”（社会科学4）（28）“国有无形资产流失的表现、原因和对”（中国经济问题6）3．科研成果获奖（1）“国有无形资产流失的表现、原因和对策”，获上海市（1996—1997）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人力资源开发者的思维与行为误区”，获上海市（1998—1999）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3）“知识经济的兴起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获上海市（2000—2001）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内部讨论奖；（4）“劳动价值论和上海经济发展”（主要参与者），获上海市（2000—2001）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内部讨论奖；（5）劳动价值论和上海经济发展（主要参与者），获中央党校2001年调研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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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概念的比较分析》（第二作者），《行政与法》2004年第9期；《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第二作者），《行政与法》2005年第10期；《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2005年“第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政治学科分论坛主题发言，政治学科分论坛行政管理学科组优秀论文一等奖；《行政责任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深层反思》，《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行政责任制度设计理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编：《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3年年会论文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论制度惩罚与责任个人化原则》，《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治理范式的信息结构、交易费用和学习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公共管理标准的理论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目录索引；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不确定性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2004年“第二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管理科学”分论坛上主题发言论文；《行政责任：概念、性质及其视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公民问责制：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统计数字的多维解读与理论诠释》，《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20期；《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监察学会《研究参考》2008年第4期全文转载；《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贫困：建构和谐社会的二维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基于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方案的类型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政府责任场域中的悖论空间》，《长白学刊》2008年第2期；《公共政策方案的结构与逻辑分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后“风暴”语境下的政府问责和问责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行政责任的制度困境分析》，《理论导刊》2008年第4期；《行政责任工具的类型学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价值、功能与意义：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三题》（第二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第二作者），《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论政治文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建构》（第二作者），《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4期；《公共治理中的责任结构分析》（第二作者），《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书评《构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第二作者），《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政府解辩性责任的理论探讨》，《长白学刊》2009年第1期；《政府解辩性责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途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探索》2009年第2期；《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及其要素分析》，《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监督权的制度逻辑、内在贫困和建构维度》，《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公民问责的概念建构、机制缺失和治理途径》，《探索》201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合作治理的空间建构——评<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学海》2010年第2期；《行动的选择与制度的逻辑——对“闹大”现象的理论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街头官僚的空间诠释——基于工作界面的比较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0年第11期全文转载；《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4期全文转载；《街头官僚及其行动的空间辩证法——对街头官僚概念与理论命题的重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0期全文转载；《行动者的缺席与制度的虚置——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探索》2011年第4期；《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第二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2年第2期全文转载；《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言说的短路与表达的困境——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2期；《从科学与艺术到社会设计——公共行政隐喻的后现代转向》，《行政论坛》2012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2年第7期全文转载；《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治理体系碎片化背景下的“闹大”现象》，《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1期；《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社会诚信体系的制度建构》，《光明日报》2012年7月28日第11版；《以公民行动建构政府责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3日第338期；《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东南学术》2012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2年第12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3期全文转载；《劳工权利的多元博弈及其困局》，《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社会建构主义视阈下的公共行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8日第415期；《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以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事件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技术理性与行政之恶——读<揭开行政之恶>》，《理论探索》2013年第1期；《实践、制度与理念之间的互动及其张力——基于中国行政问责十年历程的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制度论”与“道德论”——两种行政责任机制的比较分析》，《行政论坛》2013年第2期；《行政之恶的现实经验及治理途径》，《学习论坛》2013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3年第6期全文转载；《敬业精神的社会建构》，《光明日报》2013年4月18日07版；《政府责任理念的扩散及再生产——基于行政问责话语演变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5期；《街头行政：概念建构、理论维度与现实指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制度扩散与责任理念的再生产——行政问责制十年历程的反思》，载于《行政的价值》，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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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制度萌芽、初步探索、深化发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公务员聘任制的萌芽阶段（21世纪之前） 聘任制的思想萌芽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胥吏”概念。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模仿了苏联的委任制模式，由任免机关直接指定人选担任一定职务。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乡镇干部聘任制，并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1987年、1992年分别出台的《关于补充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乡镇干部聘用制的意见》，指导和规范各地区的乡镇领导干部聘用制实践。此时的聘用制在公开招聘、合同管理、聘期考核、工资结构等方面已具备公务员聘任制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制度生成的前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行政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也被提上议程。在“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十三大提出，通过逐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来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行政水平。1988年，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新组建国家人事部，主要负责研究制定人事制度改革规划方案。1993年，国务院公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暂行条例》规定部分职务实行职位聘任，这意味着公务员聘任制与国家公务员制度同时生成。这一阶段的公务员聘任制特点是国家为主导驱动制度生成，公务员聘任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共同展开。以国家驱动的特性提高了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效率，同时为各地方的实践探索奠定了基础。 公务员聘任制的初步探索阶段（2000年-2010年） 2000年，原国家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强调，在当前强调政府活力和效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背景下，应当采用委任与聘任相结合的公务员任用制度，从而保持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此后，各地对聘任制展开探索，并形成了吉林模式、深圳模式、珠海模式三种政府雇员制方案，却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管理规定无疾而终。在此背景下，2005年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首次对公务员职位聘任的适用范围、聘用程序、考核薪酬、人事争议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提升了聘任制在公务员任用管理中的功能地位，从法律上为实施公务员聘任制扫清障碍。原国家人事部部长张柏林指出，应当在总结地区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公务员聘任制的实施细则，提供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2008年，国家人社部和公务员局相继成立，继续深化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指导各地区、各部门着手试点工作。随后，中央政府陆续开展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等重要工作，为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开启了国家主导、各地方协同并进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探索历程。 2007年，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开启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试点工作。次年，浦东开始招聘城市规划、金融规划等6个专业领域人才，对聘任制公务员采用协议工资制。与此同时，在强调大胆创新、平稳推行、激发活力的思想指导下，2007年至2009年间，深圳市共开展2次聘任制公务员公开招聘工作，涉及安全监察、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性领域，吸引了数千人报名。然而，试点过程中暴露了公务员聘任制的诸多问题：一是政府提供的薪酬与市场水平存在差距，使得招聘岗位缺乏竞争力;二是在缺少科学合理的职位分类情况下，如何界定“专业性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成为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三是晋升通道不畅、社会保障缺乏、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抑制了聘任制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一阶段的公务员聘任制特点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部分地区率先进行政策试点，总体上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人数与招聘规模较小，社会认可度不高。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仍然发挥主导作用，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仅在小范围内发生作用。 公务员聘任制的深化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2011年，在纪念《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指出，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发展公务员聘任制[15]。同年，中组部、人社部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指导各地区推进和扩大聘任制改革，开创了各地方政府大胆创新、竞相试点的发展局面。2012年“两会”期间，尹蔚民再次强调，国家与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各地进行聘任制探索，通过不断地总结完善，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与办法。此后，各地区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和管理办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2017年，已有20多个省份试行公务员聘任制。 2017年，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七次会议指出，职位聘任制是推动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关键力量和重要方式。同年12月，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傅兴国强调，应当重点关注职位设置的合理性、必要性与适当性，充分发挥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作用，保障人员招聘的公平公正、业绩考核的合情合理、争议处理的心服口服[17]。在总结各地区各部门改革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发展。逐渐走向健全成熟的公务员聘任制俨然成为未来我国政府弹性用人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 这一阶段公务员聘任制特点在于国家主导与地方实践相结合，共同推动制度创新。在总结试点地区制度的经验与问题后，中央出台管理规定，对地方的聘任制实践进行指导、规范与管理，对制度变迁路径进行选择和统一。而地方也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聘任制实践，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这一过程的循序渐进不断推动公务员聘任制的发展成熟。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03期)
既然评为核心了，就不会很容易的，有本社会科学前沿应该会适合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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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建国初期国家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建国后,各地纷纷搜集古籍文献,避免其散落、遗失。如:1956年7月内蒙古人民委员会颁发了蒙文社梁字第160号《关于征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