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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回义利，义在利前
解读晋商精神一个甲子前倨后恭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先看前之倨：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再看后之恭：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躬身探究晋商精神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我认为晋商文化主要是交易的文化，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发展还比较低，还需要一些交易来完成日常的需求，因为这样的文化，猜促进了当地的繁荣，才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那时的文化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形态，是因为有那时候的文化才有我们现在更好地更发达的文化。
晋商就是山西商人。我觉得剑伤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诚信，商人就要以诚待客。只有诚信才是一个店，一个门面的立足之本。他对大学生的启示也是诚信，如果你不诚信，那么你就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本。
晋商文化是晋商的灵魂，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成就了晋商的成功与辉煌。其正如今天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灵魂，支持着企业的长远发展，指引着企业的方向。企业需要从社会中获得资源，又将输入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输出给社会，没有政府、媒体、社会公众、消费者、供应商的支持，企业不可能在市场中立足，更何谈实现企业战略，获得长远的发展。因此，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做一个优秀的社会公民。扩展资料：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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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辉煌500年的商业文化、正直诚信的精神尤其是会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山西会馆网提出的游学晋商也很火，很多商人都专门到山西去学晋商的管理制度呢。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将关云长尊为财神，百般信崇，均在于其“信”、“义”二字。晋商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 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晋商不乱交友，“相与”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票号经理李宏龄着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很多啊！诚信、宅院、社戏、票号、会馆……都算的。特点之一是官商。最根本的是他们是儒商，有着儒家精神：诚信、敬业、团结、谨慎、勤奋、进取。
晋商辉煌500年的商业文化、正直诚信的精神尤其是会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山西会馆网提出的游学晋商也很火，很多商人都专门到山西去学晋商的管理制度呢。
恩，应该去山西会馆网看看，我也是刚通过晋商智库找到他们的，晋商文化做的的确数业内顶级了。
山西靠的是煤矿，古时候靠的是银票
山西靠的是煤矿，古时候靠的是银票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