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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的兴衰就是历史政治的背景，也是原因。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与时代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这次文学思潮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文学实绩﹐后来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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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房 宁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本文通过岁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思想界沉浮分化、进退起伏的图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改革开放的26年，是中国社会思想界空前活跃的26年。 1978年底，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迁自然也反映到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其踪影。但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却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精神表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等三大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经验以及他们的愿望。关于社会思潮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以从三重意义上加以把握。思想生发于问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和矛盾是社会思想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立场决定观念。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思想反映却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反映了人们因立场和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区别对立的意志和愿望。公众筛选思潮。面对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人群中会产生许多想法与观念，但最终能形成具有广泛性、流行性，称得上社会思潮的并不多。社会思潮是那些最能集中和鲜明地反映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以社会实践为宏大背景，广泛反映群众的社会心理，与人们的经验相契合，与之共鸣，为之接受。社会思潮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和发展，首先是社会心理形态，即群众的社会意识中的共同心理倾向。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只能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加以了解把握，可称之为统计意义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第二个层面是观念形态的，主要通过具有一定观察、思考与概括能力的并掌握一定话语权知识分子，将群众意识进行概括和表达，他们是社会思潮的表述者。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可称之为文献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涌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们的著述、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所代表的思潮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思潮，但任何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言论都不能等同于思潮本身。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流行于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都源自社会，具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它们又反馈于社会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透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透视社会思潮，可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看看温儒敏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有关的资料就行了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我之前写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认识的文字，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 中国当代艺术小“拙” 中国当下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的极度匮乏,促使了中国当代 艺术的跳跃式发展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当代艺术部落的发 展,出现了当代艺术家的众多云集，艺术上的”开元盛世”这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是艺术本质上走在社会前沿的必然；是文化匮乏下的迫切需要；是 ”天价”绘画市场的催化但朦胧状态下的当代艺术确存在着诸多弊病．关 于当代艺术本人有以下拙见: 一 发展不规范,有恶性发展之趋势,许多艺术家迷失方向 ”天价”当代艺术市场的刺激致使当代艺术家众多云集,其中不乏滥竽 充数之士,当代艺术市场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仅体现在价格上的恶意炒作,还 表现在许多艺术家意识上的盲从,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片面注重所谓的”创意” 所谓的”独树一帜”内容上苍白空洞,浮于表面，甚至肮脏不堪,毫无艺术性 社会性可言成功者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所谓”当代艺术”一是要体现在”当代”上反映当下社会的现状，体现 社会的现实，走在社会的前沿，体现当代艺术哲学之美；反映人类现实生活； 为人类精神生活呐喊―――这是身为当代艺术家的一种历史责任． 所谓”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是美化人类的生存空间．当代艺术家应 该适应当代，学会发现美创造美．使艺术作品不仅仅追寻唯美而且上升到一 定的当下哲学的高度． 二．艺术的民族化尽失，缺乏生命力． 真正的的艺术是根源于自己的民族；根植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而并非盲从．正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许多”当代艺术家” 并不了解艺术之哲学，不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中国必定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 化的文明国度，我们常常会为古人的艺术文化哲学智慧而叹为观之任何一个 细心去认识去了解去感悟她的人，都会被她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身为中国的 艺术家应该了解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阐述描绘自己 的民族． 中国现在已经涌现出了众多在国际上顶级的艺术大师无不根植于自己的 民族．如赵无极（法兰西院士）朱德群（法兰西院士）蔡国强（当代世界艺 术家排名前100位）吴冠中（中国的艺术泰斗）他们都是世界当代艺术领 域公认的艺术大师．他们都有留过洋，有的甚至久居国外．但他们的艺术无 不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土壤．正如吴冠中老先生看到朱德群展览作 品时说道的”乡音未改”对艺术的民族化世界化概括的是如此之精辟． 三当代艺术收藏群体的盲目,缺乏艺术鉴赏力 艺术圈有点象娱乐圈 当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势力的艺术收藏群体不断壮大,这对当代艺术的 发展有极大的催化促进作用,但他们大都是金钱有余,鉴赏能力不足,对当代艺 术的鉴赏能力有限大多受一些艺术炒作现象的左右和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 大嘴巴”左右 部分艺术收藏群体收藏艺术品只是为了等待它的升值，以谋求利益，并 非真正关切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当代艺术圈有点象娱乐圈,大量的包装炒作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在 艺术市场飘荡作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到包装炒作的影响,许多有志士的当代 艺术家被埋没在没有硝烟的娱乐圈之中 中国当代艺术起步晚，发展周期短．发展上的存在弊端这也是必然现象． 随着当代艺术家们的不断规范，理性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之路也必然会在世 界上利于颠峰之地． 后记：金融危机来了，这也许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洗礼……（09年4月 于兆洋） 祝福中国当代艺术之明天
90年代中国美术思潮概述 90年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对90年代的美术有深刻的影响。90年代初，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年轻艺术家拉开了90年代中国美术的序幕。1991年7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新生代”画展，参展的艺术家大多是80年代末毕业于美术学院的学生。“新生代”成为90年代美术的一个重要起点。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在风格上并不非常现代，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与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中的青年艺术家所追求的西方现代艺术风格完全不同。新生代艺术家大多是在文革后接受的中学教育，80年代末90年代初毕业于艺术院校，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和知青生活，当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性时期。由于不同的经历，这一代年轻人没有知青一代的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现实的生活更加敏感，更关心个人的生存经验和前途。他们在记录他们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正在变化的时代，记录了正在兴起的都市文化和大众文化，他们是这种文化的接受者与参与者。80年代流行的西方现代艺术风格不为他们所看重，他们希望用一种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这也正好与他们所受的学院教育相吻合，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新学院派”和“新现实主义”。1992年10月，在广州举办的“广州油画双年展”，这届展览承袭了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余波，又是新生代艺术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是首次在国内按照市场方式由批评家策划操作的大型全国性展览，这个展览标志着85现代艺术运动的结束和90年代艺术的开始。 1993年在香港举办了“后89中国现代艺术展”，“政治波普”在这个展览上浮出水面，直至90年代中期，“政治波普”都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简单地说，“政治波普”就是用波普艺术的手法和观念表现政治题材。波普艺术是6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艺术风格，是发达的大众文化、传媒文化和商业文化在艺术上的反映。80年代中期波普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的前卫艺术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艺术风格接受过来。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当代社会所提供的新鲜的视觉经验开始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反映出来。政治波普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类是85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过文革的一代艺术家，他们采用波普艺术的手法来表达他们在文革时期的经验，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在他们的作品中，文革时期的标语、宣传画、政治口号以及历史图片、旧报纸和老照片等都作为现成品进入画面，改变了传统的绘画风格，更加直观表达了现实与历史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8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延续。实际上，另一类政治波普的影响更大，这一批艺术家主要从新生代过来的，但他们不是一般地描绘他们的生活，而是更为关注形式，这种形式已不是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而是敏感地反映了大众文化时代的视觉经验，尽管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向当代文化转型的时期。政治波普的作品大量搬用公共图像的方式，采用公众熟悉的公共形象和符号，不仅具有视觉的冲击力，而且也更适合逐渐习惯于当代视觉文化的公众的接受习惯。政治波普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视觉文化的反应，但其题材在90年代前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文化的背景。从政治波普分离出来的“艳俗艺术”更多地采用了流行文化的视觉手段和视觉形象，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流行文化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危机。 90年代中国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前卫艺术的本土化，不论是新生代还是政治波普都不是像80年代那样直接搬用西方现代艺术的现成样式，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经验。1993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水墨）”拉开了实验水墨的序幕，在其后的几年连续举办了几届“表现与张力”实验水墨画展，使得在现代艺术运动中一度沉寂的水墨画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实验水墨虽然受传统媒材的局限，不可能直接反映当代视觉文化的特征，但它承载着传统的重负，在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批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实验水墨画家构成了传统水墨画变革的最新锐的力量。 从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雕塑的发展也引人注目。长期以来，雕塑的创作总是按照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实验性的室内雕塑，个性的表现与现代主义语言的结合，但很少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另一个是城市雕塑，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雕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大多数作品是迎合公众趣味的唯美的雕塑，即使是那些抽象的金属作品。到90年代后期，现代雕塑开始从室内走向公共空间，尽管这个公共空间还是指城市雕塑，而是指在公共空间的雕塑展览，一些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没有让他们的雕塑观念停留在现代主义的阶段，而是充分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在题材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关注生存，关注环境；在形式上吸收了装置艺术的观念，将日常生活的现成品与雕塑结合起来，这样进入现场的公众更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感受艺术家所提出的问题。 公共艺术的发展预示着中国艺术的新趋势，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开始利用现代图像的制作技术与方式，如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像和信息技术等，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是将中国艺术引领到网络时代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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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术思潮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也是刚毕业的人，这样的题目你写到后面就想哭了，换个小点的题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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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文学思潮是由作家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美学倾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融会而成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从根本上说不能脱离现代性这一历史语境，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