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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和中国有关的科技论文题目，供大家选择： 1、李约瑟难题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 2、改革:中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 3、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4、中国科技传播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5、谈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6、影响中国科技创新需求的障碍与对策 7、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建立竞争优胜体制 8、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9、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六大国际检索系统的途径 10、中国科技期刊品牌评价与培育方法研究
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和中国有关的科技论文题目，供大家选择： 1、李约瑟难题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 2、改革:中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 3、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4、中国科技传播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5、谈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6、影响中国科技创新需求的障碍与对策 7、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建立竞争优胜体制 8、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9、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六大国际检索系统的途径 10、中国科技期刊品牌评价与培育方法研究
第一，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问题。选题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包括五个方面：首先，要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一般来说，在各个学科里面总是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首先应该注意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减少了选题的盲目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在经济领域，在法律领域，在医学领域，在农业领域、环境保护领域等，可以说，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犹为突出。换句话来说，这些学科领域的学生在选题的时候，目光首先要盯住亟待解决的问题。象环保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着我们这个地区，这个行业，在环保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回到教育战线上来说，前不久我参加了五六个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我觉得他们的选题都不错。一个是选择了一个关于教材的问题。现在各种教材涌现，如果教材编的好就有利于教育改革，这是教学的基础；如果教材编的不科学，那么老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会花很大的代价，而收效会很小。所以，很多硕士选择教材的问题。还有一些硕士选的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随着教材的变化，教学方法也要有所改进。我不太清楚，我们网络教育学院的学生有没有参加工作的老师。如果有，不妨结合自己的实践选一些自己有体会的题目。比如，有的老师写的是《新教材综合性学习的教学体会》，然后针对新的教材，提出语文备课的五个要决。从教学的角度上，还有一个论题是这样的，《为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进行评价的探索》，提出怎么进行评价的问题。评价本身很重要，评价的得体、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上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作为中文专业，与经济、法律等专业相比较，显得就不那么迫切。当然也不是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还是跟社会的接触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作为中文的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第一，选择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一部书《阅读鉴赏评论》里面举了这样的一篇范文《汉字构形理据和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这个论题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在探索，探索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探索到一定的程度却没有定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越探索越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权威性的人士，就必须要认真去思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的来说，终归有一个真理。这篇文章就是在自己的思考基础上，把混乱的状态进行了梳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还有一篇是王魁今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质的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没有科学的定位的话，对外汉语教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位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了自己本身的看法，从教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几个学科交叉思考以后，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怎样定位。通过以上所说，我们想说明的是中文领域也不是没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看你平时对自己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了。总体上来说，我们本科生的阅历少一些，实践经验少一些，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选题难度大一些。但原则上有这样的一条原则。那么你能够做更好。如果你不能做，那么我们可以换角度切入。第二，要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论文选题的第二个原则是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每一项新的发现、新的创造都将使学科领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前推进一大步。因此，这一类的课题很重要，值得我们去选，也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学科里的一些新发现、新创造，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篇本科生的论文，比如《中日古典诗歌与时间》等，从亟待解决的角度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你今天写和若干年以后写没有什么迫切性。但这里存在着新的发现和新的创见的角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来讲，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有个学生写的是《人格意识的升华——试论余秋雨散文的艺术特色》，这个是从人格角度切入的。还有个学生是评论毕淑敏的，《反思与探索》，是从毕淑敏艺术审美特点切入进去的，依据审美诗学来分析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这些都是新的角度和问题。还有一个是《拆卸七宝楼台——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还有《从牡丹亭到后二梦——试分析1598到1601年间汤显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论题。在科研领域别人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问题，他就进去研究一下。还有《一切但求心安——对妙峰山朝拜人群的心理状态的社会调查》。这是一个调查报告，不一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对社会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第三，要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论文选题的第三个原则是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科学发展有不平衡性，科学研究也就有不平衡性。就科学内部来看，研究也常常存在不平衡。从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从科学发展的全局出发，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空白处，都可以成为我们选题的对象，去加以研究，去填补这个空白。这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这跟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相似的地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老生常谈，也可能是一个空白，需要大家来赶快进行研究和探索。比如现在的SARS，它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能够研究出来，那么在传染病学这方面就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同时，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加快研究，当然要遵循实际研究的规律，不能因为要速度，而违背客观规律。对于中文系的同学来说，我想难度大一些。因为要做填补空白的工作需要有经验。不是光有知识就行的，需要大量丰富的经验。因此，你了解这个论文选题的原则就行了。等将来你成为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再去从事研究填补空白的工作，可能就不会力不从心。这是第三个选题原则。第四，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第四个选题原则是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在文学领域里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在古典文学里，好象什么都研究透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实际上，你仔细思考一下，后人的研究有后人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也有后人研究的局限。你就可以在这样的夹缝里，你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课题可以供自己去研究。在我的《阅读鉴赏评论》所收的范文里有郭预衡先生的《论欧阳修》。这篇文章就是纠正通说的。以前的观点，大家已经公认了：欧阳修是一个保守派，这是定论了。郭先生是专门研究古代散文史的，他在研究散文史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以前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欧阳修来说是太不公平了。他认为欧阳修是一个光明磊落、敢说敢骂的人，不愧于一个正直的文人。他读遍了欧阳修的文集和专著发现欧阳修不仅是开一代风气，有几代影响的大作家，不仅诗词文赋都有突出成就，不仅在经史子集都有独到见解，而且是一个很有胆识，难进而易退的政治家。郭先生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后，发现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我这个看法同这些年来对欧阳修的观点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同时期评论北宋的一些作家常常都以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来作为衡量的标尺。那时，大家认为欧阳修是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以这一点马上就给欧阳修扣了一顶保守派的帽子。郭先生认为不应该这样，将已经成为通说的这个观点，通过这篇文章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他不是个保守派，而是个改革家。观点很鲜明。第二个论述角度是说欧阳修“师道德而能文章”，这是说欧阳修不仅是个政治家，他的文章写的也很不错。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第三个角度是说欧阳修“博古通今”。第四个角度是“余时作诗人”。说欧阳修是个大诗人。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认可了郭先生的科学评价。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纠正通说”。第五，对前说作补充作为自己选题的目标。下面我们讲第五个选题的原则是对前说作补充作为自己选题的目标。什么叫前说呢，就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验证过的，已经得出结论的，但是经过你的研究认为它不够完善，不够完全。你应该去补充它，使它更具科学性，更完善。这个原则，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对大家本科生来讲是难了一点，这条原则我们记住它，等将来学识上、阅历上提高了以后再来考虑它。以上我们所讲的五条原则是从客观上来说，真正要选题的时候是要把客观和主观相结合来考虑的。你可能觉得某个题目特别好，特别愿意去研究它。尤其是第一条原则很重要，要是这个问题早一点解决，可能这个论题的价值就特别大，也有一定的贡献。我个人来看，真正要写好一篇论文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社会对你的需求，这样容易使你的论文产生社会效果，甚至是经济效果。第三个问题的第二方面是要考虑主观性，要选择有利于自己开展的课题。选题考虑科学价值的原则是以上讲的五个原则。但是仅仅从客观需要上去考虑选题是不够的。每个毕业生要考虑自己的主观条件，要看自己是否对选题有浓厚的兴趣（要注意是要有浓厚的兴趣），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另外要考虑论题的大小难易度是否适合自己的研究能力，自己搜集、占有材料的条件是否充分。另外考虑到能否得到导师的指导，你研究论题的时间是否充分。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一般的学校都给学生半年多的时间去选题写论文。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选题的一个最佳的方法。
打破僵化创兴科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本意也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后来规矩引申为做事情的基本办法，僵化的思想。我认为规矩和创新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当今之世，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实力最关键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就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就能创造激活国家经济的新产业，就能拥有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而引领社会的发展。总之，科技创新能力是当今社会活力的标志，是国家发展的关节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一活百活的胜负手。
大数据时代下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大量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分享了数字化时代的十个商业趋势，这包括从碎片化数据到大数据、从单边市场到平台双边市场、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从离线计算到云计算、从软件定义硬件到Software Define Entity、从小而全大而全到外包众包、从供应驱动消费到需求驱动消费、从规模经济到长尾市场、从传统金融到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从纯线下到O2O模式。这十大趋势应该如何理解？朱晓明院长在峰会中给出了答案。“从第一个趋势到第四个趋势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化、移动互联网是数字化时代科技创新导致的基础设施的变化。第五个趋势就是预测，数字化年代软件将成为人类最强生产力之一的趋势。第六个趋势是揭示了服务业、研发等领域是可以用数字化手段来改变生产组织方式的。第七个趋势揭示了供应驱动消费与需求推动消费在互联网年代有可能是交替变化的，各显其能的趋势。第八个趋势是描述了创新型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第九个趋势是互联网金融。第十个趋势是表明了LBS为基础的O2O模式，为众多企业商业模式的最佳模式。”此外，朱晓明院长还提醒说，在大众创新的时代要谨防四种陷阱：一是过早采用新技术、二是过快放弃新技术、三是过晚地采用新技术、四是拖延太久采用新技术。在谈到O2O的发展空间时，朱晓明院长表示“近六成的用户用过移动O2O，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在中国有6个亿，可是移动O2O只有1个亿。中国的房地产占GDP的比重是百分之六，但O2O应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三点九，这就表明它的空间有很大。其中，在O2O环节里， LBS和电子支付非常重要。”“企业要实现O2O的转型，应以定制化预约、设立导航服务、智能会员识别、LBS、大数据、广告精准推送和客户营销为目标。”“在数字化年代数据可以挖掘，资源可以共享，因此信息可以对称，成本得以降低。降低了交易成本，商家才能在竞争的市场当中获得新生。”在演讲的最后，朱院长预测说：“数字化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时候O2O也许将是最具创新特色的商业趋势。而O2O商业世界的未来是产品不分高低、数可逢生，未来无数而不生;行业不分贵贱，网可助胜，未来无网而不胜;服务不分你我，云可众成，未来无云而不成;需求不分远近，移可求深，未来无移而不深。“好屋中国介绍：好屋中国是国内首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O2O房产全民众销平台，2012年创立于苏州现运营总部位于上海。好屋中国成立三年时间，布局4大海外中心，48个中国一二线城市，为135个开发商提供服务，合作楼盘达562个，累积平台交易额已突破2942亿元。2015年，好屋中国正式展开房地产全产业链战略布局，推出考拉社区——一款有情感、有温度、有智慧的社区懒人应用，搭建人与邻里，人与物业，人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平台;抢钱宝——全民营销利器，用娱乐互动抢红包的方式实现社会化营销;抢客宝——客户案场直通车，客户信息快速直达置业顾问实现快速销售;助理宝——客户成交管理助手，实现从线上到线下无缝链接;全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全网导客系统，实现线上全封锁、潜在客户精准全覆盖;客倍多——效果管理移动驾驶舱，让开发商随时随地了解效果和成交情况，使营销过程透明化，营销策略可控化;房拍惠——金融聚客产品，以金融众筹模式实现楼盘高效传播和短期快速聚客;数钱宝——一款会生钱的锁客神器，帮助开发商提前实现合法精准锁客蓄客的金融产品;好屋贷——房产首付金融产品，降低购房门槛，促进快速成交等11款全产业链新产品。建构了从售前信息整合，到售中服务体系，直至售后社区平台的全息、全系营销服务链，打造好屋“真”“金”电商平台。
看这篇论文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参考资料：胡才珍精粹世界史——20世纪科技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打破僵化创兴科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本意也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后来规矩引申为做事情的基本办法，僵化的思想。我认为规矩和创新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科技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孙丽霞,吕景城 摘 要: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承载着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是和谐社会系统运行的核心动力。科学技术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体现出科学技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系统运行;科技创新;价值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承载着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是和谐社会系统运行的核心动力。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科技发展对建立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挥科学技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性作用。 1 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 当代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可以全面深刻地认识自然的潜力和手段。高科技是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成果,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最高成就。人类借助高科技仪器设备和手段,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更精确认识自然界,进一步扩大人类的认识视野,把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造福于人类。例如,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成功,可以使人们看到几十亿光年乃至更遥远的太空,从而为探索人类所不知的太空的奥秘提供了方便。高科技的广泛使用,必然会对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从而加速和谐社会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当代科学技术,还可以不断扩大人类劳动的对象和内容,从而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日益短缺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利用资源和能源的方式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受到人们的质疑,特别是资源和能源日益短缺,引起了世人深切的忧虑。很显然,幻想回到从前对现代人类社会是太过奢侈的向往。因而,比较现实的态度是,利用当代高新技术,不断寻找和开发新的资源和能源,不断提高现有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节约使用资源和能源。通过寻找和开发新的资源和能源,不断改变现有资源结构和能源结构。利用科学技术,将能源和物质投入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可以重新加以利用。当代科学研究的发展,预示着下一世纪的聚变反应堆有可能成为终极能源,从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能源危机。纳米技术将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科学技术正步步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强磁场和彻底失重等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宇宙空间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的进展预示着21世纪人类将进入宇宙工厂时代,无限开拓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领域。 2 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人是科技的主体,科技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也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武器。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证。“科技贫困”不仅会导致物质的贫困,也会导致精神的贫困,精神的贫困会导致愚昧和迷信。因此科技进步与创新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由于人类对科技的滥用,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因此,人类在利用科技的发展谋福利的同时,应该把它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点。为此,应该发展“安全科技”,即不污染自然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不会造成消费异化和大规模的失业的科技,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资源开发技术等。同时,还要强化人的科技意识和环境意识,通过科学知识的积累,扩大人的视野,启迪人的心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喜的是,“安全科技”已逐渐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主流。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到现代水平,出现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理论,涌现出核能科学技术、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半导体科学技术、激光科学技术、光导纤维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材料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等。这些高新技术在以其自身价值和功能影响人类及其社会的同时,对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微电子技术可以大大减少材料消耗和环境污染,新能源开发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无污染能源,人工合成材料缓解自然资源紧缺状况,方兴未艾的“数字城市”,以覆盖全市的信息网络为依托,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挖掘手段为触角,时刻监控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准确地预测着人类社会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开辟着新的途径。 3 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 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是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体来讲: 3•1 科技进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阐述,指出了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工业文明下,人们从不怀疑自己作为人的躯体,却常常怀疑自己作为人的灵魂,不断重复的机械生产、普遍扩张的工具理性,使人沦落为没有自由、没有个性的“活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特别是生产全面自动化的实现,将把人从单调重复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将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沉重的负担,而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将由此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自由时间大量增加。由此,人们将自由运用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充分地张扬自由和个性,把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终将变为现实。 3•2 科技进步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 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因此,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科技发展对改善人际关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从一国范围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劳动者的大量出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乃至一切阶级差别将消失,人们将摆脱固定分工的束缚,在生产中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将实现完全平等;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例如信息科技领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等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全面领 先。为了共同的进步,加强科技合作十分必要,而且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络,使信息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为技术合作创造了条件。由此,人与人之间消除敌对情绪,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便有了实践的基础。此外,科技发展还带来了人们交往手段的革命。比如通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使人们置于一个广袤无限的交往世界中,并超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及渐次扩散的局限性,进入普遍交往的境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自我”和“社会”的交互联结。[2] 3•3 科技进步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科学技术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打破专制、等级、特权、不平等、不公正,给个体带来了思想、行为的极大自由,普遍提升了人类智力,对人类文明、世界和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科学精神、理论、方法等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3]同时,科学技术为人类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信息和通讯科技的网络空间、整合与连接、及时性、去中心化等特性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前景”[4]。比如,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基础上的电子政府,打破了传统的行政机关的物理组织界限,政府部门的行政流程得以整合和贯通,使得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可以通过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沟通,使人人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网络的无边界性和隐蔽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来自由发表意见,由衷表达自己的意愿。近年来,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或公开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公民和社会团体得以经常方便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科技对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