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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不知道你要写的是哪个人物 所以参考书很难列 我是文献学的 把《史记》相关的几本必要的书列上中华书局十卷本 1959年版钱穆 《史记地名考》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史记索引》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还有几个有名的人的提到《史记》的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选自《观堂林集》中华书局 1959高步瀛 《史记举要》等等不知道你写的哪个下层人物 最近读到《外戚世家》窦广国见窦太后的那一段感人 记得写上去啊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它可以根据学科领域划分为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等。 历史学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欲建立史学评论学科，亦必先从本体论的角度确定史学评论定义的内涵。而要确定史学评论的定义，必先确定史学（亦称“历史学”）的定义。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史学评论理论研究亦不例外。因为，它虽然归属于史学本体论范畴，而非史学评论本体论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不先确定史学的定义，史学评论实践的对象和史学评论理论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就都无法说清楚。百度百科上说：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 逆 水 也 能 行 舟 ——谈韩信忍辱负重 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 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 “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 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 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 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 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 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 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 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 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 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 陈 慧 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 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 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 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 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 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 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 杂 感 一 则 朱 亮 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 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 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 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 戴于谦 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 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 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 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 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 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 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 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 我 眼 中 的 刘 邦 夏 琳 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 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 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 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 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 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 缪红霞 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 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 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 小议荆轲刺秦王 仲子鹏 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 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 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 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 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 人生因《史记》而精彩 刘小杰 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 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 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 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 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好像没论文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与单篇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 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 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
在中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文明古国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贤们留给我们浩如烟海的精神财富——古文典籍。其中，满天星辰中，《史记》是最为璀璨，最熠熠生辉的一颗。细细品读完《史记》，可以是人感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 《史记》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也是最为著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方法为历代“正史”开创先河。其丰富的艺术价值被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所传承并不断发展。从鲁迅“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中就可看出它对后世的影响。 读《史记》，使我认识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生灵涂炭中，起兵反秦的陈胜吴广；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如；流亡在外，却终登皇位的重耳……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灵，其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最为引人深思。 公元前494年，吴国进攻越国，越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无奈勾践只得屈辱求和，按照吴王的要求。勾践得在吴国服苦役。三年里，他忍辱负重，一心复国。回国后，他又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与百姓同甘共苦，最终，“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吞掉吴！” 勾践卧薪尝胆，雪耻灭吴的佳话至今为人们代代相传，它也为我们这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后人多了许思考：生活在当今的竞争大潮中，应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居存思亡，艰苦奋斗；如果不具有忧患意识，不把目光放长远，畏惧困难而贪图安逸，得过且过，那么，他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结果只会像吴王一样死路一条！ 困难与挑战虽往往给人以挫折，却能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而安逸与保守虽可以暂时保身，但却可以使人堕落而遭淘汰，所以，遇到挫折，就做一只同暴风雨抗击的海燕吧！只有这样，才能见到雨后的晴天！ 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水浒》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营养，因此，我也向大家推荐——《水浒》。 《水浒》为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所著，是我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章回体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因为用的是古白话，所以使人读起来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惟妙惟肖，绘声绘色，里面的人物大都形象鲜明，如粗中有细，豁达明理的鲁智深；头脑简单，直爽率真的李逵；崇尚忠义，疾恶如仇的武松等。 从《水浒》里，我们能品出豪情壮义，仗义疏财；能品出义气凛然，正气冲天，恐怕这就是水浒精神长存于世，乐不衰败的原因吧。篇四：史记读后感 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淫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政治也好，淫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淫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淫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情欲?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情欲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情欲，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篇五：史记读后感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篇六：史记读后感 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死亡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超体验的实质，造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成了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贪生怕死也自然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至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于是自然就衍生出了不朽的理念。 古人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变化莫测，无迹可寻的命运轨道上，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因着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不断演绎出了一幕幕生死抉择的画面。是择生还是择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也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标准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单纯地用勇敢或怯懦来划定。面对生死抉择，人们常常认为死能明志，生却践志。但是成败与否更不能单凭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这样的选择出现在司马迁面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数次的自我思想抗争之后艰难的选择了比死还痛苦的生，并且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后人树立起生命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贯穿着整部《史记》的创作过程的始终。 择生还是择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鸿篇巨制的《史记》和激切感人的《报任安书》中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选择上的煎熬。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灵魂的漂泊。而此时的择死似乎看起来更加容易些，但一了白了地逃避之后，也就永远丧失了永垂不朽的机会，成为了“轻于鸿毛”的死。此间的孰轻孰重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拷问着司马迁饱受重创的心灵，与此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向后人发出深刻的疑问。但最终庆幸的是，司马迁还是选择了艰难地生，中华民族因此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经完全经受住了生与死轮回的考验。因此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碰撞的结晶，也是维护人格尊严与追求永恒不朽的伟大结晶。篇七：史记读后感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 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 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 再次捧起那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情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又怎么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 无法控制不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美好，那么灿烂!我不禁怦然震动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 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 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动。
英语论文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视角，这个里面都比较不错的。
欣赏就是再创作 一个文学作品艺术容量，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对该作品所理解的艺术容量。 形象大于思维。一个人先看到事物的表象，然后才能通过事物的表象来探索事物的本质，观者(作者)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是存在误差或偏离的，但观者(作者)可以贴切、形象地描写出事物的表象，对事物表象的认识有可能由读者(批评家)来完成，也就是读者对作品的批评来完成。以完全理解作者的本意为欣赏作品的标准，对读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对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它是作者对某些现象或事物的描写、思考和感受等，而作为读者没有必须完全遵循作者的本意去理解这部作品，可以按照作者所描述的表象来对作品进行解读，读者完全可能通过这部作品读出作者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甚至是相反的东西。 艺术是相通的，这种现象在音乐中表现比较明显，一首音乐有它固定的旋律，它可以以乐谱的形式表现在纸张上，对于此乐谱，不同的演奏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而不同的听者也可能听出不同的内涵，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也可能演奏(听)出不同的内涵。对于原创者而言，其它的演奏者对原创音乐进行了再创作，而听者又对演奏者的演奏进行了再创作。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矛盾包容性。多角度地对作品进行理解、欣赏是很正常的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山这样，对于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怎么看待、理解、分析一部作品，与读者所处的环境、读者所具有的文学修养、读者的情趣爱好等都有很大的关系。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也是复杂变化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与作者莎士比亚心中哈姆雷特的形象并不完全相同，这是很普遍也很正常的现象，不能以作者心中的形象来判断对文学作品欣赏的优劣。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有人以此来强调“知作者”在欣赏作品中的必要性，孟子于此文中的本意是谈交友，并不涉及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而从文学作品的欣赏角度来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认为是可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佚名的作品，《诗经》和《乐府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不知道作者并不影响这两部诗集的艺术成就。不知道作者有可能对该作品的本意理解出现偏差，但从艺术赏析角度来说并不存在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种普遍现象，人品与文品有时是分离的，人性也是变化的，从人品看作品或从作品来看人品，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是存在误差和偏离的可能，从《金瓶梅》的文品来看作者的人品可以吗？从宋之问的人品来看他的作品可以吗？现在的电影中又有多少龌龊的导演或演员创作出艺术表现力很高的电影？文品与人品多少存在一些相互表现的，但完全以此为依据是不对的。 如何理解和欣赏一部作品，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读者完全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以我为主来欣赏。文学鉴赏不是考古，一般的读者完全可以就文论文，从文章本身中读出意境，读出感受，感受艺术美。作为文学批评家来说，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就不能这么随意了，应该全方位对作品进行细致的研究解析，包括对作者的研究，这就涉及到了学术严肃性。不过，一般的读者没有必要象批评家一样对作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来理解、欣赏，我认为能感受艺术美来就可以了。 对文艺作品的欣赏程度、欣赏角度与欣赏者的艺术修养、文化素质、人生阅历和个人喜好等有很大关系，对于欣赏者来说也应在这些方面注意，加强自身的美学修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达到更好的欣赏效果。
文学作品鉴赏是以审美活动为主导的综合活动，读者通过注意、期待、知觉、想象、领悟、情感、回味等心理活动，并使之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心理活动，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其他价值。读者在鉴赏文学作品时须遵循以下要求。 一、 综合活动，审美主导 文学作品鉴赏活动是审美活动。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歌德的《浮士德》、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其中生动的人物形象而陶醉，获得沁人心脾的美感享受。 当然，文学作品鉴赏不是纯粹的审美活动，它是以实现审美价值为主、包括实现其他价值在内的综合活动。“艺术具有一种二重特征；它既是一个摆脱经验现实及其社会效果联系而超乎其上的独立物，然而它同时又落入经验的现实中，落入社会的种种效果联系中。于是显示出这种审美现象，它是双重的，既是审美的，又是社会现象的(faitssociaux)。” 文学作品鉴赏活动除实现审美价值外，还有许多价值成分，诸如认识价值，道德伦理教育价值，政治价值等等。 例如，在认识价值方面，恩格斯就曾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还称赞读《人间喜剧》比从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例如《复活》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表现出的伦理道德教育价值，《最后一课》表现出反对外族侵略的政治价值等等。 文学作品鉴赏活动是以实现审美价值为核心而融汇了其他价值的有机活动，其中融汇的认识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同审美价值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而且，其他价值的实现，都是在审美价值的实现中实现的。 所以，“文学作品鉴赏是以审美活动为主导的综合活动”。 二、 关注局部，顾及整体 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学作品中的各个部分都是整体中的一个有机单元。朱光潜先生把一篇作品的整体布局比作兵家所谓的“常山蛇阵”。它的特点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鉴赏者在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整体把握作品，不能仅把作品中的某些场面、某些情节、某些细节孤立起来进行鉴赏，并以此去评判作品的优劣。 比如“我来迟了”，作为一句完整的话来看，无所谓优劣。日常生活中，它表述的是言说者的一种行为，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但同样的话置于《红楼梦》中，让它由王熙凤的口中说出，其含义就不一样了：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 在这里，“我来迟了”就不仅是王熙凤的一个简单的行为动作。联系上下文，考虑王熙凤在整个贾府中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知道，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语背后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既可以从中感觉到王熙凤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性格，也可以体会到王熙凤在贾府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和身份，还可以领略到王熙凤放肆的语气中所包含的炫耀和盛气凌人的气势，认识到王熙凤“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独特气质。在那种场合，这样的语言只能从王熙凤的口中说出。 再比如“绿”、“过”、“到”、“入”、“满”这些字，从语义的角度来比较，我们很难说哪一个字更好一些。但在作者感情的参与之下，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毫无感情的文字就传达出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审美感受。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容斋随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为什么“绿”好呢？从科学的角度讲，风一般只能以听觉、触觉来感知，但春天却是惠风和畅、吹面不寒、过耳无声的。现在诗人用“绿”去描写它，化不易传达的听觉、触觉而为触目成色的视觉，既见春风的到来，又惊异于春风到来后江南水乡的变化，形象生动，一举两得，这就是诗歌创作中通感的妙用。就整首诗而言，“绿”字与其它几个字相比，更能强化诗意：青山绿水，碧野春风、明月孤舟，多么富有诗意的画图啊！ 孤立地来看，下面的这段语言是非常罗唆的： ┅┅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当鲁迅把它放在《社戏》中，用来表现“我”盼望小叫天出场的急切心情的时候，它却是传“情”妙笔。 在文学作品中，某些场面、情节、细节孤立地来看可能是丑陋的、恶俗的、不健康的，但从整体来看，它们有时却是作品的必需。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那种不顾整体，单纯寻章摘句的鉴赏方式，“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合,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 所以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只有顾及全篇，把部分放在整体中去品味、去鉴赏，才是正确的鉴赏方法。 三、 联想想象，虚实相间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留有许多空白。接受美学把没有经过读者阅读的作品称为“文本”，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把文本中的符号、概念变成具体的形象的时候，文本才成为作品。那么如何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如何使一般的语言符号变为生动的形象呢？接受美学认为：必须用联想和想象。接受美学的这种观点对我们谈论文学鉴赏的要求很有启发。文学作品对艺术形象的描述都是虚实相间、留有很多空白的，这些虚的空白的地方就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想象去填补，否则，文学鉴赏就无法进行。我们看两段描写：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膨脝饱满而颠颠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像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无示她的人品。┅┅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客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50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像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的讨便宜┅┅。 第一段见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第二段见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第一段的空白是作家采用白描的缘故，第二段描写，作家采用的是细描，两段都有诸多空白。通过描写我们知道了伏盖太太有一幅憔悴而多肉的脸，但脸的形状呢？脸的黑白呢？通过描写我们知道了伏盖太太有着一个像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但到底有多胖呢？通过描写我们知道了伏盖太太有一双四周布满皱纹、无精打采的眼睛，但眼睛的大小呢？是豹子眼还是丹凤眼呢？眉毛呢？是浓浓的八字眉还是细细的柳叶眉？……总之，仅靠这些实的描写，不能够构成一个可以用视觉感知的完整图像，这就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形象进行补充和想象。只有这样，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场面才可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从而使我们得到艺术的享受。因此，鉴赏者在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去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力，根本无法鉴赏文学作品。夏丏尊、叶圣陶说：“文章是无形的东西，只是白纸上的黑字，我们读了这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会感到悲欢觉得人物如画者，全是想象的结果。作者把经验或想象所得的具体的事物翻译成白纸上的黑字，我们读者都要倒翻过去，把白纸上的黑字再依旧翻译为具体的事物。这工作完全要靠想象来帮助。譬如说吧，‘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好句子，但这八个字的所以好，并非白纸上写着的这八个字特有好处，乃是它所表托的景色好的缘故。我们读这八个字的时候，如果同时不在头脑里描出它所表托的景色，就根本不会感到它的好处了。” 四、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文学创作需要感情的投入，文学鉴赏一样需要感情的入乎其内，进入角色，与作品描绘的对象融为一体。文学鉴赏者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而应当把自己化入作品中，想人物之所想,急人物之所急,爱人物之所爱，怒人物之所怒，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理解作品，获得审美愉悦。否则就无法感受到其中的魅力。《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的，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闰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这段描写说明，在文学鉴赏中感情专注与浮光掠影所获得的审美效果是不一样的。林黛玉开始由于“未留心去听”,所以偶尔听到一句两句,她只感到“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当她被戏里的妙词所吸引而侧耳细听的时候，她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先是“不觉点头自叹”，继而“不觉心动神摇”，后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随着她感情投入程度的加深，她所受到的感染也越来越强，获得的审美愉悦也越来越强烈。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鉴赏既需要鉴赏者入乎其内，也要鉴赏者能出乎其外。如果鉴赏者一直沉浸在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里出不来，就不可能对作品作出客观的深刻的分析和评介。应当说，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能说读了李后主的词就闲愁万种，读了琼瑶的小说就想入非非，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某一人物。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就要自杀，看了《少林寺》就想出家……我们看一下吴俊忠先生对崔颢《黄鹤楼》诗的鉴赏和分析。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已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鉴赏者初读这首被誉为‘绝唱’的七言律诗，很自然地会被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旅思乡愁，以及感叹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情绪所感染，甚至会驱动自身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或遗憾‘空有大志，人生无成’，或感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渐入诗中之境而流连忘返。但鉴赏者不能沉湎于此‘诗境’，必须反复吟诵，调整视点，跳出境外，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理解诗的意蕴和内涵。读着、读着，鉴赏者把此诗放到当下的文化视野中来‘解读’，若有所悟，忽生新感：自然万物均在变与不变之中，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触景生情，见物思事，乃人之常情，然而生何种情，思哪些事，乃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和情绪心境，与其感叹山河不变人事非，倒不如睹物思人，更上层楼。黄鹤楼巍然屹立，白云悠悠缭绕，并不因黄鹤已去而失色，阳光下树木葱郁，青草碧绿，江上烟波迷茫，好一派自然风光，即使因天晚而望不到故乡，有此自然美景，足以慰思乡之情，又何必触景生愁。山河不变人事变，有志者当珍惜时光，努力奋发，不应在无为的忧愁中虚掷时光。” 这样分析，就跳出了诗外，而不至于使自己沉迷在诗歌的愁绪中。空灵的艺术需要空灵的心境去领会其中的美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需要鉴赏者的慧眼。 五、 逐层深入，体味深意 优秀的作品一般都有言外之意，题外之旨，弦外之音。文字传达给读者的字面意义几乎没有差别，为什么不同的鉴赏者对同一作品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呢，原因是不同的鉴赏者面对文字叙述有着不同的心理体验。林兴宅先生把文艺作品的审美层次分为三层：①各种形式因素唤起的意象；②意象所指示的历史内容；③象证意蕴。 其意思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意义是相当复杂的，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意义上。比如《蝇子透窗偈》这首诗： 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般。 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 表面上看，它是写蝇子从来路钻出窗外的事，没有什么意思。而实事上并非如此，这首诗的象征意义在于：通过蝇子钻窗的过程，告诉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若用眼而不用心，就会被假象所误导，也就是说，眼看不如心悟。很多读者在阅读叙事性作品的时候，总是追求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对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色彩、社会意义、作家意图、文化意蕴……视而不见，岂不知这些才是作家的真正用心和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要用眼，而且更要用心，只有这样深入体会，才会领悟到作品的题外之旨、弦外之音
可以去百度文库上搜索，以上可供参考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文学艺术的哲学思考、古代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体系、古代文学理论家的创作经验论等三个大的方面。1、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文学艺术的哲学思考。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融入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儒家文论以孔子的“仁”为哲学基础，道家的文论以“道”为哲学基础。了解了这些哲学思考，就才可以深入理解文论的本质。2、古代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体系。古代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体系，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道家以及传人中国的佛教为补充。比如笃信佛教的刘勰，其正统思想依然是儒家，所以他在《文心雕龙》中还是强调原道、宗圣。3、古代文学家的创作经验论。中国古代文论，在南北朝之前多数是以探讨文学起源和文学价值为主，比如孔子、孟子、荀子的文学理论。南北朝之后，大量的文学家开始探讨文学经验，体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中国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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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你这是硕士论文，题目应该和你导师商量啊！